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注长山头 旱塬变绿洲
——忆长山头农场创建初期的王炳功、杨占川
30年前,地处中宁米钵山东麓、清水河两岸的长山头,还是一片绵延起伏的干旱荒漠。如今,这里却是换了一个天地。远远望去,只见房屋成排,树木成行,条田连片,沟渠如网。夏天,田野里起伏的麦浪闪着金光;秋天,一望无际的玉米,丰收在望。昔日那一片荒无人烟的景象,早无踪影,到处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海洋。要知道这般美景谁人创造?这功劳一要归党的英明领导,二要归拓荒者的英勇奋斗,三不能忘了当年带领广大拓荒者披荆斩棘、负重拼搏的排头兵——王炳功、杨占川。
走马上任 筹建农场
20世纪70年代,地处中宁县长山头的清水河两岸还是一片荒漠。时任自治区农办主任的李学智对这一大片荒地情有独钟。1977年秋,刚就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李学智在陪同第一书记霍士廉去固原检查指导工作路过长山头时,提出在此新建一个国营农场的设想,得到了霍士廉及其他自治区领导的支持。1978年1月25日,自治区革委会以“宁发[1978]26文件”批复农垦局和中宁县,同意建立国营长山头机械化农场,并指定农垦局副局长王炳功为筹建领导小组组长。根据区革委会的批示精神和农垦局的决定,农垦局副局长、长山头机械化农场筹建领导小组组长王炳功和从黄羊滩农场党委副书记、副场长岗位上调任过来的杨占川,于同年2月12日进驻长山头,拉开了创建农场的帷幕。
长山头地处中宁米钵山东麓、清水河两岸的陈麻井地区。当年,这片十几万亩的干旱荒漠,虽然有一个陈麻井公社,1700多人,但没有一条沟渠,没有一块像样的耕地。老百姓只靠两眼土井当做人畜饮用和零星土地浇灌的水源。可见,在这里开荒建场困难是很多的。然而,再多的困难也没有难住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王炳功、杨占川。在农垦局党委和农垦局局长刘寅夏的重视和支持下,他们到了长山头后,先从其他农场抽调了十几名干部和拖拉机手,让他们住进了当时仅有的一栋废弃的土坯房,并在帐篷里支上锅作为人员的食堂。他们每天一大早就深一脚浅一脚地奔波在荒漠里踏勘土地,规划布局,带领职工开荒造田,展开了一系列的筹建工作。为了不误当年春播,3月初在李学智书记的直接协调下,他们从西吉、海原两县引进大麦种子30万斤,及时播种在当年开垦的荒地和清水河岸边的河滩地上。就这样,当年开垦荒地1万亩,加上在河滩地上种植的闯田,共播种粮油作物3万亩,生产粮食200万斤(其中啤酒大麦80万斤,小麦、玉米120万斤),罗马尼亚油葵60万斤。不但做到了粮油有余,还为银川啤酒厂提供了啤酒原料,为驻扎中宁的解放军六十二师提供食油5万斤,实现了当年建场,当年生产,当年作贡献的目标。
王炳功(左二)和杨占川(左三)在田间
农林牧草 全面发展
长山头是个“川大口小,风多雨少,刮风石头跑,滩里只长芨芨草”的干旱山区,自然条件十分恶劣。长山头农场建场伊始,筹建领导小组就确立一农、二林、三草、四牧的发展思路,合理布局农田、沟渠、林网和道路,尤其重视营造防护林,发展经济林,以利调节小气候,控制水土流失,减少风沙危害。按照这一思路,农场坚持每年大规模的植树造林。仅1979年就栽植杨、柳和沙枣树35万株,营造防护林4000亩,并从山东烟台引进红、黄元帅等品种的苹果树苗4万株,种植苹果树2000亩。每年植树造林,王炳功、杨占川都亲临现场,一边检查指导,一边同职工一起拉线、挖坑、栽树、浇水。他们还借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经验,将田间道路两边的防护林建成各10米宽的宽幅林带,从而大大增强了防风固沙功能。王炳功、杨占川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调动了干部职工年年植树造林的积极性。农场从1978年建场时没有一亩林地到1990年拥有林地9340亩,基本形成了农田防护林体系,形成了中宁至固原干旱带面积最大的一片绿洲。1993年长山头农场荣获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的“全国部门造林绿化300佳单位”称号。
水,是长山头农场的命根子。1978年建场时,贯穿农场南北的同心扬水干渠分配给农场3寸水,只能浇灌3000亩地。随着垦荒造田面积的不断增加,用水的矛盾日益突出。针对这个问题,王炳功、杨占川经请示农垦局同意后,决定大力发展机井,扩大水浇地面积,逐步建立稳产高产农田。1979年元旦一过,就调集40多名职工和农垦局工程处的4台打井机,冒严寒,战风沙,斗冰雪,日夜奋战,春节期间也不休息。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80年,共打机井52眼。随着同年固海扬水工程建成通水,给农场配水增加到2立方,使农场的水浇地面积扩大到2万亩左右,为农场发展农林牧生产奠定了基础。
情系职工 为民解难
建场初期,农场劳动力由三部分人构成:一是从各农场抽调到长山头的几十名干部和职工;二是陈麻井公社整体移交农场的农民;三是1980年固海扬水工程竣工后转移到农场的1200名临时工。除原陈麻井公社的农民有自己的住房外,其余1000多人住的都是帐篷和地窝子,饮用的是混浊的同心扬水干渠的黄河水和含氟量较高的机井水。身为农场筹建领导小组负责人的王炳功、杨占川,在抓农场建设和生产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广大拓荒者的疾苦,多次向上级反映。农垦局和自治区领导也十分关心农场职工的生活状况。建场当年,自治区党委李学智书记和农垦局局长刘寅夏曾两次到农场进帐篷、钻地窝子、走食堂,了解职工群众的生活状况,听取他们的呼声和意见。1979年8月又专程到长山头农场,在王炳功、杨占川的陪同下,到位于米钵山上的小洪沟,实地考察铺设管道将这里的一股山泉水引到各生产队的可行性。在李书记的亲自关心协调下,王炳功、杨占川组织职工经过半年多的紧张施工,于1980年年初为5个生产队铺设了总长40多公里的引水管线,使大家喝上了甘甜的山泉水。为了解决大家的住房问题,他们自力更生建起两座砖窑制砖瓦,经过3年的努力,建起25栋共250间的砖木结构住房,使近2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拓荒者住进了新房。为了使2000多名临时工转为正式职工,他们和刘寅夏局长多次向自治区领导反映请示。李学智书记也在一次赴京开会时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汇报,请求国务院支持。1982年12月下旬,国家劳动总局遵循万里副总理的指示,委派黄处长同宁夏劳动局有关人员专程赴长山头农场调查。这天,恰遇长山头刮大风,下大雪,而杨占川正带领着2000多人冒着狂风大雪修渠挖沟,平田整地。调查组的同志被这一劳动情景所感动。根据调查的情况,国家劳动总局于1983年初批复宁夏劳动局,破例批准长山头农场2200多名符合条件的临时工转为正式职工,从而稳定了人心,加快了农场发展。
严于律己 为人师表
王炳功、杨占川这两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战士,在和平年代,牢记党的教导,发扬人民子弟兵的光荣传统,艰苦奋斗,负重拼搏。1978年2月12日,一边参与筹建农场、一边照顾王炳功的我,随王炳功到长山头走马上任。王炳功谢绝局里安排用北京吉普车送他,而是从银川乘火车硬席到中宁换乘轮渡过黄河,再坐货运卡车到的长山头。现在乘车从高速公路到长山头最多只需2个小时,那天我们却整整用了10个小时才到达。他和杨占川为筹建长山头农场,工作上吃苦耐劳,生活上艰苦朴素。农场筹建伊始,开荒造田,修渠挖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时,摊子多,任务重。那时,王炳功已年近花甲,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又不会骑自行车,场里除了2辆拉运筹建农场物资的大卡车外没有其他交通工具,他就坚持每天步行到各个开荒造田和农田水利工程施工现场,实行面对面的领导。1978年盛夏的一天,我陪同王炳功徒步在绵延起伏的荒滩里检查了解开荒造田情况。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从距离场部20多里、紧邻同心县地界的大洪沟生产队返回场部。在穿越一条山洪沟时,王炳功被脚下的一块石头绊倒,重重地摔在地上。我赶紧把他扶起来,我说:“这一跤摔得不轻,坐下休息一会,我帮你揉一揉腰和腿再走吧。”他说:“不要紧,走吧,比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支援前线好多了。”接着就一瘸一拐地继续往前走,直到天黑了才回到场部驻地。杨占川平时除了外出开会,不管是盛夏酷暑,还是数九寒天,总是骑着自行车奔波在各生产队,深入实际指导工作。他从1978年2月进驻长山头到1994年12月离休,在长山头农场工作的17年间,骑废了5辆自行车。
杨占川(右一)和上级领导合影
王炳功、杨占川不仅在工作上负重拼搏,在生活上更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坚持与职工群众同甘共苦。那时,农场刚筹建,不要说吃肉,蔬菜都很少,经常吃的是咸菜和馒头。有时他们从生产一线回来晚了,帐篷食堂里的馒头早就凉了,他们却二话不说,拿起凉馒头就着咸菜疙瘩就是一顿饭。1979年6月,王炳功副局长回到局里工作,杨占川被任命为农场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不久改为党委书记)兼场长,全面负责长山头农场的开发建设,他更感责任重大。从那时起,他就在办公室支了一张木板床,准备了一双筷子两只碗,坚持一日三餐与职工一起排队打饭。来了客人农场要招待,杨占川总是让其他场领导陪同,自己照旧打上饭菜回到办公室兼宿舍里吃,饭后自己洗碗筷。说来可能有人不信,杨占川在长山头农场的17年,食堂的工作人员没有为他洗过一次碗筷。
杨占川由于长期在风沙弥漫的长山头摸爬滚打,生活上也没有规律,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热一顿冷一顿,日久天长,他感到胃部很不舒服。1983年3月下旬,正是春播时节,他到银川参加农垦局召开的会议,突然胃痛难忍,到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一检查,被诊断为胃溃疡,当即做了胃切除手术。但术后流血不止,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又因感染高烧不退,找遍银川各医院均无有效退烧药。时任农垦局局长的柳登旺和王炳功向自治区党委书记李学智汇报了杨占川的病情后,李学智书记当即亲自给国家卫生部打电话求援,卫生部马上让人送来特效药,随后又派1名专家来银为杨占川做了第三次手术,清除了前两次手术后腹腔内淤积的脓血,才使杨占川转危为安。每想起治病这段经历,杨占川无不感慨地说:“是李学智书记救了我的命。”他在医院住了3个月,6月份回到长山头,正赶上清水河突发洪水,淹没了近万亩即将收割的河滩地大麦。杨占川不顾自己刚出院的病体,动员800多人在洪水中抢捞大麦,自己也一手捂住胃部,一手在凉水中捞麦。这一幕正好被来农场检查指导工作的王炳功副局长看见了,就责怪杨占川:“你刚出院就泡在凉水里,不要命了,赶快起来。”杨占川说:“眼看成熟的大麦被洪水淹了,心痛啊!”就这样,经过大家连续七八天的奋战,从洪水中抢回了30多万斤大麦。据说,这一年在清水河东岸,中宁农村同样闯种的河滩地大麦,被洪水淹没后颗粒无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