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先生最后认真地说，当龙应台宣布下台，他会很留意看报纸。
几天后，我面对“中研院”钱永祥先生，听他对台湾政治的分析：民主制度当然有很多好处，台湾不仅应该实行，而且做得也不错，但它还在学习中。但今天的台湾政界很消耗人，它逐渐形成这样一个状况：执政党和反对党斗得很厉害，两党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互相绊对方，就是怎么让对方做不成事，怎样令其出丑。所以，有点理想的政务官很难有所作为。官僚政治化也带来公务员的“常识”：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同一天，“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院士温和地说：“台湾政治是另一种综艺节目。”
几天前，我拜会了刚退休的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所长夏铸九教授，他细述台湾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步步走向民主，又“何以至此”的历程。他说，就学习民主而言，陈水扁应被授予金牌，因为他让台湾在痛苦中不再相信民粹主义。“看2000年以来的蓝绿两党轮替，如同看连续剧，戏剧效果太强了。”夏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文人从政的龙应台有其优势：她是文化明星，举手投足引人关注。媒体在台湾政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许多官员立委都在绞尽脑汁谋划怎样明天上报纸，龙应台在这一领域有足够的号召力，而且她的影响横贯两岸四地华人世界。但作为龙应台的老朋友，夏也替她捏着三把汗：一、她面对一个组装起来的老衙门，官僚气很重，她能否拖得动；二、蓝绿营的“国族认同”不一样，会带给她政治的压力，文化纠缠着政治议题，其中布满“地雷”；三、台湾过去的文化官员多半并不真爱文化，龙应台如何立文化？
当年龙出任文化局长，李敖断言她做不到三个月，结果她做满一任，三年零三个月。舆论送行时说：“龙应台在将自己的文化理念通过官僚机器的运作变成现实后，最终一尘不染地回归文坛。”龙应台则将这一段归纳为“实践平等观念过程中的受伤笔记”。
这一次，也有人预言她将是第一个辞官的“部长”，结果“财政部长”第一个辞职；9月28日，“劳工部长”含泪卸任；10月7日，“行政院”发言人请辞获准；八个月过去，龙应台还在。
从作家龙应台到“部长”龙应台，这个案本是一个小奇迹，令人看到背后的那个相对宽松、活泼的环境——
1999年7月，正当龙应台筹划着带两个孩子沿莱茵河岸的单车旅行，接到台北市长马英九秘书的来电，大意是邀请龙教授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请龙老师把履历寄到台北”。
龙不假思索答道：“要履历？我又不跟你们求职，干吗要寄履历给你们？需要认识我的话，去书店买我的书啊！”
几天后，她接到马英九的越洋电话。交谈中，她知道，这位市长还真读了“那些没什么意思的书”。
又过几周，接到电话：市长将到法兰克福，“龙老师能不能到他下榻的酒店一谈？”
“只有‘王’来见‘士’，哪有‘士’去见‘王’的道理？欢迎市长来我家一谈。”龙应台答得三分玩笑、七分认真。
于是，马英九从台北飞到罗马，在密集而繁琐的公务行程之后，只身与秘书悄悄飞到法兰克福机场，再从机场搭出租车，在德国的暗夜中找到了龙应台离城20里路乡下的家，风尘仆仆……
这不仅是一段现代版的“三顾茅庐”佳话，也是马英九综合考量的结果。中正大学传播学系罗世宏副教授告诉我：如果兼顾台湾本土和大格局下的历史文化，兼顾华人世界的影响力，在台南农村的清贫中长大，会说台语、汉语、英语，至今只拿一本台湾护照的龙应台是不二人选。她的影响力，也能从台湾媒体几年前所做的民意调查中得见：龙应台、林怀民、严长寿……名单通常是这样。
自此，一个一贯批评政府的作家进入了官员体系。而且，她得到来自台湾文化界的拥抱远多于挤压。夏铸九说：“她是内行，所以跟文化界的朋友关系比历任文化主管官员都要真切紧密。我曾经向她抱怨，自从参与宝藏岩案（一片城中村性质的空地，在龙应台和文化界人士的努力下被打造成一座艺术村），我开的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只是，政坛非菜坛，无处不尘埃。官场的重点也不在做事。眼前就是例子——
9月26日，“立委”陈学圣在质询时说，有些“部会”送“立委”进口大葡萄当中秋贺礼；有些“部会”送香烟，一出手就是十条；只有“文化部”什么都没送，让其他“部会”出糗、成为箭靶。龙应台说，“文化部”从未编列预算送礼给“立委”，以后也不会送。
“但这个错，我为你喝彩。”陈学圣说。
“我能感受到你的诚恳。”龙应台说。
“你这是对我的侮辱。”陈学圣说。
“为什么？”龙应台问。
底下众“立委”笑。太多的官场潜台词，她还不熟悉。有报纸在第二天报道这一幕后，添了一句：“一位作家说过，龙应台笔下犀利，私底下是个傻大姐。”
龙应台以她的人气、血气面对官场的习气、阴气，多有挫折。她以镜头之外的无奈、无言表明：政治是斗争，是行动与后果的算计，是台上与台下的演出，是步步为营。政治够浑杂，杂到她每天必须按捺住一些什么，忘掉一些什么，才能矫健地、粉身碎骨地投入其中。
三
住在香港九年间，龙应台每两周回一次屏东看望母亲，如今人在台湾，倒有些勉强。她每周要去“立法院”两次参加施政备询，去“行政院”至少一次，无数个部门会议等着她去开，无数份红皮公文等着她阅批，还有，无数个“看到镜头就微笑”的场合等着她抖擞莅临。有那么一两个瞬间，我有恍惚：眼前分明是80年代那个写文章的“胡美丽”在扮演这个“部长龙应台”。确实，当年许多读者以为龙应台才是笔名。
现在，“部长”龙应台回到小晶，搂着她86岁、当年强悍无比的母亲。母亲已经不认得女儿，但熟悉她的拥抱。曾经，在作家龙应台时段，她买来颜色各异的指甲油，帮母亲一个指甲涂上一种颜色，再抹口红，再上胭脂，消磨母女二人的黄昏。现在，母亲已经瘦弱得像个孩子，强大的女儿倚着她的肩膀，闭上眼，不说话。每周印发各司局的密密的部长行程里，没有一栏供她表达：我累了。
在眼睛闭上片刻的世界里，小晶也许想到父亲，那个会用湖南话吟诵《陈情表》或《告子下》的乡村警察。当女儿成为作家，他没有表示什么，但女儿做了局长，他在人前有掩不住的骄傲。他没能看到女儿当上“部长”。
中国传统里，科举制度是为选拔官员。一般人心目中，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士与仕的结合才是正途。这传统在台湾今天的仕途高端仍看得见——马英九的本届“行政院”里，有47位博士（共27个“部会”）。只是时代不同，政治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士的考题也瞬息万变。20世纪以来，在世界许多地方，渐次上演耐人寻味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独立却空谈，实践却扭曲（或曰忍辱负重），这吊诡本身就提出两个命题：1.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是否是知识分子最珍贵的品质？2.知识分子的说和做，哪个对社会更有用？
关于前者，许多年前，龙应台和马英九之间有一番对话——
龙问：“你把她找来，是因为她有独立的精神。如果她一进入官僚体系就失去这份精神，也就抵消了你找她来的意义，你同意吗？”
马答：“如果她失去了独立的精神，那么她输了，我也输了。”
关于后者，稻田电影工作室的王小棣导演认为，在大学教书的龙应台是位好老师，她会影响许多学生；作为文人的龙应台也能胜任“社会的朋友”，她会影响民众。这些角色在王看来，都比当局长、部长更有价值；而当官，很可能令龙应台的人生减分；但，这是她的选择。
那么对于个人，对于朋友眼中“天真的高中女生”、“初入文坛只有单纯的正义感而对政治的认识为零”、“至今不懂政治”的龙应台而言，这压力或张力会将她扭成何种形状，又会将她引向何处？底线在哪里？
数月前龙应台在“立法院”接受民进党“立委”段宜康的质询，被称“厚脸皮”“马团队中最耀眼的花瓶”，被穷追猛打要她对国民党在白色恐怖时期的罪孽表态。龙应台拨了一下讲台上的话筒拂袖而去，徒留一个颤抖的话筒在台上，几分钟后，她又重新站回到备询席上。这段视频被广为传播。
龙应台告诉我，之所以拒绝回答，是因为反对表态文化，这有悖于她一贯坚持的宽容原则。“宽容是说，在你认为对的事情里，也要留一点空间给别人，不能拿着你的对去压迫别人表态。”
我拜访了“外省二代”、在台湾政坛表现特异、口碑不错的段宜康“立委”。（以下为段宜康口述）
龙应台在当台北市文化局长的时候，我在台北市当议员，我跟她有一些冲突。我对她的观察是这样：她其实不适合当行政官员啦，她适合写文章。因为她对行政事务没有耐心，她喜欢的是包装得很漂亮的东西，我们讲的“放烟火”，就是能让她有所表现的活动。许多文化事务是长期的、打底子的工作，虽然她有很强的光环，大家对她有很高的期待，可惜都没有做好。比方讲，许多年来，台北都没有一个能代表这个城市的文化活动。她跟大部分人一样，做的是硬体（硬件），然后委托经营，这是最轻松的。
此番她上任“文化部长”，我观察的结果与12年前仍然一样，她缺乏去做文化深层奠基的能力。台湾最大的问题出在教育，不是指专才教育，是指培养观众。我们从小的教育都有标准答案，它指向唯一正确。这样环境里成长的人，很难真正尊重别人的审美、尊重别人的主张跟我不一样，尊重别人支持国民党，这是台湾文化和民主最欠缺的部分。看起来很多元，版本可以有许多，但答案依然只有一个。蓝看绿，看支持阿扁，就觉得没有水准，就是糟糕的；民进党看国民党，就是要出卖台湾。没有这回事嘛，为什么要搞到水火不容？搞演出，搞文创园区，搞艺文补助，这不是“文化部”。“文化部”如果有存在的必要，就是要去养育那个多元，它的根源在教育，这是很吃力的事情——推动全社会，学会尊重。
我面前的段宜康彬彬有礼，谈吐不俗，与镜头前那个咄咄逼人、有失尊重的段委员是同一个人。
也是“立委”的高金素梅告诉我，当她初次以“立委”身份进“立法院”，看到电视拍不到的部分，也是愕然：啊，台上骂来骂去，原来台下是可以握手的。甚至，罗世宏续上：等下一起去喝酒。“立委”（民意代表）多半是镜头前的表演动物，如今的台湾人已经见怪不怪。龙应台说，每次她站在那里备询，都要在心里反复提醒自己：这不是真的，这只是表演，不要被激怒。
我也注意到，段宜康和龙应台在很多理念上是一致或相近的。如果他们只是文化部同仁，也许会合作愉快。是什么，令他们“冲突”？
所有受访者异口同声：政治，已沦为某种游戏的民主政治。狂飙如李敖者，甚至告诉我：民主是假的！言论自由是假的！只是这两个字，太诱人。
四
15岁那年，龙应台就想过：将来要做一个不需要向别人敬礼的工作。在进入一个等级分明、令出必行的体系之后，她一度仍不按规则出牌，多有“突围”之举。譬如，她曾拒绝为配合马市长剪彩办美展、搞演出，此举虽也得到市长支持，但长此以往别具一格，市长也要承受来自整部机器的压力。
文化圈中人说，因为文人气质和率真性格，龙应台常有随兴之举，有些人却“不爱看她那个调调”。再加上“傲慢”或者初期工作方法的简单粗糙，她确实得罪了一些人。原“二二八”纪念馆馆长叶博文先生就曾将与龙应台的“冲突”写在一本书里。市长时期的马英九对龙应台的“礼让三分”，也让一些人不那么舒服。
那时候的龙局长雀跃着想施展理想。她每天工作16个小时，自述“整天顶着头盔上战场”。王小棣曾见她伏在市政府大门边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什么，一问，正要出门，有些事还没想好，想到就写下来。王小棣对我说，当年文建会的工作是相当粗糙的，而龙应台确实做了一些事情。
翻开台北市文化局2003年编写的《东倒西歪，三年有成——台北文化一千天》，可查龙局长的事迹：台北的文化地景开创了许多“第一”，包括第一个国际艺术村、第一个驻市艺术家高行健、第一个华人世界的国际诗歌节、第一个古迹专业演艺厅（中山堂）、第一个专业艺术电影院（台北之家）、提倡修复并开放许多名人故居（包括钱穆、林语堂等人的故居）、第一个公私合营模式的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制定第一个“树木保护自治条例”。她还推动了老巷弄老房子的拯救，其中包括夏铸九教授与我见面的紫藤庐，那是哈耶克弟子周德伟的故居。
王小棣对龙做事的韧性印象深刻：在拍摄与《大江大海》有关的一部纪录片时，龙跟着叙述者踩着碎石子路一路小跑到码头，穿着平底鞋，跑了将近半小时，当时她57岁。
在“受尽了政治的折磨和实务的历练”之后，龙应台终于发现做官不能像作文那样“理直气壮”，而理直气壮，是1986年《野火集》横空出世时的动人之处。
夏铸九说，有过“不那么愉快”的局长经验，如今的龙应台已“不那么简单”，她知道什么时候该斩钉截铁强硬，什么时候该动用柔软示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