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的缘起

耶路撒冷，这座犹太人、基督徒与穆斯林共同的圣城，自基督教会早期以来便是基督教朝圣者的主要目的地。除了北面，整个耶路撒冷被山谷与干涸的河床所环绕，汲沦谷、欣嫩子谷和泰罗普河谷在圣城南面像张开的手臂在保护着它。汲沦谷经过旧城以东，将橄榄山与城市隔开；耶路撒冷西面的欣嫩子谷，在《圣经》中则是地狱的象征；泰罗普河谷位于西北方，靠近今天大马士革门的位置，向南入西罗亚池。三千年间，这座富有魔力的城市饱经战火的摧残和考验，其雄伟斑驳的城墙便是一例明证。城墙之内屹立着圣墓教堂（拉丁语：Sanctum Sepulchrum，东正教称之为“复活教堂”，希腊语：Ναός της Αναστάσεως），基督徒相信它修建于耶稣殉难之处（即“各各他”, Golgotha，意译为“骷髅地”），而教堂下则是空空如也的圣墓。穆斯林征服该地后为了纪念穆罕穆德夜行登霄（阿拉伯语：الإسراءوالمعراج）修建了两座清真寺，其中圆顶清真寺（The Dome of the Rock，阿拉伯语：مسجد قبة الصخرة）被认为修建在《圣经·创世纪22》中亚伯拉罕准备献祭独子以撒之处（同时该地也是耶稣早期传教的场所之一），而寺中的那块岩石则是赫赫有名的登霄石；旁边的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阿拉伯语：المسجد الاقصى，意译为“远寺”）则正好修建在所罗门的圣殿遗址之上。初来乍到的朝圣者很容易迷失在耶路撒冷蜿蜒曲折的小巷和错落纵横的阶梯中，在局促的城区里聚集了大量人口，人头攒动，挥汗成雨，更令远道而来的客人不辨东西。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下令在耶路撒冷阿芙洛狄特神庙的旧址上修建了圣墓教堂，也是在这附近，据说他的母后海伦娜组织发掘出了基督教圣物“真十字架”。不论是否真实，基督教朝圣者们从此便开始千里迢迢前来朝圣了。从公元4世纪开始，来自欧洲的朝圣者与日俱增，接待朝圣者成了耶路撒冷当地人的重要产业，于是各种向导、客栈应运而生。到了7世纪初，拜占庭人在城内正式建立了朝圣者招待所（救济所）和医院，为这些千里迢迢前来赎罪的基督徒提供庇护与照顾。作为朝圣目的地，耶路撒冷既获得了宗教上的崇高地位，也获得了商机。来自意大利阿马尔菲（Amalfi）的商人算是佼佼者，他们在伊斯兰世界的海滨城镇很受欢迎，与埃及的法蒂玛王朝也建立了良好关系。

自公元6年起，耶路撒冷开始由罗马帝国统治（虽然经历了66年与70年两次犹太人大起义）。公元4世纪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他也是第一位公开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公布《米兰诏书》之后，帝国境内基督徒的地位有了根本性改观，耶路撒冷得到了君士坦丁堡官方的重视，圣墓教堂得以修建，圣城也成了基督教的一座中心城市。拜占庭人的治理体现了一定的宽容精神，从5世纪起，当年被逐出家园的犹太人也渐渐被允许返回耶路撒冷居住。614年，耶路撒冷首次被信奉异教（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皇帝库斯老二世（Khosrau Ⅱ,590—628年在位）攻占。祆教徒吞并了整个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在凯旋时甚至掠走了基督徒的至高圣物“真十字架”，其兵锋直达君士坦丁堡，令拜占庭帝国一度考虑迁都迦太基。不过，库斯老二世有一位强劲的对手—拜占庭皇帝伊拉克略（Heraclius,610—641年在位）。这位意志坚强的皇帝，动员帝国的一切力量抵御波斯人，广交盟友，身先士卒，终于在621年后逐步扭转颓势，并在627年的尼尼微战役中决定性地击败了波斯人，收复全部失地。库斯老二世被儿子篡位弑杀，萨珊王朝由盛转衰。然而好景不长，由于长期鏖战，东罗马帝国与萨珊王朝这两大强权都精疲力竭，元气大伤，异军突起的阿拉伯穆斯林趁机灭亡了波斯帝国，并侵占了拜占庭在东方的大片土地。638年，耶路撒冷被哈里发奥马尔攻占，整个巴勒斯坦、埃及、叙利亚也陷于其手。伊拉克略一度意气风发地光复帝国，却在晚年身患重病，无力回天，只能咽下苦果。从此，耶路撒冷开启了穆斯林的统治时代。

与罗马人、拜占庭人和波斯人不同，阿拉伯人大体上通过米勒特制度长期推行一种宗教宽容政策，他们并不以武力强迫犹太人、基督徒改宗，反而承认其“启典之民”的特殊地位，给予一定自治权利，作为代价，后者要缴纳人头税。穆斯林统治者对前来耶路撒冷朝圣的西方朝圣者也并不加以阻挠，唯一的明显例外是法蒂玛王朝哈基姆（Al-Hakim bi-Amr Allah, 985—1021）当政时期，此人以反复无常、行为乖张著称，在任时期他一改昔日哈里发的宗教宽容政策，残酷迫害基督徒。哈基姆于996年继承王位时，仅仅是个11岁的孩童。其父阿齐兹临终之际，廷臣们却找不到王子，最后发现他躲到了一棵无花果树上。王公大臣们聚集在无花果树下，亲吻哈基姆面前的土地，他便在这样特殊的场景下成了新的“伊玛目”和哈里发。哈基姆的母亲是一位基督徒，两个舅舅都是基督教主教，他在即位之初，也曾继续推行对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宽容政策，个人则坚持简朴的生活，学习天文和哲学，甚至与开罗街头的平民聊天说笑。不过，哈基姆独立当政之后，便渐渐显现出乖戾的一面。例如，他下令杀光了埃及的猫狗，禁止国民食用葡萄，他自己昼伏夜出，甚至强令开罗居民也必须遵行这样的作息制度。1004年他开始迫害甚至处死基督徒，关闭耶路撒冷教堂和犹太会堂并改为清真寺，取缔复活节，命令犹太人佩木牛项链，基督徒佩铁十字架，以与穆斯林相区别。他烧毁了开罗的犹太社区，更在1009年命手下将圣墓教堂及其附属建筑夷为平地。耶路撒冷幸存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假装改宗伊斯兰教。哈基姆的极端行为虽然得到了一部分伊斯玛仪派拥趸，但却激化了国内矛盾。在统治的末期，他甚至开始迫害穆斯林，取缔斋月，恐吓普通什叶派和逊尼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穆斯林极度痛恨他，哈基姆居然不得不恢复开罗的犹太会堂与基督教堂，以便得到犹太人和基督徒的支持来自保。这一时期哈基姆“疯王”的绰号已经在海内外传开了，据说他常常在夜间梦游，依靠御医的大量药剂苟延残喘。他开始怀疑身边的亲信，大肆清洗宫廷，杀死了自己的法官、老师、宫廷诗人、表亲甚至御厨，最后众叛亲离。1021年2月的一个午夜，年仅36岁的哈基姆骑着一头毛驴离开了开罗（此时显然已精神错乱），消失在山区里。几天后人们找到了他的驴子和血衣，一般认为，他被自己的妹妹谋杀了。他的幼子扎希尔登上了王位，昔日的宗教宽容政策终于又恢复了。但帝国已经元气大伤。

尽管出现了哈基姆的暴政，但朝圣者们前往耶路撒冷的灵魂净化之路并没有被彻底阻断。然而在11世纪，他们遇到的阻碍却超过了以往。塞尔柱突厥人的崛起打破了昔日的平衡，他们在安纳托利亚不断向西扩张，1071年曼奇克特战役中拜占庭的惨败更是宣告了基督徒对小亚细亚牢固统治的终结，此后，经博斯普鲁斯海峡横跨小亚细亚进入耶路撒冷的陆上朝圣线路便越发凶险了。1065年大批日耳曼朝圣者在拉姆拉（Ramla）附近被阿拉伯土匪抢劫，很多人死伤，部分朝圣者武装起来据险自保抵抗了整整三天，最后还是由当地穆斯林统治者搭救才得以生还。

最早关于医院骑士团的记载大致就源于这一时期。不过，他们的“医院”其实更像现代意义上的救济站、收容所。虽然竭力照顾病患和穷人，但那个年代的医术非常原始，面对严重疾病时，医生往往束手无策，最多只能缓解病人死前的痛苦。

根据提尔（Tyre，黎巴嫩南部重要商业城市）大主教威廉（William of Tyre，约1130—1186）的记载，医院骑士团的先驱者是一批大约11世纪中期来自意大利阿马尔菲的商人，他们抵达耶路撒冷后不久，便向当时的统治者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申请为意大利同胞在圣城中设立据点。哈里发慷慨地将城内基督徒区的一小块土地交予他们支配，而该区域恰恰邻近圣墓教堂。他们在此修建了复活教堂（Church of Resurrection）和圣母玛利亚修道院（当地人一般称作“拉丁人的圣母玛利亚修道院”，以便同叙利亚东正教徒的修道院相区别）。此外，阿马尔菲人还趁机重建了之前被战火摧毁的医院，甚至专为女性朝圣者修建了第二所医院。两所医院都有相关联的教堂，女医院是马利亚（抹大拉的）教堂（Mary Magdalene）男医院则是圣约翰教堂（“慈悲的”约翰，John the Eleemon, John the Merciful，也称John the Almoner，基督教圣人，7世纪初的亚历山大宗主教）。当然长期以来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此处的圣约翰应为更加著名的“施洗者约翰”（John the Baptist），不过，“慈悲的”约翰一说也的确得到了骑士团官方记录的某种认可。

1071年，塞尔柱人在曼奇克特战役中击败拜占庭人，旋即南下占领耶路撒冷。虽然很多基督徒把他们当作救星，然而突厥人可没有约翰那种“慈悲”的名号—他们大幅提高了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吉兹亚（jizya）税。虽然依旧允许基督教朝圣者来到圣城，但他们的待遇比过去明显下降了。

以上就是圣约翰医院创立的时代背景。

一位佚名的阿马尔菲编年史家记载，阿马尔菲大主教约翰（1070—1081年在位）曾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在那里他受到了同乡的热忱欢迎，后者之前已经建立起两所医院（或救济院），于是主教便与自己的同胞一道救治伤患，援助穷人。这个时期的阿马尔菲团队也许还算不上专业的修士团，但已经具有了雏形。

虽然现有资料基本可以确定早在1070年前后，耶路撒冷的圣约翰医院便已经在有效地运作，但这一时期的组织结构和人员情况都是含混不清的，我们甚至不知道医院院长为何方神圣。资料的缺失也困扰着后来的医院骑士团，与其他的骑士团相比，他们无法确切地指出第一任团长姓甚名谁。当需要游说西方的权贵捐款赠土时，与竞争对手如西多会（Cistercian）相比，医院骑士团的“出生证书”上可算一片空白，难免让人心生疑窦。为了弥补这种“先天不足”，骑士团不得不杜撰出更加悠久显赫的身世以对外宣传。1160年，赖歇尔斯贝格（Reichersberg）修道院院长格霍（Gerhoh,1093—1169）言之凿凿地声称医院骑士团的起源可上溯至使徒时代（公元1世纪）。到了1185年后，这种附会就更加离奇了：医院骑士团盎格鲁—诺曼版的团规中，居然表示骑士团的医院最初是由统治耶路撒冷的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与一位名叫梅尔基亚扎（Melchiazar）的教长共同设立，稍后率领犹太人起义赶走塞琉古统治者的犹大·马加比（Judas Maccabeus）也是它的重要赞助人。如此一来，医院骑士团的历史就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世纪。团规中还煞有其事地说，耶稣基督早年也曾多次造访医院，并在此频频显示神迹，而基督教历史上第一位殉道者圣司提反（St. Stephen）亦曾经是医院院长。12世纪晚期至13世纪医院骑士团的史料虽然不再附会公元前的安条克国王版本，但也在为这传奇的“历史”添砖加瓦，例如，他们相信圣母玛利亚曾经在骑士团的医院中生活了三年之久，直至去世……教皇与骑士一再重复这些“史料”以增强医院骑士团的声誉和传奇性，从而寻求更大的支持，以讹传讹之下，反而令骑士团早期的真实状况湮没在一片迷蒙中。不过，在那个年代也有头脑清醒、富有良心的史家，圣斯特凡诺（Santo Stefano）的威廉在13世纪末期撰写医院骑士团团史时，便没有受到干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上述种种说法都仅仅是虚构的“神话”，目的是提高骑士团声望，吸引赞助人。

撇开这些传说不谈，迄今得到公认的医院骑士团创始人也是一位传奇人物—“被祝福的”杰拉尔德（Blessed Gerard, 1040—1120，也被称作Gerard Thom，因杰拉尔德并未获得教会的官方宣福，因此尚不能称为“真福者杰拉尔德”）。据说他原为本笃会（Benedictine Order）的俗人修士（lay brother），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担任耶路撒冷的圣约翰医院院长。他德高望重，乐善好施，积极地救助朝圣者与穷人，甚至因此遭到了穆斯林的迫害（后者误以为他藏匿了大量钱财）。他的事迹在提尔大主教威廉的著作中有详细记载。不过有些“神迹”应该是后世的杜撰。其遗体于1283年被精心迁移至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马诺斯克（Manosque），以躲避东方十字军国家的战火。后世的医院骑士公推他为创始人，并将他看作一位圣徒，虽然他并没有得到教会的官方封圣。

我们对这位载入史册的医院骑士团创立者的生平知之不多，甚至他的绰号“Tunc”（常常拼写为Thom）也是存疑的。H. J. A．西尔在《马耳他骑士团》（The Knights of Malta）一书中认为他的绰号是晚至17世纪由阿内·德·纳比拉（Anne de Nabirat）“发明”的，此人将拉丁语词“tunc”（then）错误地理解为绰号。杰拉尔德确凿的出生地也有争论，大体有阿马尔菲和普罗旺斯两种说法。1883年，梅杰·惠特沃思·波特（Major Whitworth Porter）在书中表示杰拉尔德来到圣地以后，被医院救死扶伤的善举所感染，放弃了返回欧洲的想法，加入了医院的工作，并以优异表现成为医院（男医院）负责人。与此同时，女医院的负责人是一名意大利妇女阿格尼丝（Agnes）。

1095年，在法国南部召开的克莱蒙会议（Council of Clermont）上，教皇乌尔班二世郑重地提出“上帝的休战”（Truce of God）这一概念（虽然它其实是在百年前首先由法国人创造的），它要求贵族们每周周三日落至周五日出这段时间里禁止征战和比武决斗（而普通民众则禁止一切比武）。虽然“上帝的休战”看上去昭示了教廷对和平的渴望，然而异教徒显然不在停战之列：乌尔班响应拜占庭人的请求，做了那次震惊世界的演讲，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就此开始了。

虽然教皇的演讲的确是振奋人心、充满激情的，而且他还许诺赦免参与东征者的全部罪孽，但若认为仅仅靠一次演讲便能驱动千军万马也太过理想主义了。十字军国家一直饱尝兵力短缺之苦，它们得以幸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穆斯林对手更加虚弱。

受教皇感召，最早启程收复圣地的“部队”是所谓的“农民十字军”（平民十字军）。他们大多数是毫无战争经验的农夫，甚至包括妇女和儿童，出于宗教热忱和对财富土地的渴望，在一位充满幻想的“隐士”彼得的领导下，踏上了注定充满苦难的征程。这群乌合之众数量超过2万，虽然一路跌跌撞撞，而且军纪败坏，但还是于1096年月抵达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os Ⅰ Komnenos,1081—1118年在位）面对自己招来的第一批西方“援军”，疑窦丛生，对其战斗力不敢抱过高期望，甚至觉得他们在首都长期逗留造成的威胁还高过土耳其人，于是便用舰队将其礼送至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登陆。10月21日，农民十字军走完了自己的历程，他们在尼西亚附近遭到土耳其人伏击，几乎全军覆没，大部分妇女儿童沦为土耳其人的奴隶。仅有数千幸存者逃回了君士坦丁堡。在最后决战前，“隐士”彼得已经失去了对部下的控制，独自返回了拜占庭首都，实质上抛弃了自己的军队，而他的副手戈蒂埃·桑萨瓦尔（Gautier Sans-Avoir）力战而死。稍后“隐士”彼得与平民十字军残部一道加入了“贵族十字军”，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已不再扮演主要的角色。

尾随农民十字军之后的，还有一支由德意志人弗隆海姆的埃姆里希（Emrich）伯爵统率的日耳曼部队。平民十字军虽然有勇无谋，但至少对圣战的态度是真挚热忱的，而埃姆里希麾下所谓的“日耳曼十字军”却将注意力放在了烧杀劫掠上。他们在美因茨和沃尔姆斯屠杀了大量犹太人，甚至一度火烧科隆。当部队在1096年6月进入匈牙利境内后，他们又成了匈牙利人的梦魇，最终在维瑟尔堡（Wieselburg）被忍无可忍的匈牙利守军击溃，埃姆里希与少数几个骑士仅以身免，部分残部转投后来的十字军正规军。

除去这些“插曲”，真正的十字军部队更加精锐，也更有纪律。虽然响应的王公贵族数量庞大，但最主要的将领包括韦尔芒杜瓦伯爵于格（也是法王之弟）、诺曼底公爵罗贝尔、下洛林公爵布永的戈弗雷和他的兄弟布洛涅的鲍德温（Baldwin）、塔兰托伯爵博希蒙德（Bohemond）以及图卢兹伯爵雷蒙德（Raymond Ⅳ, Count of Toulouse）等人，而教皇的全权代表则是阿德马尔主教（Adhemar of Le Puy）。士兵主要来自法兰西、佛兰德、德意志与意大利，总数达到35000人之众。1097年4月，各路贵族十字军终于在君士坦丁堡城外集结完毕。由于农民十字军的遭遇尚殷鉴不远，阿莱克修斯一世对贵族十字军也不敢完全信任，在得到主要将领的宣誓效忠后（雷蒙德有所保留），便将他们也匆匆运过海峡，去与异教徒作战。和上一次不同的是，拜占庭派出曼努埃尔·伯托米特斯（Manuel Boutoumites）与塔第吉欧斯（Tatikios）两员大将率部协助，用他们对抗突厥人的经验去帮助初来乍到的十字军。在罗姆苏丹国的都城尼西亚，十字军初战告捷，击败了苏丹阿尔斯兰一世，夺去了这座小亚细亚历史名城，并将它归还与拜占庭帝国。随后，士气高涨的十字军继续前行，虽然沿途存在补给困难，但依然取得了多里留姆之战的胜利。进入1098年，布洛涅的鲍德温解除了埃德萨（Edessa）之围，并以此为基地，建立了埃德萨伯国（County of Edessa）。其余十字军主力则进抵安条克，经过艰苦的围攻和拉锯战后，终于夺取了这座基督教历史上的重要城市，并击退了塞尔柱人的反攻。虽然十字军饱受饥馑与瘟疫之苦，并且内部也纷争不断，但在1099年，他们还是再度踏上了征程，目标直指圣城耶路撒冷。博希蒙德没有随队出征，而是留守当地，建立了安条克公国。

当时，耶路撒冷由法蒂玛王朝的总督伊夫蒂哈尔（Iftikhar al-Dawla）负责守卫，之前一年趁塞尔柱人与十字军鏖战之际，法蒂玛王朝夺回了二十多年前丢失的这座城市。由于畏惧十字军浩大的声势，伊夫蒂哈尔放逐了城内的基督徒，以免他们充当“第五纵队”。与此同时，他也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政策，将人员和粮草集中于城内，并烧毁了城外一切可用于制作攻城器械的木材。

就在紧张的围城期间，医院骑士团创始人杰拉尔德修士留下了他的传奇故事。根据一则流传甚广的传说，由于医院院长的特殊身份，杰拉尔德并没有被驱逐出城（战事迫在眉睫，穆斯林也同样需要医院正常运作），但是被要求与其他居民一样，为守卫圣城尽一份绵薄之力。他踏上城墙，佯装与士兵们一起向十字军投下飞石，不过他那些藏在衣服里的“弹药”看似石块，实际却是城外敌军急需的面包。有卫兵看出了蹊跷，于是杰拉尔德因资敌的罪名被逮捕并扭送至总督面前。千钧一发之际，本来用作呈堂证供的资敌面包却在瞬间化成了石块，这桩神迹令杰拉尔德逢凶化吉，无罪获释。虽然这段插曲在今人看来不足为信，不过应该也有它真实的原型。杰拉尔德大约的确被留在了耶路撒冷城内，不过，穆斯林显然不指望依靠他投掷飞石来保卫城墙，而是倚仗他的威望和医术。我们可以合理推断，他大约在围城期间领导圣约翰医院如常运作，想必也接收诊治了一些穆斯林伤患，这体现了一位医务工作者的良心。“神迹”可能是后人的附会甚至杜撰，但他的确曾经遭到逮捕（很可能是因为他出于对基督徒的同情做出了某些忤逆统治者的举动），并直到十字军进城方获得解救。杰拉尔德不是一位通晓魔法的巫师或先知，但人们出于对他的崇敬而赋予其种种富有传奇色彩的光环，并载入史册，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耶路撒冷的围困自1099年6月7日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15日。这一天，布永的戈弗雷率领亲兵突破了城墙。他们巩固了突破口，并打开城门，十字军的洪流立刻冲入了圣城。目睹城防已然土崩瓦解，剩余的穆斯林纷纷逃往圣殿山一带，在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寻求庇护。十字军将领坦克雷德（Tancred）追至此处，洗劫了清真寺，但他向难民们许诺只要归顺就可以免于一死。稍后十字军的旗帜便也在圣殿山上飘扬了。

与此同时，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在大卫塔包围了总督伊夫蒂哈尔及其残部，后者眼见败局已定，便带着大量财物向雷蒙德投降了。伯爵收获了丰厚战利品，也就颇具骑士风度地饶恕了伊夫蒂哈尔，并允许他和部队平安出城。其他人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城破几天之后，阿克萨清真寺中归顺的民众便惨遭其他十字军屠戮，这些部队杀红了眼，即使清真寺上醒目地竖立着坦克雷德的旗帜也无济于事。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同样没能幸免，虽然他们纷纷躲进犹太会堂避难，但法兰克人一把火将一切都烧了个干净。十字军的屠城不分男女老幼，甚至有部分基督徒也难逃毒手。对于这场惨剧，编年史家阿奎勒的雷蒙德曾经有以下描述：

“在城市的街道上，随处可见一堆堆的头颅、手足、残肢。有时候为了通行，不得不挖开尸体形成的‘路障’。但这些惨状与发生在‘所罗门圣殿’（即阿克萨清真寺）中的暴行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我若以实情相告，读者恐怕会难以置信。一言蔽之，屠杀过后，当人们策马进入神殿时，发现血流竟深达膝盖和缰绳之处……”

如果我们认为十字军的随军历史学家是以一种同情震惊的态度记录这一切，那就大错特错了。雷蒙德对屠杀本身大加赞许：“这是上帝做出的一次公正而辉煌的裁决，此地本应淌满异教徒的鲜血，因为他们曾经亵渎圣地。”

一般认为，当时耶路撒冷城内共有7万人口。虽然有十字军的资料表示他们屠尽了全城市民，但实际殒命的可能大约只有1万人。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倘若十字军所言非虚，那么居住在城内的杰拉尔德与他的医院修士们也无法幸存。实际上，破城后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穆斯林、犹太人逃出生天，贩卖战俘与榨取赎金一度成为十字军将士的重要财源。史料中触目惊心的屠城描写虽然不是空穴来风，但也存在一定的夸大，这或许是因为西方编年史家出于宗教热忱，极力要突出“圣战”的业绩。

一场腥风血雨之后，耶路撒冷变换了主人。城中居民很多遭到屠戮，圣城的财富被征服者夺取，只剩下一座满目疮痍、尸臭冲天、奄奄一息的城池。而发起十字军东征的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听到胜利的消息之前便撒手人寰，或许这也应验了十字军的口号—“神的旨意”。教皇代表阿德马尔主教已病逝，圣城急需一位新的领导人。贵族们为此争论不休，主要的候选人是战功最为卓著的下洛林公爵布永的戈弗雷和图卢兹伯爵雷蒙德二人。起初大家有意推举雷蒙德，但此人忸怩作态地表示自己不配做耶稣之城的国王。于是众人转而看好布永的戈弗雷，后者谦逊地表示自己无意称王，只愿意做“圣墓守护者”（Advocatus Sancti Sepulchri）。他的此番表态博得了普遍的好感，于是顺利地被选举为圣城的第一任十字军领袖，虽然没有国王之名，但他实际上为耶路撒冷王国的缔造者。图卢兹伯爵雷蒙德事后悔之不迭。但他作为一代名将，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领军转战黎巴嫩海岸，最终建立了自己的的黎波里伯国，这也是东方的第四个十字军国家。

戈弗雷的登基对医院骑士团的未来影响深远。虽然统治时间只有短短一年，但戈弗雷从心底里敬重“被祝福的”杰拉尔德，并支持他的事业。据说，破城后不久，戈弗雷就亲自造访了圣约翰医院并被所见之景深深震撼。杰拉尔德与他的修士们不仅悉心治疗、照顾十字军伤患，而且甚至省出自己的口粮以保证伤员的供给。戈弗雷当即决定向医院修士们献出自己在布拉班特（Brabant）附近的庄园作为谢礼，这也是医院修士从十字军手中得到的第一笔捐赠，颇有象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戈弗雷眼中，圣约翰医院中的“约翰”，指的是“施洗者约翰”而非“慈悲的约翰”，在他向医院修士捐赠田产的授权书里，他将医院描述为“由上帝、圣母与救世主的先行者圣约翰（显然指的是为耶稣洗礼的约翰）的恩宠而建立”。无论如何，有了戈弗雷做出表率，其他十字军领袖的捐献也就接踵而至了。原本医院创立后虽耕耘多年但长期默默无闻，现在由于返回欧洲的数千十字军战士及朝圣者对医院修士的义举大加褒扬，圣约翰医院很快在欧洲名声大噪，引人瞩目。不久之后，圣约翰医院修士会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都拥有了自己的财富，并乘势新开了一家女医院以满足络绎不绝的朝圣者的需求。

随着医院规模扩大、声望日隆，杰拉尔德与几位修士脱离了原来的本笃会，建立了自己的慈善组织。最初的会规参考了本笃会与奥古斯丁会（Order of Saint Augustine）的会规，要求成员们发“绝财”“绝色”“绝意”三愿（或称“安贫”“禁欲”“听命”），并打造了一个纪律严明的慈善、医疗、修道组织，此即医院骑士团的前身。1113年，教皇帕斯夏二世（Paschal Ⅱ）正式发布诏书（bull）Pie postulatio voluntatis，承认他们是独立的修会，并赐予他们一系列的经济、政治特权，如无须缴纳什一税；无须接受任何政权的领导，只受教皇节制。教皇在诏书中特意称杰拉尔德为医院的“创始人”，虽然不够精确，但也可看出杰拉尔德的确是独立运作后的圣约翰医院的灵魂人物。很快，骑士团的势力不再局限于耶路撒冷，随着朝圣者之路的繁盛以及十字军的攻城拔寨，他们在圣地、西班牙、意大利、法国都拥有了财产。教皇的眷顾也为他们在欧洲带来了大批赞助人，从而为骑士团的真正独立奠定了物质基础。尽管医院骑士团的势力日渐增强，但团长杰拉尔德依然保持着一颗谦逊的心。他常常告诫团员说，要像侍奉上帝那样去对待穷人。骑士团坚持了这一信条，在那个封建时代，它俨然是一个另类。

此后，杰拉尔德又领导了修士团整整七年，最后于1120年以高龄去世。他的墓碑上写着：

“东方最谦逊之人杰拉尔德长眠于此，他帮扶穷人，招待过客，外表谦卑而内心高贵。人们深谙他的良善。他深谋远虑，积极进取，善于变通，而又胸襟宽广。在太阳位于处女座下的第17天（即1120年9月3日），他被天使引入了天堂。”

其实，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拿下耶路撒冷前，杰拉尔德的医院原本附属于“拉丁人的圣母玛利亚修道院”，一般认为后者具有本笃会色彩。当时耶路撒冷宗主教（Greek Orthodox Patriarch of Jerusalem）驻跸在圣墓教堂，而整个耶路撒冷的教阶体制都属于叙利亚东正教会。随着西方的十字军占有圣城，情况发生了改变。十字军由罗马教皇发起，自然他们在城内以天主教会圣统取而代之，并相应地在圣墓教堂设立了一位拉丁礼教会耶路撒冷宗主教（Latin Patriarch of Jerusalem），第一任为法国人阿努尔夫（Arnulf Malecorne of Chocques），他很快便鲁莽地放逐了东正教会的耶路撒冷宗主教及其下属。作为这一变化的结果，此后杰拉尔德的医院也转而对圣墓教堂的拉丁宗主教负责了。

作为一项有力的证据，早期对医院骑士团的捐献，一般对象都署名为“圣墓及耶路撒冷的圣约翰医院”（the Holy Sepulchre and the Hospital of St. John of Jerusalem），这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甚至属于一体）。甚至不少圣墓教堂的教士平时也在圣约翰医院照顾病患，对于过去“拉丁人的圣母玛利亚修道院”的本笃会士而言，这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本笃会的宗旨更加注重个人隐修，而传统拉丁教会更倾向于普度众生。骑士团第二任大团长雷蒙·杜·皮伊（Raymond du Puy,1120—1158/1160年在位，1083—1160）修订的团规被发现与奥古斯丁会团规颇有相似之处，这就是受到了圣墓教堂修士们的影响的佐证（后者从1114年起也遵循奥古斯丁团规）。

不过，上述联系并非正式的上下级关系。在耶路撒冷王国初建的动荡岁月里，教会负责掌控城内的医院、救济所是合情合理的，特别是圣城“光复”后西方涌来的朝圣者大增，为了维护秩序，也急需统一强力的领导。但随着时间推移，王国站稳了脚跟，一切都步上了正轨，医院骑士团也开始逐步走向独立自治。1113年教皇的诏书里也明确规定他们可以自主选举大团长，而无须对地方教会负责。教皇还给予他们直接的庇护，并认可了其之前获得的财富。令人困惑的是，诏书中提到骑士团在圣城以外拥有的医院（救济院）数量惊人，遍及巴里（Bari）、奥特朗托（Otranto）、塔兰托（Taranto）、墨西拿（Messina）、比萨（Pisa）、阿斯蒂（Asti），甚至法国南部的圣吉勒（St. Gilles）……没有证据表明医院骑士团在1113年前便已经拥有了它们，甚至在1113年当年是否有效掌控也存在疑问。很可能这份长长的名单只是骑士团“希望”拥有的财富，或者是名义上被献给圣墓教堂而骑士团要求继承的财产。实际上，当时西方人在捐献时往往只笼统地表明“献给上帝、圣墓、圣约翰及耶路撒冷医院”，导致人们难以区分这些财物、地产究竟是给圣墓教堂的，还是给圣约翰医院的。但是对西方基督徒而言，“圣墓”是耶路撒冷的重要象征，将它从捐献名单中划去也是不可接受的。而骑士团在西欧修建的若干教堂，总是有意无意地突出与耶路撒冷圣墓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了赞助人的困扰。作为这笔糊涂账的结果，相当一部分原本进献给圣墓教堂的财富最终划到了医院骑士团的名下。

1113年起，医院骑士团在财政方面也开始独立于耶路撒冷王国教会。早在1112年，耶路撒冷宗主教阿努尔夫便免除了骑士团缴纳什一税的义务，第二年这项特权又得到了教宗的确认，以便他们能集中财力救助苦难。此后数十年中，医院骑士团的特权不断扩大。例如，1154年，教皇赋予他们针对耶路撒冷宗主教及所有普通主教的司法豁免权。如此一来，骑士团便可以不受干扰地开展工作，但也令一部分当地教会心生嫉妒，进而产生了一些摩擦。

1113年的教皇谕令在1119年得到了新教皇杰拉斯二世（Calixtus Ⅱ）的进一步确认，1135年，教皇英诺森二世（Innocent Ⅱ）发布诏书，规定医院骑士不得被任何主教褫夺教权或施以“绝罚”（excommunication，即逐出教会），即使某地区或某国家被革出教门，该区域的医院骑士团教堂仍然可以例外。由于绝罚是主教们司法中的“撒手锏”，对它的豁免实质上令医院骑士团享受到了独立司法权。两年后，英诺森二世颁布了诏书Christianae fidei religio，医院骑士团的特权得到了扩大：骑士团获得的荒地可以修建村庄、教堂、墓地供所有前来定居的人使用，而不仅仅是骑士团成员。这就变相地允许了骑士团获得自己的封建采邑。当然如果获赠的地产不是荒地，则只能供骑士团内部使用。骑士团也被正式允许建立组织发展“俗人”成员（lay member）。后者并非正式团员，可算作某种“预备役”或替补。他们被要求每年缴纳一定的“捐献”，作为回报，可以享受教堂葬礼（即使所在教区遭到了绝罚）并且个人对绝罚享有豁免权。骑士团的司法独立也获得了再次保障。对于骑士团的免税权，教宗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的财产基本都用于帮助朝圣者和穷苦大众，属于慈善事业。1139年至1143年间，英诺森二世又颁布了Quam amabilis Deo，在这份文件里教皇鼓动医院骑士团会众积极招募发展新成员。宗座许诺，凡是加入骑士团并定期捐献的教徒，每年可免除七分之一的告解圣事（penance），死后能葬入骑士团专属墓地并豁免绝罚。教皇还允许主教们批准手下的牧师临时加入骑士团（为期一至两年），并在此期间继续领取原有俸禄。1154年，教皇阿拿斯塔斯四世（Anastasius Ⅳ）规定主教无权将医院骑士团团员及俗人会众逐出教会，同时确认唯有正式团员才有资格选举大团长。他也在此声明骑士团的神职人员只对教皇负责，而不受当地主教的管辖。当然，骑士团也可以招募发展平信徒（laity）以帮助穷人。未经大团长及团员许可，会众不得擅自退出。团员可邀请任何一位自己喜爱的主教来授圣职，而无须拘泥于本地主教。

综上所述，医院骑士团最终获得的特权是惊人的：他们完全脱离了地方主教的权威，而仅仅对教皇负责，因此，拥有了极大的自治权力。虽然看上去医院骑士团享受了恩宠，不过其中一些权利，例如可拥有自己的神职人员，只是对既成事实的追认。而在那个年代，还有不少其他的骑士团或修士团享有类似权利。如1120年成立的圣殿骑士团和1098年成立的西多会。

以上情况体现了12世纪中期以来教皇加强自身权威的努力。理论上，这些骑士团（修士团）是教皇的忠仆和左膀右臂，不过在实践中，他们也享有一定独立性。大量骑士团、修士团的出现，无形中削弱了地方教会的权力，也就间接提高了教皇的声势。当然，由于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西多会本身具有超国家性质，它们也很难被一地的教会有效管辖，只能服从于同样超越国家、民族的教皇。

但是，医院骑士团的司法特权不可避免地会激起地方教会的怨怼。1154—1155年，耶路撒冷宗主教富尔彻（Fulcher）便与医院骑士团发生了尖锐争吵，最后，宗主教亲自率领一个教士代表团前往罗马，向教皇“告状”，要求撤销骑士团的特权。但被教皇阿德利安四世（Adrian Ⅳ）断然拒绝。教宗的公开庇护自然令骑士团的声势更加高涨，此后地方教会便放弃了对他们的干预政策。

至12世纪中期，医院骑士团已经发展为事实上的独立王国，仅仅隶属于教廷。与此同时，它获得的财富也大为增加了，而且来源也更加广泛。早在圣城刚刚陷落不久，耶路撒冷城主布永的戈弗雷（他并未正式称“耶路撒冷国王”，而是谦虚地自称“圣墓守护者”，不过事实上具有国王地位）便赐给圣约翰医院一座名叫赫希里亚（Hessilia）的村庄及两座面包烤房作为礼物。由于附近的居民都需要租赁烤炉来制作主食，面包烤房在当年也是珍贵的不动产。以上捐赠是口头的，并无文件遗存，不过它的有效性得到了之后历任耶路撒冷国王的首肯。戈弗雷的继任者们对医院骑士团也相当宠爱，鲍德温一世（1100—1118年在位）即位之初便赠予骑士团大量村庄、隶农、土地与房舍，鲍德温二世也延续了类似政策。1118年，骑士团还获得了的黎波里伯国与安条克公国捐献的财富。

在圣地以外的欧洲，医院骑士团同样收获颇丰。有专家曾认为早在1100年左右，医院骑士团便已经在伦敦拥有地产，不过目前史学界的主流并不支持这个说法—比较认可的时期是1144—1148年。不过，在法国南部和伊比利亚半岛，骑士团的发展要早很多。法国很早以前就是前往东方朝圣的大国，而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基督教诸国一直都面临着穆斯林的威胁。1100—1110年之间，阿斯塔拉伯爵桑切斯（Sanches）和他儿子贝尔纳（Bernard）将丰索尔贝（Fonsorbes，位于今天法国西南部上加龙省的一个市镇）及附近几块土地献与“圣墓及耶路撒冷医院”。1101年，另一群捐献者交出了图卢兹（Toulouse）附近皮苏布兰（Puysubran）的领地，对象是“圣墓及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修士兄弟”。随着捐献者日益增多，医院骑士团在法国南部的领地也不断扩大。1121年他们在法国南部港口圣吉勒设立了医院，不久后该地发展成为骑士团在欧洲的管理中枢之一。

西西里伯爵罗杰一世（Roger Ⅰ, 1031—1101）在去世前给予了医院骑士一笔金钱捐赠。1113年前，卡斯蒂利亚王后乌拉卡（Urraca）也成为他们的赞助人。此后历代卡斯蒂利亚统治者延续了这项传统。1126年她的儿子阿方索七世（Alfonso Ⅶ）将城镇阿塔普埃尔卡（Atapuerca）赠予骑士团。他表示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通过行善获得上帝的垂青。1122年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一世·恩里克斯（Afonso ⅠHenriques）在同摩尔人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龙颜大悦之时，恰逢当地医院骑士团的修士会长向他请求捐献，他便慷慨地赐予了若干村镇。这是我们能够得知的医院骑士团直接与对抗异教徒的圣战发生了联系的最早记录。1134年，当武功赫赫的阿拉贡与纳瓦拉国王阿方索一世驾崩时，由于没有直系后裔，他在遗嘱中竟准备将王国交予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及圣墓教堂修士团继承管理。由于阿方索正处于收复失地运动的乱世中，可能他认为这三大修士团才能代替他扛起征服摩尔人的大旗。不过他手下的贵族们终止了这场充满理想主义的安排，选择了他的弟弟拉米罗二世（Ramiro Ⅱ of Aragon,1086—1157）即位。为了安抚三大修士团，阿拉贡的贵族们表示可以捐献一部分城堡和村庄作为补偿。但只有医院骑士团笑纳这份大礼，很可能圣墓教堂修士团与圣殿骑士团当时都不愿意过多卷入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众所周知，当时医院骑士团并没有直接参与圣地的战事，不过由于他们广泛地照料前来圣地的朝圣者，而朝圣者中既有纯宗教性质的，亦有前来参与圣战的，因此也算间接地卷入了战争。对医院骑士团来说尤其幸运的是，他们与圣墓教堂几乎仅一墙之隔，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而后者可谓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圣地，爱屋及乌，医院骑士与圣约翰医院便得到了欧洲各国的格外垂青。任何一位欧洲的国王或贵族，若要表示对保护圣地的诚意，几乎都免不了对圣墓教堂进行一番捐献，而圣约翰医院与圣墓教堂几乎是不可分的。

医院骑士团真正卷入军事斗争几乎是在它正式被教廷册封三十年后。1139年至1143年间，教皇英诺森二世在Quam a abilis Deo中同意他们自筹经费保留一支“servientes”队伍，以保护朝圣者的安全。“servientes”一词本身有“仆人”的意思，但还有另一种含义：“军士”（相当于法语中的sergeants，指非骑士阶层的军事人员）。教皇显然是允许了医院骑士团正式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以保卫圣地。

看上去，军事化的医院骑士团的功能与宗旨似乎与1120年成立的圣殿骑士团有所重合。然而，虽然在1129年特鲁瓦（Troyes）会议上得到了官方承认后圣殿骑士团发展迅速，但它的实力还远远不能保证众多前往圣地的朝圣者的安全。教皇的认可令医院骑士团从幕后走向了台前，他们已经在医院中为朝圣者们服务了近一个世纪，现在开始披上戎装，为遥遥路途中的朝圣者们保驾护航。这当然也是一个契机，可以让医院骑士团的势力更加壮大。

1126年，一份医院骑士团的捐赠记录提到，耶路撒冷王国雅法（Jaffa）统帅（Constable）巴里桑（Barisan）邀请的几位见证人中，包括骑士团的统帅杜兰德（Durand）。在中世纪，统帅通常是高级军职，当国王不在军中时，他代替其行使指挥权，相当于国王的军事副手，代表人物如英法百年战争时期的法国民族英雄、骑士统帅贝特朗·杜·盖克兰。因此，这份史料似乎说明医院骑士团已经开始军事化转型。不过，文件中杜兰德在医院骑士团证人名单里排名相当靠后，似乎其地位远不能和西欧的同行相比，因此他可能只是一位雇来的中低级军官或行政上的“总管”，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统帅”。并且在他前后一段时期，我们也看不到医院骑士团“统帅”职务的记录。

医院骑士团涉足军事领域真正强有力的证据是他们在1136年从耶路撒冷国王富尔克（Fulk，约1090—1143）手中接过了一件大礼—巴耶吉布林（Bayt Jibrin）城堡。这座要塞临近穆斯林控制的城市亚实基伦（Ascalon），是拱卫耶路撒冷安全的前哨。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富尔克并没有把这座城堡交给圣殿骑士团，按理后者在作战方面远比医院骑士团经验丰富。医院骑士团派遣了部队驻守在那里，并且称职地完成了使命，令穆斯林的威胁大大减弱。虽然医院骑士在作战方面可能还不足以与圣殿骑士媲美，不过他们在开发内政吸引居民定居方面远胜过竞争对手，事后巴耶吉布林果然发展为一座繁荣的村镇—耶路撒冷国王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了这项决定，而骑士团的表现也的确无愧于国王的信任。巴耶吉布林城堡俨然是绝佳的样板，无声地宣扬着医院骑士团的威仪，并令日后给他们的军事赠礼纷至沓来。

阿卡主教雅克·德·维特里（Jacques de Vitry,1160/1170—1240，法国奥古斯丁会修士、神学家、编年史家，1214年被选举为阿卡主教，1229年成为枢机主教）在他的《东方史》（Historia Orientalis）中写道，医院骑士团是通过模仿圣殿骑士团组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不过雅克主教本人与圣殿骑士团过从甚密，上述信息很可能是圣殿骑士单方面的说辞，其客观性难以保障。现代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在1120—1130年间，圣殿骑士团相较于医院骑士团知名度很低，实力也比较弱小，后者不太可能去东施效颦。很可能医院骑士团是在保护朝圣者的过程中，自然地发展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十字军控制下的圣地并不太平，对远道而来的欧洲朝圣者而言，生死攸关的大事是保护自己免遭穆斯林土匪的侵扰，既然医院骑士团以关心、保护朝圣者为己任，自然不能对这种安全上的需要视而不见—与其在朝圣者们被袭击后再去救治，不如一开始就动用武力予以保护。与其说医院骑士团的军队是为了与圣殿骑士一争高低，不如说它是在响应耶路撒冷王国对优良战士的需求，圣殿骑士的壮大也与之息息相关。尽管如此，医院骑士团在圣地的军队规模并不大。两大骑士团一次能投入战场的骑士数量，都在300人上下。在要塞驻军中，大部分成员都是雇佣军，只有领头的军官是骑士团成员。

在现代人看来，以救死扶伤为宗旨的修士会居然能拿起武器奔赴战场，实在有些匪夷所思。不过，即使今日一些以维护和平为宗旨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也拥有自己的军队。在那个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暴力是维护正义与和平必不可缺之物。甚至很多基督徒把对异教徒的杀戮视为一种大爱之举（act of love），早期十字军还将穆斯林看作天谴之民（summa culpabilis）。而在对抗异教徒的事业中献身，被认为可以洗涤罪恶，净化灵魂。1139年，教皇英诺森二世在给圣殿骑士团的诏书（Omne datum optimum）中写道：你们实践了福音书的教诲—“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看上去，教会一方面倡导和平，一方面又在鼓动暴力，似乎自相矛盾。不过，《圣经·新约》中便存在着同样矛盾的两类信息。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太5:9）;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太5:39）; “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26:52）。但在《路加福音》中，耶稣和施洗者约翰却表现出对军人的好感，甚至耶稣还曾叮嘱使徒们买刀来自保。（参见，路3:14，路7:9，路22:36各节。）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试图解释、调和这种矛盾，在《上帝之城》中，他一方面痛斥战争，另一方面却又表示如果为了和平，“以暴抑暴”也是可取的。他后来在信件中阐释说，既然《圣经》中耶稣对士兵并无歧视，甚至后者同样得到了耶稣的垂青，那么出于维护和平的目的施以的战争，也就是正当的。不过圣奥古斯丁也强调说，与战争相比，隐修是更好的取悦上帝的方式。在罗马帝国后期，罗马皇帝以上帝的代言人自居，以武力保卫基督教徒自然是他的天职。进入10世纪，上述观点已经深入人心并得到了教会的普遍首肯。11世纪后期，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甚至要求所有基督教战士为他同教皇的敌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作战。由于教皇是圣彼得的传人，换言之，也就是上帝的代言人，那么为教皇而战自然也就是为上帝而战。与当年罗马皇帝的动员相比，教皇的鼓动甚至更具威力，因为格列高利七世声称凡是为他作战的士兵都会被自动赦免所有罪愆，从而在死后升入天堂，这就让教皇的战争具有了圣战的意味。当然，圣战的影子在《圣经·旧约》中便可见端倪，格列高利七世只是延续并加强了这种传统。因此，世俗的君主或王公为了捍卫和平，保卫自己的基督教臣民而发动战争，便是合情合理的了。同样，在教会的号召下发动“圣战”更具有正义性。第一种战争虽然也是基督徒的使命，但并没有精神上的特殊回报，而第二种战争则更上一层楼—能够净化人的灵魂。

十字军东征时期，这种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十字军东征本身已不仅仅是又一场圣战，它还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虽然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会议上发起十字军运动的演讲原稿已经亡佚，但他的确曾经许诺，凡是并非出于荣耀或金钱目的前往耶路撒冷为上帝收复圣城的人，都能自动洗涤罪恶死后进入天堂而无须苦修。这便强烈暗示：所谓的“远征”也是一场朝圣之旅。作为朝圣者，远征军人人佩戴十字架作为标志也就合情合理了。十字军同样享受到了朝圣者的特权：可以延缓债务，家庭与财产得到教会的庇护，暂时免缴一切税赋。

当然，十字军东征绝不仅仅是一场朝圣之旅，本身也是一场企图从异教徒手中拯救圣地的圣战。无怪乎乌尔班二世完成演讲后，激动万分的听众会纷纷高呼：“神的旨意！”（Deus Lo Volt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名将塔兰托的博希蒙德一世（Bohemond Ⅰof Taranto）曾经对他的“统帅”这样说道：“这并不是一场肉体上的战斗，而是精神上的圣战。”当十字军攻下耶路撒冷后，教皇帕斯夏二世写信祝捷说：“上帝存留你们心中，怀着神圣的慈悲，基督的敌人、基督徒的迫害者尽数毁于你们手中。”

总而言之，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中，在第二代大团长雷蒙的率领下，医院骑士团紧随圣殿骑士团之后，逐步从保护朝圣者的医生、慈善修士转变为骑士和军人，这亦是当年基督教信仰的体现。他们与普通十字军不同，后者起誓踏上朝圣与救赎之旅，但往往也怀揣获取财富和土地的私心；而他们作为修士会会员，起誓“绝财”“绝色”“绝意”三愿，更加安贫乐道，也更加吃苦耐劳。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与十字军弟兄并肩战斗，在医院骑士看来，这场战争始终处于上帝的关注之下，他们是为了捍卫圣地，为了博得上帝青睐，为了博得天堂的席位而战斗。很快，他们便会在十字军国家的征伐中，大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