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0章 三闲集(11)
- 鲁迅全集(全20卷)
- 鲁迅
- 4769字
- 2022-07-26 17:49:27
柔石作“二月”小引
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青的寡妇,热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倒也并非如蜘蛛张网,专一在待飞翔的游人,但在寻求安静的青年的眼中,却化为不安的大苦痛,这大苦痛,便是社会的可怜的椒盐,和战士孤儿等辈一同,给无聊的社会一些味道,使他们无聊地持续下去。
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这从上述的两类人们看来,是都觉得诧异的。但我们书中的青年萧君,便正落在这境遇里。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
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
但是,矍昙(释迦牟尼)从夜半醒来,目睹宫女们睡态之丑,于是慨然出家,而霍善斯坦因以为是醉饱后的呕吐。那么,萧君的决心遁走,恐怕是胃弱而禁食的了,虽然我还无从明白其前因,是由于气质的本然,还是战后的暂时的劳顿。
我从作者用了工妙的技术所写成的草稿上,看见了近代青年中这样的一种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动,便写下一些印象,算是序文。大概明敏的读者,所得必当更多于我,而且由读时所生的诧异或同感,照见自己的姿态的罢?那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鲁迅记于上海。
“小彼得”译本序
这连贯的童话六篇,原是日本林房雄的译本(一九二七年东京晓星阁出版),我选给译者,作为学习日文之用的。逐次学过,就顺手译出,结果是成了这一部中文的书。但是,凡学习外国文字的,开手不久便选读童话,我以为不能算不对,然而开手就翻译童话,却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译,令读者看得费力。这译本原先就很有这弊病,所以我当校改之际,就大加改译了一通,比较地近于流畅了。——这也就是说,倘因此而生出不妥之处来,也已经是校改者的责任。
作者海尔密尼亚·至尔·妙伦(Hermynia Zur Muehlen),看姓氏好象德国或奥国人,但我不知道她的事迹。据同一原译者所译的同作者的别一本童话《真理之城》(一九二八年南宋书院出版)的序文上说,则是匈牙利的女作家,但现在似乎专在德国做事,一切战斗的科学底社会主义的期刊——尤其是专为青年和少年而设的页子上,总能够看见她的姓名。作品很不少,致密的观察,坚实的文章,足够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之一人,而使她有世界底的名声者,则大概由于那独创底的童话云。
不消说,作者的本意,是写给劳动者的孩子们看的,但输入中国,结果却又不如此。首先的缘故,是劳动者的孩子们轮不到受教育,不能认识这四方形的字和格子布模样的文章,所以在他们,和这是毫无关系,且不说他们的无钱买书和无暇读书。但是,即使在受过教育的孩子们的眼中,那结果也还是和在别国不一样。为什么呢?第一,还是因为文章,故事第五篇中所讽刺的话法的缺点,在我们的文章中可以说是几乎全篇都是。第二,这故事前四篇所用的背景,是:煤矿,森林,玻璃厂,染色厂;读者恐怕大多数都未曾亲历,那么,印象也当然不能怎样地分明。第三,作者所被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者,我想,在这里,有主张大家的生存权(第二篇),主张一切应该由战斗得到(第六篇之末)等处,可以看出,但披上童话的花衣,而就遮掉些斑斓的血汗了。尤其是在中国仅有几本这种的童话孤行,而并无基本底,坚实底的文籍相帮的时候。并且,我觉得,第四篇中银茶壶的话,太富于纤细的,琐屑的,女性底的色彩,在中国现在,或者更易得到共鸣罢,然而却应当忽略的。第四,则故事中的物件,在欧美虽然很普通,中国却纵是中产人家,也往往未曾见过。火炉即是一;水瓶和杯子,则是细颈大肚的玻璃瓶和长圆的玻璃杯,在我们这里,只在西洋菜馆的桌上和汽船的二等舱中,可以见到。破雪草也并非我们常见的植物,有是有的,药书上称为“獐耳细辛”(多么烦难的名目呵!),是一种毛莨科的小草,叶上有毛,冬末就开白色或淡红色的小花,来“报告冬天就要收场的好消息”。日本称为“雪割草”,也为此。破雪草又是日本名的意译,我曾用在《桃色的云》上,现在也袭用了,似乎较胜于“獐耳细辛”之古板罢。
总而言之,这作品一经搬家,效果已大不如作者的意料。倘使硬要加上一种意义,那么,至多,也许可以供成人而不失赤子之心的,或并未劳动而不忘勤劳大众的人们的一览,或者给留心世界文学的人们,报告现代劳动者文学界中,有这样的一位作家,这样的一种作品罢了。
原译本有六幅乔治·格罗斯(George Gross)的插图,现在也加上了,但因为几从翻印,和中国制版术的拙劣,制版者的不负责任,已经几乎全失了原作的好处,——尤其是如第二图,——只能算作一个空名的绍介。格罗斯是德国人,原属踏踏主义(Dadaismus)者之一人,后来却转了左翼。据匈牙利的批评家玛载(I.Matza)说,这是因为他的艺术要有内容——思想,已不能被踏踏主义所牢笼的缘故。欧洲大战时候,大家用毒瓦斯来打仗,他曾画了一幅讽刺画,给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嘴上,也蒙上一个避毒的嘴套,于是很受了一场罚,也是有名的事,只今还颇有些人记得的。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五日,校讫记。
鲁迅。
流氓的变迁
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
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
司马迁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而况有权贵如“五侯”者在。
“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也说得很分明,还有《彭公案》《七侠五义》之流,至今没有穷尽。他们出身清白,连先前也并无坏处,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现在的小说,还没有写出这一种典型的书,惟《九尾龟》中的章秋谷,以为他给妓女吃苦,是因为她要敲人们竹杠,所以给以惩罚之类的叙述,约略近之。
由现状再降下去,大概这一流人将成为文艺书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学家”张资平“氏”的近作。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憎恶嘲骂的,但只嘲骂一种人,是做嘲骂文章者。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不以不满于现状的人为然的,但只不满于一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
这大约就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挥泪以维持治安的意思。
譬如,杀人,是不行的。但杀掉“杀人犯”的人,虽然同是杀人,又谁能说他错?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爷要打斗殴犯人的屁股时,皂隶来一五一十的打,难道也算犯罪么?新月社批评家虽然也有嘲骂,也有不满,而独能超然于嘲骂和不满的罪恶之外者,我以为就是这一个道理。
但老例,刽子手和皂隶既然做了这样维持治安的任务,在社会上自然要得到几分的敬畏,甚至于还不妨随意说几句话,在小百姓面前显显威风,只要不大妨害治安,长官向来也就装作不知道了。
现在新月社的批评家这样尽力地维持了治安,所要的却不过是“思想自由”,想想而已,决不实现的思想。而不料遇到了别一种维持治安法,竟连想也不准想了。从此以后,恐怕要不满于两种现状了罢。
书籍和财色
今年在上海所见,专以小孩子为对手的糖担,十有九带了赌博性了,用一个铜元,经一种手续,可有得到一个铜元以上的糖的希望。但专以学生为对手的书店,所给的希望却更其大,更其多──因为那对手是学生的缘故。
书籍用实价,废去“码洋”的陋习,是始于北京的新潮社──北新书局的,后来上海也多仿行,盖那时改革潮流正盛,以为买卖两方面,都是志在改进的人(书店之以介绍文化者自居,至今还时见于广告上),正不必先定虚价,再打折扣,玩些互相欺骗的把戏。然而将麻雀牌送给世界,且以此自豪的人民,对于这样简捷了当,没有意外之利的办法,是终于耐不下去的。于是老病出现了,先是小试其技:送画片。继而打折扣,自九折以至对折,但自然又不是旧法,因为总有一个定期和原因,或者因为学校开学,或者因为本店开张一年半的纪念之类。花色一点的还有赠丝袜,请吃冰淇淋,附送一只锦盒,内藏十件宝贝,价值不资。更加见得切实,然而确是惊人的,是定一年报或买几本书,便有得到“劝学奖金”一百元或“留学经费”二千元的希望。洋场上的“轮盘赌”,付给赢家的钱,最多也不过每一元付了三十六元,真不如买书,那“希望”之大,远甚远甚。
我们的古人有言,“书中自有黄金屋”,现在渐在实现了。但后一句,“书中自有颜如玉”呢?
日报所附送的画报上,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而登载的什么“女校高材生”和什么“女士在树下读书”的照相之类,且作别论,则买书一元,赠送裸体画片的勾当,是应该举为带着“颜如玉”气味的一例的了。在医学上,“妇人科”虽然设有专科,但在文艺上,“女作家”分为一类却未免滥用了体质的差别,令人觉得有些特别的。但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给买主可以问她“《第三种水》出了没有?”等类,一举两得,有玉有书。可惜美的书店竟遭禁止。张博士也改弦易辙,去译《卢骚忏悔录》,此道遂有中衰之叹了。
书籍的销路如果再消沉下去,我想,最好是用女店员卖女作家的作品及照片,仍然抽彩,给买主又有得到“劝学”,“留学”的款子的希望。
我和“语丝”的始终
同我关系较为长久的,要算《语丝》了。
大约这也是原因之一罢,“正人君子”们的刊物,曾封我为“语丝派主将”,连急进的青年所做的文章,至今还说我是《语丝》的“指导者”。去年,非骂鲁迅便不足以自救其没落的时候,我曾蒙匿名氏寄给我两本中途的《山雨》,打开一看,其中有一篇短文,大意是说我和孙伏园君在北京因被晨报馆所压迫,创办《语丝》,现在自己一做编辑,便在投稿后面乱加按语,曲解原意,压迫别的作者了,孙伏园君却有绝好的议论,所以此后鲁迅应该听命于伏园。这听说是张孟闻先生的大文,虽然署名是另外两个字。看来好象一群人,其实不过一两个,这种事现在是常有的。
自然,“主将”和“指导者”,并不是坏称呼,被晨报馆所压迫,也不能算是耻辱,老人该受青年的教训,更是进步的好现象,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但是,“不虞之誉”,也和“不虞之毁”一样地无聊,如果生平未曾带过一兵半卒,而有人拱手颂扬道,“你真像拿破仑呀!”则虽是志在做军阀的未来的英雄,也不会怎样舒服的。我并非“主将”的事,前年早已声辩了──虽然似乎很少效力──这回想要写一点下来的,是我从来没有受过晨报馆的压迫,也并不是和孙伏园先生两个人创办了《语丝》。这的创办,倒要归功于伏园一位的。
那时伏园是《晨报副刊》的编辑,我是由他个人来约,投些稿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