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的岁月

三十八年农垦情

刘同祥

灵武篇：回首往事创业艰

1950年年初，我正在西北农学院附属高级职业学校学习。一天，学校通知我到北京中央农业部举办的“拖拉机训练班”学习，一起去的还有学院部的何文干、黄嘉珺、周旭安、刘西文。到了西安的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又会合了从陕西省其他单位抽调的刘钟宽等，共10人，由在西北农林部工作的高镇安带队到北京学习。3月份结业后我们回到西安，说是要到宁夏办机械化农场。西农部先派了高镇安、黄嘉珺到宁夏调查了解情况，其他同志在部里做些临时性的工作。直到10月，宁夏省才派建设厅厅长郝玉山、建设厅农业科科长程焕卿和刚从东北参观回来的宁夏军区后勤部副政委高宜之来西农部开会，商讨筹建农场事宜，并在会后做了一些准备工作。11月3日，由高宜之带领动身来宁夏。同来的除我们到北京学习的同志外，还有从西安农具厂抽调来的折启发、刘勇以及巴荣裕、孟庆华等近20人。从西安到宁夏不到两千里路，但汽车很少，交通不便，路上走了6天，11月9日才到灵武。记得宁夏省委宣传部部长梁大钧也和我们一起挤在下面装满行李用具的卡车上回宁夏。场部同时还运来了一台苏式纳齐拖拉机，一台苏式万能拖拉机以及五铧犁等农具。现在看来，这种拖拉机就像块铁疙瘩，很笨重，但当时却很新鲜，在灵武西门外试耕时，群众都看呆了，说：“几千年来都是用老牛耕地，没想到现在用拖拉机耕地了。”

到了灵武县城后，我们住在城西南角一个旧军营的土窑洞院子里。已有一些先到的同志住在那里，据说他们原来在绥远省（现内蒙古）工作，因傅作义把5台美制福特拖拉机送给了马鸿逵，他们就开着拖拉机来到了宁夏，现在又来到了灵武农场。不久，陕西泾惠农场的技师屈德林也来了。1951年3月宁夏省原先派到北京学开拖拉机的蒋生俊、徐怀文、赵永禄、赵鸿烈也来了，4月份赵根利、苏晓、李发潮等14人也被从西农部派来农场，这就是灵武农场以及宁夏省灵武机耕学校初期的骨干队伍。

农场成立后，建立了办事机构，建场的各项准备工作就正式开始了。1950年冬，我和王裕德跟随经理科科长冯继祖到李俊堡集市上买稻种，其间住在郎殿元的哥哥家里，买好后由我和王裕德用牛车连夜往回押送。我们坐在车上，虽穿着大衣，仍觉很冷，特别是黄河岸边的溜河风，更是寒冷刺骨。购稻种的同时我们还在李俊堡和周围的村庄招雇了30名农工，其中有王连、王登福、吴占祥、杨华等同志，这是灵武农场第一批农工。为了熟悉当地的农业生产，高场长派我和刘钟宽到附近农村进行农情调查，了解学习当地农民的生产经验，并整理成材料以备参阅。农场聘请了灵武城北门外名叫李珍的老农任第一任农工队队长兼生产顾问，还购买了胶轮大车和牲口。我们利用冬天，对荒地进行了大面积的测量和规划，为开荒作准备。有一次我和郭毅（郭醒毅）一起丈量土地，没有水喝，就吃着雪解渴。

1951年3月，农场在现在一站东南面原来解放军种过的土地上播种了100多亩小麦。到地里干活没有正式道路，就从灵武城南门外的苇湖里穿过去，用牲口驮着农具、种子，早出晚归，结果当年小麦亩产80多斤。

1951年开荒和试种生产都在第一作业站进行。灵武城西门外的路都被水淹了，去一站要出北门绕一个大圈才能到。我是农业助理技术员，每天步行到一站工作，早出晚归很费劲，后来场里给我配了一辆国产“生产”牌自行车才比较方便了。

1951年4月，垦荒工作开始了，招雇的农工也都来上工了。荒滩上没住处，便用土打墙盖了几间小房（在现在农一队所在地的最南头）。工人打地铺睡，给我弄了一块床板，靠墙支起，一动身墙就哗啦啦掉一床的土。我既管生产技术又管统计，还管伙食工作，装工资款的背包也没个放处，就在墙上楔上个木橛再架块板放在上头。组长王连提醒我“小心丢失”，但没办法，幸好还没有丢。拖拉机手下地时垦荒没住处，就在小房前搭起帐篷住。6月份正式建房，到7月15日盖起三栋房子，每栋五间，最南一栋是仓库，中间一栋是工人宿舍，后面一栋西头做厨房，东头做干部宿舍和办公室。之后工地上又来了彭善之、邢本正，他俩都是农业技术员，屈德林同志在技术上总负责，因此经常来，场领导也经常来看望大家。

1951年，我们边开荒边生产，种植了水稻、高粱、糜子等，共计901.2亩。人烟稀少的荒滩上，第一次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我们还种了一些试验田，如水稻旱直播栽培试验、牧草品种试验等，为以后大面积推广水稻旱直播和水旱草田轮作制摸索出了初步经验。随着垦荒面积扩大，人员、设施也在不断增加。1952年正式成立第一作业站，我一直留在这里，先后担任耕作队队长，正、副站主任，和黄嘉珺、邹天和合作，直到1955年年底调离一站到三站工作。

1953年场部成立了第二、第三作业站并开始生产，1954年成立了第五作业站并开始生产。1951年下半年我们在二站地区盖起了场部机关办公住房（现在场部小学校址）,11月份，场部机关搬到了新建场部。随着农田面积一年年扩大，职工队伍一年年壮大，房屋设备一年年增多，农、林、牧、工生产一年年发展，宁夏的第一个国营机械化农场就这样逐步建立起来了。

我在灵武农场除长期担任一、三作业站正、副主任外，还担任过生产室主任、农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灵武农场度过了25个年头。1950年我进场时这里是一片荒滩，1974年离场时农场已年产粮食1500万公斤、肥猪7207头、水果36.1万公斤，还有其他农副产品。离开农场30多年来，灵武农场全体职工积极改革创新，经济更加繁荣，对国家贡献更大，职工生活也富裕了起来。

我到灵武农场时才20多岁，刚出校门，在1974年离开灵武农场时，我48岁，现在已年过八旬。回忆往事，如在昨日。在党的领导下，自己有幸曾为宁夏成立最早、对国家贡献最大的国营农场的创建尽过一份微薄力量，感到光荣和幸福。灵武农场的一切，将永远在我的脑海中留下美好的记忆。

简泉篇：守望农垦北大门

1974年春，我时任国营灵武农场革委会主管生产的副主任，当时正组织疏浚西干沟的大会战，准备在1974年大干一场，把当年的生产再推上一个新台阶。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时，于1974年1月29日，接到农垦局的调动通知，委派我去银北国营简泉农场任党委副书记和主管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简泉农场离银川很远，地处宁夏北端，号称农垦北大门，与灵武农场相比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艰苦。

当时简泉农场一是土地条件差。虽然当时耕地面积说是有24512亩，但由于原来是劳改农场，方针是“劳改第一，生产第二”。对待农田是好的种，差的撂，很不正规。土地平整不彻底，排水不畅，既不利于机械耕作，也不利于土地改良，粮食作物产量低，亏损大。二是环境条件差，自然灾害多。简泉农场地处贺兰山下，面对石炭井沟口，又处在第二农场渠尾。风灾、洪灾、旱灾、低温冻害、冰雹袭击时有发生。三是领导班子多变，领导班子人员常换，干部职工思想不稳定。四是生产技术、机械化程度和经营管理水平有着不小的差距。五是作为指挥机关所在地的农场场部，距离面积大、耕地多、灌溉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四、五、六、七、八、九队较远，指挥、服务很不方便；而且地方促狭，不利于以后发展。

面对以上困难和复杂的情况，几乎是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同志们都说简泉农场是“老场新建”。作为场领导，经过深入调查和认真研究后，我决定在抓好当年生产任务完成的同时，以农田基本建设为重点，改变农场落后的面貌。

我们于当年4月1日成立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指挥部，利用农闲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提出“苦战三五年，誓叫简泉面貌变”“酷暑骄阳何所惧，汗水浇开幸福花”“让沙漠献地，让碱滩献粮”等口号。全场职工改变简泉的面貌心切，干劲很大，仅1974年全年就搞了两次大会战。当时，我们领导干部坚持在第一线和工人一起挖沟平地。早晨出门时自带干粮和水，中午在地头啃干粮、喝凉水，累了就坐在田埂上休息一会。晚上还要开会研究布置工作，不分白天黑夜地领导全场职工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大会战持续了3个半月，平均参加人数550人，共改条田及平整土地3800亩，开荒1200亩，挖各级沟渠54条，长42900米，动土50多万方，新改建防洪坝、排灌站2座，其他水利建筑物8座。

之后，在1975年和1976年，我们又利用冬春农闲时间，连续组织了多次大会战，每次参加会战的人数都在600人左右。两年间我们又平整土地9820亩，开荒2443亩，修挖支斗沟渠225条，动土130多万方，新改建排灌站（闸）等水利设施157座。

经过几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场初步建成了土地平整、排灌畅通、沟渠路林配套的稳产高产基本农田。我们农场的科研小组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杂交高粱大面积丰产，高产田也取得了较好成绩。

为彻底改变农场面貌，同时也为便于指挥和服务生产，经向农垦局请示并获得同意后，通过勘察将场部定址于简泉。经过全场干部职工3年的努力，建起了职工住房、办公室、招待所、食堂、餐厅（兼礼堂）等390多间房屋。1976年9月20日，农场场部正式迁至新址办公。

1977年1月19日至20日，农场党委举行了“开门整风会”，重点解决干部干劲不足和增强团结问题，决定对全场各核算单位实行盈亏包干，并制定了发展生产及加强经营管理的具体措施。就在全场职工满怀信心迎接新的任务、迈开新的步伐，进一步办好简泉农场时，却突然接到农垦局的通知。根据自治区党委指示精神，将简泉农场位于灌水上游，增产潜力大的七、八、九3个农业队的1700余口人迁往永宁县玉泉营农场，耕地12235亩划给解放军105农场经营。同时上级领导也找我谈话，准备调我到农垦局工作，调革委会副主任江宏庆同志到西湖农场工作。消息一经传出，在全场干部职工思想上引起了很大波动。当时场内职工大部分是从青铜峡大坝库区的渠口农场迁来的，并经历了农场领导关系的几度变更，思想刚稳定下来，这时又谣言四起，极易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再变动场领导班子，对农场工作十分不利。

面对复杂困难的局面，在有机会离开简泉到条件较好的局里工作时，我作出了继续留在简泉的决定。当时我和场革委会副主任江宏庆同志商量道：“咱们谁也不要走，就留在简泉农场，下决心把简泉农场办好。”刚好农垦局长刘寅夏同志到农场视察工作，我把情况给他反映后，他也同意了我们的意见。经过加强政治工作，稳定职工思想，加强下游条件较好的生产队的领导力量，充分发挥条件较好的队的增产潜力，加强工副业生产的领导等措施，1977年工副业赢利90万元，和农业队平衡后，全场赢利35万元。

1981年7月24日，提出党政分工，农垦局任命江宏庆同志为场长，我任专职书记，由他主抓生产财务，我抓全面政治思想工作，配合、支持他搞好工作，使农场工作更加顺手。在此期间，虽然作为赢利大户的大武口建材厂与我场的隶属关系变动（由于大武口建材厂原来经营情况差，亏损大、没粮吃，1977年7月28日划归简泉农场领导，1980年由于农场对该厂进行了整顿，充实人员加强领导和经营管理，连年赢利，农垦局又从简泉农场收回归局直接领导），但是我们心情平静，没有受外来因素影响，仍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1984年11月8日，农场实行机构改革，我因年老退居二线，改任农场总农艺师，并协助负责农业生产的副场长张文虎同志抓生产技术工作。在1986年，虽然我已到退休年龄，但又接受组织的安排，主持编修《农场志》，直到1988年正式办了退休手续。

1985年3月25日，农垦局派工作组对简泉农场近年的领导班子建设和企业整顿工作进行了全面验收。农场工农业各项指标较以往均有上升，工作组肯定了我们的各项工作，让我们颇感欣慰。简泉农场甩掉了落后的帽子，跟上了农垦各场前进的步伐，并为今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离开农场已经21个年头了，想起这段往事，仍然心潮起伏，澎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