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当我回过头去看这段经历，看这个不到两岁的她用这样的方式给我们整个的生活刻下怎样明显的印记。事实真是这样，有一段时间我们天天说的话题就只有这一件事。说上去这自然不关她的事，这一切都是关于我们。琳达和我的生活几近混乱，或者说总是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一切随时可能崩溃，而我们必须强迫自己适应有小孩的家庭生活。我们不懂得计划。得把晚餐的食物买回来这件事，每天都让我们措手不及。每个月底也得付清账单。要是没有某个发放工资的机构不定时地将钱打入我的账户，比如那些各类的收入，版税、读书会的售书酬金、一点学校教科书酬金，或者，正如这个秋天，有来自国外的后续版税，那一定会全乱套的。这不断有的即兴作品增加了瞬间的意义，当然天上不会掉下馅饼，劳动的成果自然让人感到生命格外充满意义，感受到光明，当然也可以实际干点什么了，强烈的感受，无与伦比的欢乐。啊，那时候的我们真是喜气洋洋。孩子们都充满了活力，自然他们要寻求快乐，要是我们有额外的精力带他们去高兴一回，他们就会把几分钟以前的执拗或是愤怒忘得干干净净。当然会意识到这样做是很消磨人的，所以虽知道要和孩子们一起同乐，但这对身处其间的我意义不大，仍像陷入了眼泪和失望的泥潭里。我一旦陷入了泥潭，就将被新发生的每一件事拽住旋转而下，直至泥潭深处。而与此一样消磨人的是意识到自己是在跟孩子打交道，是孩子在把我往下拉。这毫无价值。像这种处境，我是要尽最大可能不做这样的人。在有孩子以前我从未想到过这样的事。那时候我想一切都会顺利的，只要我好好待他们。事实上也是如此，但到当时为止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没有人警告我有了孩子会是对生活的另一种侵入。将会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对他们的亲近程度。一个人自己的秉性和幽默如何与他们的脾气和幽默交织在一起，如此一来，个人最糟糕的一面不再是为己所有，藏于内心，而是把它们都显示出来，但又像接受外面的东西一样，被扔了回来。自然，关于人善与美的一面的显示也同样如此。在那些最有压力的非常时期里是个例外。在海蒂和约翰先后出生那会儿，他们所经历的情感生活受到冲击，找不到比生事、闹别扭更好的宣泄方式来矫正和改变这一切。这里的生活基本上是稳定和井井有条的，虽然有时我对他们光火，但他们对我仍然有安全感，每当他们需要庇护时，就会想法来靠近我。再没有比全家人一块儿出去玩更让他们快乐的事了。他们要的都是一些极简单的需求，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充满了奇幻色彩：一个有太阳的星期天去西约特兰港郊游，先经过一个公园，摆在那里的一堆木头就足以占据他们半小时，然后经过海边，他们对海上的帆船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接着就是午餐，我们坐在通往海里的阶梯上吃意式三明治，那是在当地一家意大利咖啡馆买的，至于带的便当嘛，我们自然不去想它了。于是有一个小时他们只是四处跑着、玩耍、欢笑。万妮娅跑起来有点甩手甩脚的样子，这种极具个人特点的跑动姿势，从她一岁半那会儿就这样了，海蒂以她那跌跌撞撞的步姿走着，迈步急切而匆忙，始终掉在她姐姐身后两米的地方，她时刻准备好要接受属于万妮娅的那些小玩意，虽然这种情况不多。然后我们顺着来路回家。海蒂在童车里睡着了的时候，我们和万妮娅一起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她热爱单独同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刻时光，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柠檬水，一边打开话匣子，问了所有能想到的问题，比如天空是不是挂得很牢，或者有什么能让秋天停下，或者猴子是否有骨架子。面对这一切我的愉悦之情油然而生，不是那种巨大的欢喜，更加接近于一种平和或者宁静，同时也很高兴。或许甚至是，在游离出的一瞬间里的快乐。还不够吗？难道这还不够？是的，若快乐是一个目标，那么这就够了。但快乐不是我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我的目标，我要它来干什么？家庭也不是我的目标。如果是的话，我可以把我拥有的一切时间和我的每一分钱财都花费在它上面，事实上我们是可以这么做的，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那我们就可以住在挪威的某个地方，冬天去滑雪溜冰，背包里装有干粮和暖水壶，夏天出外划船，水里游泳、钓鱼，野外露营，和其他有小孩的家庭一起去国外旅游；一个井井有条的家，用时间精心做一道晚餐，同朋友们聚在一起，幸福而快乐。是啊，这像是一幅漫画，但每天我看到有孩子的那些人家就是这样生活的。孩子们干干净净，衣服精致美丽，父母们都乐呵呵的，有时候会提高嗓门，但他们绝没有像蠢货那样站在那里冲着孩子们一通大吼。他们在周末出外郊游，夏天在诺曼底那里租一栋房子避暑，他们的冰箱里绝不会空着，总是有食物。他们在银行或是医院上班，在IT公司或是政府机关部门就职，在剧院或是大学工作。为什么我要写作，将自己关闭在这个世界之外？为什么我要写作，使得孩子们用的童车看起来就像是我们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为什么我要写作，使得我去幼儿园时，眼神疯狂、面部僵硬，脸上像罩着一个怪异颓丧的外壳？为什么我要写作，让孩子们的所作所为都要合着我个人的意愿，对后果不管不顾？我们生活中这所有的混乱到底来自哪里？我知道我可以让这一切消失，我知道我们也可以成为那样的家庭，那得我愿意才行，那这必得是我们生活最终的意义。我不愿这样。为了家庭我必须付出一切，这是我的责任。从生活里我唯一学到的是忍耐，绝不向它提出任何问题，将所有的渴求和幻想积攒沉淀，让它燃烧，最后顺着笔尖流出。我不知道这些思考来自哪里，当我看着眼前这白纸黑字时，觉得这几乎就是滥用，是曲解：为什么责任就要高于快乐？关于快乐的话题是陈词滥调了，但接下去有关意义的问题就值得探讨。当我看到一幅美丽的油画我会流下眼泪，但看到孩子的时候不会这样。这不意味着我不爱他们，我爱，我用了我的整个心去爱，这只能说明他们给予的意义不能充满整个的生命。至少对我来说不是这样的。很快我就四十岁了，我到了四十，很快就是五十。我到了五十，很快就是六十。我到了六十，很快就是七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墓志铭会这么写着：此地安眠着一个人，他万事能忍。最后他被挤压得粉碎。或许，这样更好：

这里安眠着一个发现自己从不抱怨一切的人，

因此他只活了一半的生命

在坠落而下进入死亡之前

这是他最后的话语：

啊，上帝，这里是多么的阴冷乏味，

谁能寄给我一点生活的盐味？

或是这样：

这里安眠着一位作家，

一个好人谦谦君子，

笑声于他陌生，

不识快乐滋味

曾一度满嘴词汇，

现如今一口泥土。

来吧蛴螬，来吧蛆蛹，

啃一嘴咬一口啄一点肉体进胃口

吃掉一只眼睛无妨

它早黯淡无光

这人的高谈阔论已过去很久

但我现在还有三十年的日子要过，很难说我还会跟从前一个样。因此，或许会是如下？

我们所有的人都归属于你，神明的上帝

带他走吧连同他的毛发和肌肤，

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终于寿终正寝

他吃下我们的面包已经够多

他对朋友挥举拳头

为的是静心写书拼命工作，

他写作他手淫，但结果不佳无建树，

行文全无风格，坐在那里只是一通瞎拼凑

于是他拿了一块蛋糕，又再拿一块蛋糕

于是他拿了一个土豆，又拿了一块鲱鱼

拿来一头猪把它全烤脆，

吃个精光响亮打饱嗝，呃！

我不是法西斯，但就爱棕色奶酪

我换掉字母，只用维京字符写作！

出版社拒绝，这人发了疯

他边吃边打嗝，却始终没个够

他的肚腹增大，脂肪增厚，

双眼冒毒光，舌头在燃烧：

“我想说的哟只是大实话！”

脂肪在血管里聚集，脂肪将心脏包围

一天他因疼痛发出嚎叫：

救命，救命，我的心停止跳动，

从车祸丧生的尸体中给我一个新心脏！

但医生说不，我记得你的书，

你将像一条鱼那样死去，铁钩直刺喉。

你知道疼痛，可感受到了痛楚？

针刺心脏，这就是死亡，我的朋友！

或许还有一个可能，要是我走运的话，鉴于个人有的一丁点儿特殊偏好？

这里安眠的一个人他在床上抽烟

和他太太一起，燃烧而尽飞冲云天

换句话说，

他们已身不在此

寻得的一点灰烬于户外的草地间。

当我父亲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他打破了自己旧日的生活，让生活开始新篇章。那时候我十六岁，在克里斯蒂安桑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一年级。在这个学年开始的最初阶段，我的父母还没有离婚，关于他们之间的问题，我一点儿也猜不出他们将来的关系究竟会如何发展。那时候我们住在离克里斯蒂安桑二十公里外的特韦特，一座建在山谷最外沿的老房子里。地势很高，背面是树林，屋前的景色是一条河流。整个房产还包括一个巨大的粮仓和一间户外堆杂物的房子。刚搬到那里的那个夏季我十三岁，爸爸妈妈买了好几只鸡，我记得没到半年它们就跑得一只也不剩了。父亲在草地边的一块狭长地带种上了土豆，再往下还有一个肥料堆。在我父亲脑子里的许多梦想工作中，园艺工就是其中之一。在这方面他也确乎有才能——环绕我们房子的花园里植物繁盛，也有异国引进的植物，向阳的那堵墙下我父亲种上一株桃树，看到树上最后结满果实，父亲确实很引以为豪。刚把家搬到乡下来那会儿我们对前景乐观，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后来慢慢地，同时也是很确定地，掺杂了一种自嘲，因为对我父亲一生中的那些年月，我能够记住的那些具体事情之一是他说出的一句话（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我们坐在外面花园的一张桌子旁边，他、妈妈和我在烧烤）：

“我们这一家子呀，真是完美无瑕！”

说嘲讽话不难，我自己就擅长这个，但也并非易事，因为我不能领会其间隐含的寓意。因为对我来说这样的晚上就是挺开心的。这句嘲讽话的字面内容，像一股潜流通过了这个夏季余下的所有时间：一大清早我们在河里游泳，在周边有篱栏浓荫遮蔽的地方踢足球；我们骑车去哈姆雷桑登的野营地，在那里游泳、晒太阳、瞧女孩子；七月里我们去看挪威少年足球杯，在那里我第一次喝醉酒。有人认识在那里有一套公寓的人，有人认识可以给我们买啤酒的某人，于是我坐在那里，在一个陌生人的客厅里，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让自己开怀地喝酒，那真是一种炸裂开来的快乐，所有危险的或是值得担忧的事全都烟消云散，我只是笑啊笑，在包围着我的所有这些东西当中，陌生的家具、陌生的女孩子、陌生的花园，我想这就是我想要的。一丝不变的就像这样。只是笑啊笑，所有那些稀奇古怪的念头随即而至。这个晚上我被拍了两张照片，在第一张照片里我躺在地板中央横七竖八的一堆身体中，一只手里拿着个骷髅头，脑袋像甩在了一边和这摊伸出去的手脚不搭界，脸上挤出了一个扭曲的怪异的笑。另一张照片里只有我一个人，我躺在床上，一手抓着一个啤酒瓶，另一只握住骷髅的手放在大腿根的阴茎那里，我带着墨镜，咧着嘴放声大笑。那是1984年夏天，我十五岁，有了这样一种经历：喝酒真是太爽了。

接下去的几个星期，我的童年时代就这么继续着：我们躺在瀑布下的岩石上打盹，有时又站到高处跳水，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星期六下午坐公交车进城，在那里我们买些好吃的东西，逛唱片店，与此同时，对即将开始的高中生活的那种期盼，一直在心里念念不忘。这不是家里发生的唯一变化：我母亲从她工作的护士学校请了带薪假，这一年她要去卑尔根学习，英韦那时已经住在那个城市。这也就是说，我和父亲要单独住在那里，头几个月也确实如此，很可能觉得我碍事吧，后来父亲建议我去祖父母那里住，在埃尔韦街他们有一幢房子，多年来祖父的会计办公室都设在那里。我所有的朋友都住在特韦特，在这儿的高中里有新结识的朋友，但我觉得还没有熟悉到可以放学后大家在一起的程度，一周我有五天参加足球训练，不去训练时就一人坐在下面的客厅里看电视，在阁楼的书桌旁做功课，或者躺在床上边看书边听音乐。有时候我也去桑内斯，我家那地方叫这个名字，去拿衣服、唱片或是书籍，有时也在那里过夜，不过我更愿意待在祖父母家中我的房间里。我们家那房子里冷飕飕的，可能是因为没什么人气，父亲大多数时间是在外面吃饭，在家里只干点最有限的、必要的一些活儿。房子里笼罩着一种沉寂的气氛，在这圣诞将至的时节有种伊人已去的冷清。二楼电视机前的沙发上有小小的干得卷缩了的猫屎，老式的洗碗机立在厨房的案桌上，所有的暖气全都关上了，除了他搬到自己住的那间屋里的一个电暖器外。他自己的心里经受着痛苦。一天晚上我回到那里，那应当是十二月初的时候，在冰冷的卧室里我放下手提袋，在门道里和他撞了个满怀，他刚从粮仓回来，那里的地下室改装成了一套房间，他的头发蓬乱，眼睛黑沉沉的。

“我们不能生个火吗？”我说。“这里太冷了。”

“生个火？”他学着我的发音说。“在这儿我们不他妈的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