第10章 埃博拉病毒和大猩猩(4)

同时，另一个国际团队开始寻找宿主，7月初在基奎特集合。团队成员来自疾病防治中心、扎伊尔大学、马里兰的美国军方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USAMRIID，前生化武器实验室，现专注于疾病研究和生化防护），和一位丹麦的害虫侵扰实验室的成员，据推测他对啮齿类动物了解颇多。他们在接触性传染看似有迹可寻的地点开始工作，即城市东南部第一位受害者——那不幸的42岁男性的木炭坑和庄稼地。接下来的3个月里，从该地点和其他地方，他们捕获和网罗了上千只动物。多数都是小哺乳动物和鸟类，加上一小部分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所有的陷阱都设在森林内部或城市外沿热带草原中。在基奎特境内，该团队在一个耶稣圣心布道所中网到了蝙蝠。他们杀死了每个被捉到的动物，抽了血，解剖了脾脏（有时也解剖其他器官，如肝脏或肾脏），进行冷藏。他们也从一些狗、牛和宠物猴身上抽血。整个成果包括3066份血样和2730个脾脏，都被送往疾病防治中心进行分析。用辐射将所有病毒杀死后，会对血样进行埃博拉病毒抗体检测，应用当时可使用的最好的分子方法。脾脏被送到生物安全4级（简称BSL-4）实验室，这是卡尔·约翰逊早期工作以来的一种新型设施（他也是先驱设计者之一），有多重密封、负压、精密过滤器和太空服，供实验室工作人员使用。太空服可以产生密闭空间，防止处理埃博拉过程中意外感染（理论上）。没人知道这些扎伊尔脾脏是否带有病毒，但必须要当作有病毒来对待，以防万一。实验室人员从脾脏材料上切下碎粒，加入到细胞培养物，试着培植出病毒群。

没有一个成功。细胞培养物快活如常，丝毫未受病毒坯的影响。抗体检测也没有积极成果。再一次，埃博拉病毒接触性传染，引起一场浩劫，然后消失，除了病人和死人身上，别处没留下任何痕迹。就像佐罗（Zorro）、沼泽狐（Swamp Fox）、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危险、隐秘、不见踪影。

基奎特大团队这三个月的努力并不应该算作彻底失败；一项设计良好的研究就算是结果不佳也能产生众多可能性。但却说明又一种尝试不可行。也许基奎特团队去得太晚了，木炭制造者生病后5个月才到。也许是湿季到干季的交替引起了宿主物种（不管是哪一种）大量迁徙、藏匿或减少。也许病毒本身减少到最小数量，残存稀少，结束时节里在宿主体内也无法检测到。基奎特团队说不出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最终报告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角度，除了不包含埃博拉病毒的长串儿动物名，就是对指引研究的三个关键假设的清晰陈述。

第一，他们猜想（基于早期研究）宿主物种是哺乳动物。第二，他们发现埃博拉病毒疾病在非洲的暴发总与森林有关。（甚至基奎特城市的传染也是由在外面森林里的制木炭者开始的。）因此，似乎可以假设宿主是生活在森林中的物种。第三，他们也发现埃博拉暴发是不定时的——有时一个疫情与下一个之间能隔上几年。这些间隔说明人类从宿主身上感染病毒是小概率事件。接触性传播的小概率进而暗示了两种可能性：要么是宿主本身就是稀有动物，要么就是宿主动物与人类接触很少。

除此之外，基奎特团队无法做出其他评论。他们1999年出版了论文（属于整个埃博拉系列报道，是《传染病杂志》的特别补充），权威地记载了这次实验没有结果的结论。23年之后，宿主依然未被发现。

“我们要知道它在哪里，”翠西·里德说，她提到了关于埃博拉病毒在空间上存在的两个谜团。第一个谜团是生态学的：它隐藏在什么活体生物当中？也就是关于病毒的宿主问题。第二个谜团是地理学的：埃博拉病毒在非洲地域上的分布是什么样的？第二个谜团只有等宿主被识别出来，追踪到它的分布后，才能解决。其间，唯一能反映埃博拉下落的，就是地图标记的人类传染分布点。

我们来看一眼这个地图。如前所述，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次出现，引发了扬布库的重大疫情和西南苏丹的稍小一些的危机，但仍导致151人丧生。苏丹暴发中心在一个离扎伊尔边境很近的小镇上，在扬布库东北500英里处。病毒始于一个棉花厂的员工，厂房的椽子里栖息着蝙蝠，地上蹿着老鼠。它的死亡率比扎伊尔低，“只有”53%，后来的实验分析显示苏丹病毒与扎伊尔的病毒基因上有区别，被归为另外一种病毒。经过细致的术语分类，这种病毒后来被称为埃博拉–苏丹型。官方的学名为苏丹病毒，没有“埃博拉”这样的后缀，但是也暗示了这是一种危险，非常具有杀伤力的病毒。卡尔·约翰逊在扬布库发现的那种病毒一直被称为埃博拉病毒，属于埃博拉–扎伊尔型。这种说法可能让人感到很费解但是确实非常准确，及时地更新病毒的分类对理清事情的思路非常重要。后来，总共有5种确认的埃博拉病毒。

1977年，一个年轻的女孩儿在扎伊尔西北的坦达拉（Tandala）村教会医院死于出血热。她死后，被采了血样，未经冷冻送到疾病防治中心，查出了埃博拉病毒，没有用细胞培养物，只对活豚鼠进行了接种，然后发现病毒在它们器官内进行繁殖。（现代针对流行病毒进行的实地考察的早期，采用临时方法来弥补无法克服的困难，如恶劣实地条件下保持冷冻活病毒的困难。）卡尔·约翰逊再次成为实验室小组的一名成员；似乎是他在一年前东边200英里第一次暴发时所做工作的合理延续。但死于坦达拉的9岁小姑娘是个孤立病例。她家人和朋友未被感染。关于她如何感染，连个假设都没有。后来约翰逊与人合著的另一篇报告中，只是暗示性地描述了女孩的生活环境：“与自然接触密切，村庄位于浓密雨林的空地上或大草原河流沿岸。”她接触了死亡大猩猩，在落满灰尘的小屋里呼吸了啮齿类动物的尿臊气，还是嘴唇触碰了有问题的森林花朵？

两年后，苏丹病毒也再次出现，感染了同一棉花厂的一个工人，那个棉花厂正是这种病毒最初出现的地方。工人被安排住院，在那里感染了另外一个病人，当病毒在医院停止交叉传播时，已有22人死亡。死亡率虽然低于埃博拉病毒，但也很高（65%）。苏丹病毒的致命性似乎没那么强。

又过了十来年，线形病毒再次现形，但以一个新的类型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弗吉尼亚的雷斯顿（Reston，Virginia）。

如果你读过《高危地带》（The Hot Zone，又译《埃博拉浩劫》），就知道这个事情。该书是理查德·普林斯顿（Richard Preston）的畅销书，内容是关于1989年类似埃博拉的病毒在被人抓到的亚洲猴子中发作，地点在雷斯顿郊区的动物检疫实验室，隔着波多马克河（Potomac），在华盛顿特区的正对面。线形病毒专家就普林斯顿的书表达了不同的意见。毫无疑问，它比任何杂志文章或报纸故事更让埃博拉臭名昭著，更让公众对其产生恐惧。一位专家告诉我这本书还带来了一阵为病毒学家“捐款的热潮”，这些病毒学家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研究这些病毒所带来的风险。如果这种病毒在弗吉尼亚办公园区里的一座普通建筑里，可以屠杀关在笼子里的灵长动物，那难道不能去其他任何地方，害死其他任何人吗？

讨论中的实验室被称为雷斯顿灵长动物检疫区（Reston Primate Quarantine Unit），属黑泽尔顿研究产品公司（Hazelton Research Products）所有，该公司是康宁公司旗下一个分支机构。那些不幸的猴子是长尾猕猴（long-tailed macaque），也称食蟹猴（Macaca fascicularis），是医学研究中常用的动物。它们是从菲律宾空运过来的。很显然，它们来时携带着埃博拉病毒，这种致命的偷渡者，就像天花病毒通过帆船船员传播而来一样。有两只猕猴一到达目的地便死了，经过如此紧张的长途颠簸，死亡也很正常。但接下来的几周里，就在那楼里，死了更多，那可就不正常了。最终，紧张情势触发警报，感染源被确认为埃博拉病毒——具体哪种埃博拉病毒，还未有确定的信息。美国军方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派来一支队伍，像穿着防护服的SWAT队伍，杀掉了所有剩下的猕猴。接着，他们封锁雷斯顿灵长动物检疫区，用甲醛气进行消毒。读普林斯顿的书，可以看到瘆人的细节。专家们很焦虑，因为这个埃博拉病毒亚种似乎能以空气播散飞沫的形式从猴子到猴子进行传播；所以，该楼里的一点泄漏就可能让病毒飘荡进华盛顿的交通大流中。它对人类和对猕猴一样致命吗？这样，后来检疫区几名员工的抗体检测呈阳性，但让人能够松一口气的是那些人没有表现出症状。实验证明病毒与埃博拉病毒相似，但是，像苏丹菌株一样，却区别不小，足可以分为另一个种类。于是就有了雷斯顿病毒。

这个命名有点误导，因为雷斯顿病毒似乎更像是源自菲律宾，而非弗吉尼亚郊区。后续调查是在吕宋岛（the island of Luzon）上离马尼拉（Manila）不远的猴子出口行展开的，在那里发现大量暴死的动物，多数都感染了雷斯顿病毒，外加12人带有该病毒抗体。但那12个受感染的人都没有发病。于是，好消息是，源自1989年美国恐慌和吕宋回顾调查的雷斯顿病毒，似乎不会引起人类发病，只传染猴子。坏消息是，没人知道原因。

除雷斯顿病毒在地域上异常外，野外的埃博拉病毒还主要是一种非洲现象。但其下一次出现是在1992年11月，在非洲地图上的埃博拉病毒暴发地点中又添了一个新点。西非科特迪瓦（象牙海岸）的一个森林避难所中的黑猩猩开始死去。避难所，塔伊国家公园（Ta？National Park），位于科特迪瓦与利比里亚边界沿线，覆盖非洲该地区最后残存的原始雨林之一。其中有丰富的物种，包括几千只黑猩猩。

那些黑猩猩的一个群体已经被瑞士生物学家克里斯多弗·布伊希（Christophe Boesch）跟踪和研究了13年。1992年疫情期间，布伊希和同事们发现黑猩猩数量上的锐减——有些死了，有些失踪，但那些科学家们并没有探索原因。1994年后期，很短时间里，又出现了8具尸体，而且其他动物消失。其中两具腐烂不太严重的尸体被解剖，由在塔伊的研究者们进行检验。其中有些被证明充满了类似埃博拉病毒的病毒，但当时还没那么明显。验尸过程中，一位34岁的瑞士女兽医，当时还是一名研究生，戴手套，没穿防护服，没戴面具，结果被感染了。怎么感染的？没有重大的明显接触，解剖刀没有误切，也没有针刺事故。也许她的皮肤轻微划伤破损，沾了黑猩猩血？或脸上被溅到了液滴？8天后，这名女士开始发抖。

她吃了疟疾药。没用。然后她被移送到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Abidjan）的一个诊所里，在那里还是被按疟疾治疗的。她继续高烧不退。第五天，开始呕吐和腹泻，还有全身皮疹。第七天时，她被抬上一架救护飞机，送往瑞士。现在她戴着面具，到场的医生和护士也都有防护。但没人知道她得病的原因。登革热、汉坦病毒和伤寒都考虑了，疟疾还未被排除。（埃博拉不在首先考虑范围之内，因为科特迪瓦还没见过这种病毒。）她在瑞士医院中，住在一个负压双门隔离间内，进行了一大串恶性疾病检查，包括拉沙热、刚果–克里米亚出血热、基孔肯雅病、黄热病、马尔堡病，现在，对，还有埃博拉病毒疾病。最后的可能性检测是由三种特别的化验物进行的：埃博拉病毒、苏丹病毒、雷斯顿病毒的检测物。没有阳性结果。那些检测物的抗体没有识别出她血液里的病毒，不知是什么。

实验室侦察还在继续，设计一个覆盖面更广的检测物——针对整个埃博拉种群的综合性检测。把该检测物加入她的血清中，就呈阳性了，这证明起码有一种埃博拉病毒抗体存在。因此，该瑞士女性是被定性为泰国森林病毒的第一例受害者。她所检验的那只黑猩猩成了第二例受害者，于尸体组织送检后被确诊。

和黑猩猩不同，她幸存下来了。一周后，她出院了。瘦了13磅，头发后来掉光了，但其他方面都还可以。除了成为首例泰国森林病患者，这名瑞士女兽医还有另一个特征：她是非洲大陆以外地区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第一人。当然没有理由假定她也是最后一人。

通过接触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情况贯穿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分散而不定时，给实地考察研究制造了不小的困难，但又频繁到让一些科学家不断关注和让一些公共卫生官员担忧。1995年科特迪瓦事件后，就是在基奎特又发现了埃博拉病毒，这点你已有所了解。之后6个月，你也能回想起来，马依布2村又开始一轮新暴发。关于马依布2村我没提到的是，虽然村庄在加蓬，但病毒种类属于最早于扎伊尔发现的埃博拉病毒，似乎它也是所有埃博拉病毒中分布最广泛的，是四种之中最为致命的。博韦附近的伐木场里的也是埃博拉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