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战败北乌扎拉

1652年（清顺治九年）3月24日凌晨，乌扎拉村俄国人小堡内的哥萨克们正如死猪般酣睡着，忽然从远处传来了杂乱的枪声。未几，负责布岗的大尉安德柳什卡·伊凡诺夫惊恐地大叫：“弟兄们赶快起来，披上甲胄准备战斗！”骂骂咧咧的俄国佬们揉着惺忪的睡眼爬上城墙，听到震耳欲聋的炮声，立马就精神了。哈巴罗夫后来回忆起当时的状况依旧心有余悸：“我们原来想的是哥萨克用枪炮从城堡里向外射击，从没想到会有人用枪炮攻击我们的城堡。”很快他就弄明白了，这就是当地土著人口中所说的那位博格德汗的军队。在此之前，哈巴罗夫已经多次在土著人的口中听到“博格德汗”这个名字，而在桂古达尔碰到清朝收税者的经历，也使他已经确切知悉了这些土著部落臣属于清帝国的事实。他迅速将此情况汇报雅库茨克当局，请求再次增派援军。特兰斯别科夫接到哈巴罗夫的求助信，立即奏请沙皇恩准，派遣特使契奇金率136人的哥萨克部队前往增援。他们除携带“火药和铅弹各30普特”之外，还带了另一样东西：特兰斯别科夫给顺治皇帝的劝降信。在信中，这个小小的地方官竟然对一个拥有至少500万平方千米土地、几千万人口、几十万军队的大国君主发出了这样的恫吓：“俄军在西伯利亚兵力强大，所向披靡，中国君王远非敌手，望速缴纳沙皇供奉，以免触怒，自讨苦吃。”

如同当时很多西方国家一样，由于地理空间的阻隔，对于中国这一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俄国政府的了解仅限于知道“那是个盛产丝绸和瓷器的国度”，至于中国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信息则不甚了解。早在明朝末年，就有俄国商人试图开辟经蒙古卫拉特四部到中国北方的商路，结果没有成功。于是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俄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依旧相当模糊。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特兰斯别科夫的不自量力。远在雅库茨克的他不可能感受到清朝的国家力量，而哈巴罗夫很快就感受到了。

在第一次攻打乌扎拉村的战斗失败后，赫哲人遣使奔赴清朝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哭诉俄国人的暴行，请求大清皇帝给予庇护。这一重要边情被逐级上报到清帝国的首都北京城。北京城里的少年天子顺治对祖宗龙兴之地的边陲所遭遇的这场变故相当上心。他下旨谕令盛京方面务必出兵将入侵者驱逐出境。1652年年初，盛京昂邦章京辉和·叶克书遂根据皇帝的指示，命令宁古塔副都统海色派兵进剿这群“罗刹”。

对于此战，中俄双方的史料记载均含糊不清。首先清军从宁古塔出兵的具体日期不见于任何史料。前线指挥者到底是海色，抑或是其帐下的军官？也是晦暗不明。《清史稿》记载：“（顺治）九年，驻防宁古塔章京海塞遣捕牲翼长希福率兵与战”。《平定罗刹方略》则记载：“顺治九年，驻防宁古塔将军海色率所部击之，战于乌札拉村，稍失利”。至于外国史家的论述，则索性只书战事而不言其他。

对于清军的总兵力，俄方史料《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英国学者拉文斯坦所著《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等书籍均记载为“2000名骑兵”，中方史料记载则是600人，那么，到底哪一种说法更靠谱呢？

事实上，由于当时清廷入主关内还不到十年，根基未稳，中原各地和江南等大片地区仍然有为数众多的反清武装在活动。为此驻守盛京各处的八旗兵大量内调，关外驻军数量一时锐减。截至1650年左右，关外满蒙汉八旗军总兵力竟已不足千人，其中贵为陪都的盛京仅有770人，边陲重地宁古塔120人。至于更遥远的黑龙江流域，唯一能显示清朝势力存在的，只有50名收税者——前文所提及的“物林人”。迄今也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能佐证，清军进攻乌扎拉村之前，清廷曾遣军回守关外。因此中方文献所述“600人”的说法更为合理，毕竟这个数字已经超过清军在关外额设常备兵员的大部分。不仅如此，闻知“老毛子”火器犀利，为了“毕其功于一役”，顺治皇帝特别叮嘱叶克书搜罗盛京境内各武备库的火器，拨付给海色以资军用。

虽然擅长使用弓箭这样的传统射远兵器，但是满人对于火器，尤其是可以用于野战攻坚的火炮，同样兴趣盎然。据《满文老档》记载：“着每牛录遣甲兵百人，以十人为白巴牙喇，携炮二门、枪三枝；再将九十甲兵分之，其四十甲兵为红巴牙喇，携炮十门、枪二十枝，又十人，携盾车二辆、水壶二个。黑营五十人，携炮十门、枪二十枝，又二十人携盾车二辆、梯一架、凿子二把、锛子二把、钓钩二个、镰刀二把、斧二把、席四领、叉二把、连夹棍一根、水壶二个及一月用之木炭、绵甲十五副。每一甲喇携大炮二门……”而这些火器的来源大部分都是从明朝军队手里缴获的。1631年（后金天聪五年）正月，后金在沈阳用“脱蜡法”成功仿制了“红衣大炮”，掌握了对火炮的不同部位进行复杂的退火、淬火处理的技术。1634年，皇太极集中整编从明朝投降过来的汉人炮手，创建了自己的火器部队“乌真超哈”。同时，他不遗余力地利用虏获的明人工匠，对缴获的明军大小火炮加以仿制。到了1643年，清军又造出了全重3800斤（清制单位）、以四轮炮车搭载的“神威大将军炮”，成功实现了火炮的“国产化”。至于对单兵火器的推广开发，满人的步子就走得比较晚了。尽管早期的八旗军中也有着相当数量的士兵装备鸟枪（火绳枪），但他们一般都被归入弓箭手的战斗序列。到后来，清军装备缴获鸟枪的士兵数量逐渐增多，再与弓箭手混编，战术协同起来就会面临许多问题。在入关后和反清势力的作战中，为南明政权所雇用的葡萄牙和东南亚多国部队的火枪兵数度在战场上令清军陷入苦战。受此刺激，原本隶属于弓箭手编制的鸟枪手才于1648年（清顺治五年）被独立编成鸟枪兵，且有规定：“每兵发给鸟枪一杆”。另外，虽然弓箭手的培养周期和装备制造成本远远高于火枪手，但是对于渔猎民族出身、几乎人人善于射箭的清初八旗军来说，两者之间的成本差距并不那么悬殊。加之这一时期清朝的战事规模也并不算太大，也就没有大规模列装单兵火器、降低成本和扩大军队数量的需求。所以论起单兵火器的普及率，此时的清军不要说和西方国家的正规军相比，就算与哥萨克这样的雇佣兵相比也是逊色不少。此次战前调拨给宁古塔方面的火器，尤其是火枪，型号五花八门：既包括性能与俄军火绳枪相差不远的兵丁鸟枪，也有早已落后于时代的古董货——前明火门枪“三眼铳”。当然比起全靠冷兵器上阵，总算是聊胜于无。

就这样，600名八旗正规军，携带6门火炮、12发装满了40磅火药的陶土炸弹、数十杆火枪，浩浩荡荡从宁古塔开往乌扎拉村。在路上，他们会合了900名赫哲人和费雅喀人拼凑起来的武装，组成了1500人的队伍准备进攻俄国人。

在即将到达乌扎拉村时，清军鸟枪手大老远就朝天鸣枪。也许在清军指挥官的潜意识里，已经把这些“吃人罗刹”和那些山林里的猛兽画上了等号，以为把动静搞大一点就可以吓跑对方，达到“未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却不料自己面对的其实是一支接受过一定军事训练的雇佣军队伍，结果，“上国天兵神机火器”的轰鸣之声，反而使俄国人惊觉而起并且做好了战斗准备。先发制人地发起偷袭的战机就这样失去了。于是，清军只能排兵布阵准备发动强攻。

6门火炮被推到队伍前面，直到小城堡进入射程才开火，俄国人也用火炮反击，战事从1652年3月24日凌晨一直打到当天傍晚。清军的炮火终于把木制城墙打开了一个缺口，“木墙的三条横木被从上打断到地上”。在炮火的掩护下，清军披甲长枪兵冒着俄国人的弹雨舍命向前，点燃投掷土雷以进行爆破作业，接着轻甲弓箭手挥刀砍伐围墙圆木以扩大缺口，鸟枪手则从缺口处猛冲而入。眼看着就能把这伙走投无路的“罗刹鬼”一举歼灭，清军指挥官却在未判明敌情的前提下乱下命令——俄国人尚在负隅顽抗，他却命令清军士兵“要抓活的”。上官的军令尽管如此荒诞，却仍然得到低级军官和士兵们的执行。哈巴罗夫指挥哥萨克用一门火炮，对着正从缺口蜂拥而入、准备近身格斗的清军兵士进行抵近射击。遭到摧毁性火力打击的清军被迫稍作后撤，结果引发连锁反应。毫无纪律性的那900多名土著武装以为前方大败，竟然乱作一团作鸟兽散，至此整支清军远征队伍都被打乱。哈巴罗夫留下50人守卫堡垒，然后不失时机地亲率156名哥萨克穿上甲胄，策马从堡中杀出向清军发起反冲击，清军彻底溃败。2门火炮、830匹马、17杆三眼铳，还有若干袋粮食成了俄国人的战利品。此战盘踞乌扎拉村的206名哥萨克，被打死10人，伤78人。至于清军方面的损失，俄国史料称在战场上发现了676具清军尸体，显然有夸大的成分。

在兵力和火力都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又得到当地土著的策应，一举歼灭孤军深入己境的这一小撮入侵者，原本是轻而易举、板上钉钉的事情。然而由于清军指挥官好大喜功、昏着迭出的混乱指挥，生生把一场本已胜劵在握的围歼战变成了一场败仗。盛怒的顺治皇帝决定严惩战败的指挥官，如此一来，《清史稿》中提到的与这次军事行动密切相关的两位关键人物便得到了相应的处置。1652年10月，宁古塔副都统海色被诛杀，捕牲翼长希福被革去翼长职务，鞭一百，仍留宁古塔军前效力。从这个处分结果出发，似可推论：

1．乌扎拉村一战，身为宁古塔副都统的海色极有可能亲临前线指挥了战斗，而捕牲翼长希福仅是负责传递副都统所下军令，因而只受到比较轻的处罚。

2．如《清史稿》所载，则海色极可能在开战前布置作战方略时就向负责领军的希福下达活捉俄国人的命令，且命令得到了执行。

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已很难知晓这段历史的真相，然而有一点是确定的：乌扎拉村之战这场中俄两国之间的首次交锋，以俄国人险胜，清军惨败而收场。

哈巴罗夫以寡击众，一战成名，但他事业的巅峰也仅此而已了。虽然乌扎拉村一战没有给予哈巴罗夫一伙沉重的打击，却实实在在让哈巴罗夫感受到了清朝军队的威胁。受此挫败的清军很快再次调集兵力，并和土著会合，准备在松花江口再次迎击俄国人。得到消息的哈巴罗夫和部下提心吊胆，最后放弃乌扎拉村，悄悄窜回黑龙江上游的据点。这一年的4月下旬，他在大兴安岭以北和特使契奇金的增援部队相遇，尽管手里可供调遣的人又多了，但是哈巴罗夫已经不敢再回到黑龙江下游了。他计划在精奇里江修筑城堡，然后见机行事。然而哥萨克们已经不打算给这位不能再让他们获取财富的老大打工了，有136人发动哗变并离开了他。之后，这位日暮途穷的哥萨克头目，又和沙皇派到黑龙江“达斡尔地区”的莫斯科小贵族季诺维也夫发生了冲突。

此前哈巴罗夫起草的关于黑龙江地区详细情况的报告，已经被提交到了莫斯科。这块富饶的黑土地引起了沙皇阿列克谢一世浓厚的兴趣。1653年（清顺治十年）1月18日，阿列克谢一世发出了派遣军役贵族罗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率领3000名射击军士兵和哥萨克远征黑龙江的命令。季诺维也夫到黑龙江的任务就是给这支远征军收集当地情报和押运、储备军需物资。尽管后来因为俄国在西线与波兰再开战端，派遣远征军的计划被取消了，但是沙皇交给季诺维也夫的任务却没有一并取消。1653年春季末，他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黑龙江。

季诺维也夫最终没能和这群在黑龙江的哥萨克打成一片。原因主要有几点：

1．他把沙皇拨给的军需物资和给黑龙江哥萨克的慰问金私吞了一部分。

2．他从长远征服的角度出发，禁止哥萨克们去劫掠当地居民，要求部下老实种地，自给自足。还计划上书沙皇多派农民到黑龙江搞屯垦。

3．在考察了黑龙江上游的水系情况后，他要求哥萨克们以拉夫凯旧城雅克萨为中心构筑3座城堡。

这位贵族虽然从理论上理解了城堡战术的要义——以中心城和卫星城由点成线，并在保证交通的基础上建立起对一片地区的控制。然而这个纸上谈兵的计划明显和黑龙江哥萨克人员数量不足的现实相悖。信奉用马刀和火绳枪耕耘生活的哥萨克们，不可能“金盆洗手”甘心当农民。他们还认为，大批农民涌入黑龙江，结果就是自己能分到的“蛋糕”会变少。最终，打家劫舍惯了的哥萨克们把这位贵族挤对走了。不过，后台不够硬的哈巴罗夫也被季诺维也夫带走了。在莫斯科，沙皇念及哈巴罗夫在远征黑龙江时曾经立下的功绩，封其为军役贵族，并派他前往寒冷的伊利姆斯克城堡担任总管。这个双手沾满达斡尔人、赫哲人鲜血的刽子手，晚年定居于勒拿河上游的基廉斯克度过余生，从此再没有机会踏上黑龙江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