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成为一个播音员

电台那部Studer盘带机终于要退休了。也就是说，我在一九九〇年夏天学会的那些本领，终于再也派不上用场了。

这一天迟早要来的，事实上，这一天来得比我想象中晚了许多。早在二〇〇七年，就听说磁带大厂Quantegy不再生产盘带，电台辗转买来了最后一批存货，囤起来慢慢用─每卷可录一小时的四分之一英寸大盘带，品质极佳，“类比（analog）时代”的唱片业，便是用这种磁带做专辑母带。但电台盘带是耗材，使用量极大，必须一再消磁，重复使用。每次消磁，音质总有损耗，最终只能报废。

工程部买进的那批盘带，过了这几年倒还堪用，但盘带机的替换零件愈来愈难找，维修成本愈来愈高，简直跟保养古董车没有两样。这家电台，大概是台湾硕果仅存还留着盘带机服役的广播公司，但也老早引入电脑录音系统，盘带退居“备份”地位。它们终将步上匣式、卡式录音座与LP唱盘的后尘，“类比时代”的种种辉煌，像没落的贵族，只能是夕照中苍凉的背影。

我的依依不舍，不仅因为一九九〇年在“中广青春网”学会的盘带剪接手艺以后再也用不着，也因为记忆中那幅题为“播音室”的风景画，从此不再完整─ 一按开关便吱吱震动的消磁机，按下“rewind”便会迅疾退带到底的盘带机（同时音乐和口白都以压缩数十倍的速度倒放出来，效果滑稽得很），一卷卷盛在灰皮硬纸匣子里的四分之一英寸盘带，一盏盏明灭的“播音中”红灯，一扇扇极之厚重的装着两层玻璃的隔音门，一排排饰以各色灯号的音量推钮，一只只悬臂吊着或者立座夹着的麦克风，一副副接着蜿蜒讯号线的大耳机……它们从我懂事以来，就是儿时记忆的一部分。

我是播音员的孩子，很早就从父母那儿学会一口标准的“播音员国语”。母亲从小就常带我去电台，偶尔工作忙不过来，还会让我自己招计程车过去找她。我上了车，熟极而流地说：“麻烦到仁爱路三段五十三号中广公司。”便常有开车的外省伯伯用家乡腔惊奇地问：“小弟弟，你是哪里人哪？国语怎么说得这么标准哪？”

仁爱路三段五十三号，那地方现在已经盖起了高耸入云的豪宅，然而只要闭上眼，我仍能细细忆起那幢被铲平之前的、现在想起来其实并不太大的“中广大楼”─ 院子入口是警卫室，戒严时代，电台和军营阵地、政府机构一样是“保防重地”，但警卫阿伯都认得我，所以挥挥手就放行了。穿过院子，左边还有一幢楼房，高悬着“中广”的标帜。走进门厅，地板铺着沟纹密密的深红塑胶毯，若是下雨天，鞋底总会在那上面踩出叽叽的声音。来客得在门厅的接待处填表登记，但里面的叔叔也认得我，就让我进去了。左转是著名的“中广”音乐厅（我曾参加的“中广儿童合唱团”每周在那儿集合练唱，八〇年代末薛岳主持的“周日新鲜派”在那儿办过许多摇滚演出，包括肝癌消息曝光后他主持的最后一集节目，他唱《失去联络》，所有人哭成一团），右转有一间极大的录音室，是录广播剧的场地，摆着许多制造声效的道具，包括一座可以推着走的木头楼梯。我小时候曾在那儿客串过一出广播剧的孩童角色，台词不超过三句，内容全忘了，只记得冷气开得极强，人都冻傻了。

直直穿越大厅，楼梯向左右分开。一层层往上走，有一处角落陈列种种电台历史文物，墙上挂着课本里蒋介石宣布全面抗战那帧“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仰角照片。记忆中，橱窗里便展示着那支沾过“总裁”口水的老式麦克风，和许多古旧的电波发射器、真空管之类的历史器材。除了偶尔到访的外宾，大概只有我这个孩子，会对着橱窗里那些乏人问津的陈旧物事痴痴傻看吧。

母亲的同事也都是播音员，每个人讲话声音都好听，也都喜欢跟我聊天。主持“儿童的音乐世界”的李娓娓阿姨觉得我“口条”还不错，干脆邀我每星期在她节目里说一则故事，材料随我挑，单元就叫“小球说故事”（我幼时小脸圆圆肉肉，故名“小球”，长大才变长脸），那时我是小学三年级生。起初录节目动员全家人助阵，连念幼稚园的弟弟也来了，大家分配台词、制造音效，俨然广播剧的阵仗。后来做熟了，常常一人分饰多角，独自搞定，末了甚至得意忘形，态度有点儿随便起来。母亲曾经听了一辑，皱着眉头说：“你自己也知道你有没有认真吧。”这句话让我羞愧了很久。

当年录节目是有钟点费的，钱由母亲代领，但我有一本小册子，每笔收入都郑重其事记在上面。加来加去不过几百块钱新台币，但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已经很志得意满了。况且，每星期去“中广”，警卫室阿伯若是盘问来意，我的台词不再是“我来找我妈妈”，而是“我来录节目”─多专业！多得意！

“小球说故事”做了一两年吧，手边合适的故事书几乎都用完了才喊停。回想起来，作为一个小小播音员，我的表现只能说差强人意。口齿大概还算清晰，风格中规中矩，绝对称不上大方活泼，可能还有几分老气横秋的油条味儿（若我今日听到一个孩子那样说话，应该会非常厌恶的）。除了一开始进录音室必须知道的几项基础知识（比方讲话不要太贴麦克风免得“喷麦”、怎样比画手势和玻璃对面的录音师叔叔沟通），我不记得李阿姨或母亲可曾对我施以任何“播音员训练”，我猜她们应该没有什么“培植”之心，丝毫没想过要让我变成“广播童星”。那时候做节目从来没怎么在意“听众”这回事，甚至好像也没有收到过什么听众回应─就算有，我也记不得了。

就这样，糊里糊涂客串了一阵子小小播音员，若说这就叫“入行”，实在有点儿牵强。但这样玩过一阵之后，播音室便可以不只是“妈妈的地方”，偶尔也不妨是“我的地方”了。

再次让播音室变成“我的地方”，得等到一九八九年，考上大学等着上成功岭的那个暑假。在“中广青春网”主持老歌节目“回到未来”的蓝杰阿姨，通过母亲问我愿不愿意在她的节目开一个单元，详细介绍披头士（The Beatles）─或许她看到了我在高中校刊写的披头士文章吧。那年我刚满十八岁，正巧是母亲二十多年前开始做广播的岁数。蓝杰，才是正式带我“入行”的恩人。

母亲当时是“中广青春网”的总监，这个频道是台湾第一个锁定年轻听众，全天候播放流行音乐的电台，集合了一批台湾广播史上最最放肆乖张、在老播音员耳里简直“动摇国本”的年轻DJ ─啊，是的，那时候年轻人不再说“节目主持人”，要改称“DJ”了。“青春网”的DJ几乎没有人在乎“播音员国语”，ABC腔、广东腔、英文腔、台语腔……荤腥不忌，冶于一炉。须知在此之前，任何人要在官营电台做节目，一口“播音员国语”永远是最起码的条件，“青春网”率先打破这门规矩，从此解放了收音机的“口音”。此外，“青春网”也是台湾第一个开放“叩应”（Call in）的官营电台。当年媒体尺度不比现在，万一现场叩应被“匪谍”或者“少数阴谋分子”渗透，当着全台听众大呼口号，必将惊动层峰、株连无辜。于是特别规定“叩应”内容必须先录下来，确定没问题再播出。收音机里的叩应，其实是几分钟前录的。

当年那群“青春网”DJ，个个生毛带角，个性鲜明：热爱重金属的Robin（后来进军电视圈，成为赛车评论员）、主攻重摇滚老摇滚的杨嘉和于婷（人称“摇滚皇后”）、专精爵士乐的赖声川、介绍英伦“新音乐”的程港辉（爵士乐功力也极其深厚）、主讲乡村乐的蒋国男，都是“活字典”等级的厉害角色。彼时舶来音乐资讯珍罕难寻，对求知若渴的乐迷来说，阵容华丽的“青春网”DJ们简直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每天送来的电波，都埋藏着启蒙的密码。

蓝杰是杨嘉的姐姐，早年曾经做过翻版唱片生意，除了排行榜金曲，也曾引进许多西洋摇滚前锋作品。杨嘉始终在唱片圈工作，蓝杰的正职却是寿险业务。这对姐妹音乐功力深不可测，一肚子掌故信手拈来，都是作论的材料。她们的节目各擅胜场：杨嘉口味比较重，精神核心偏向七〇年代前卫摇滚与重摇滚，蓝杰的情感则更靠近五〇、六〇年代的摇滚启蒙期，气质温润一些。

蓝杰约我喝咖啡，我带着一册密密麻麻写满研究笔记的本子赴会，忐忑而兴奋地做了一场披头士历史大河剧暨广播节目专题规划简报。她似乎对节目内容一点儿都不操心，悠悠聊了些不甚相关的家常话题，便把这事讲定了。自此，我每周在“回到未来”担任客席DJ ─事隔多年，又得每星期到仁爱路三段五十三号报到了。

从“中广”大厅楼梯上去左转，弯进窄窄的走廊，便会通到第八控制室，简称“八控”。你远远就知道那是“青春网”的专属录音间，因为它从里到外贴满了摇滚海报。“青春网”是当年唯一规定所有主持人都必须“自控自播”的电台，DJ必须坐在中控台前，一边讲话，一边操作两部LP唱盘、两部CD机、一排匣带机、两部卡式录音座、两部盘带机……右手边那面墙排满了CD，左边和后面的墙则排满了匣带，包括台呼、jingle、广告、片头片尾、串场音效、常备歌曲和每周更换的推荐新歌─现在的电台已经看不到匣带，都改用电脑了。

一九八九年夏末某日，“回到未来”披头士单元第一次录音。我全身僵硬，耳机里听到自己的声音极其别扭，那些熟悉的机具，看上去蓦然显得巨大无比。ON AIR红灯一亮，蓝杰简单开了个头便让我接着讲。我一口气独白十二分钟，才让她有空插嘴播歌。然而她一点儿都不着急，微微笑着，让出空间，尽我自己慢慢找到更合适的节奏。那一天，开启了我的“DJ生涯”。

“回到未来”的录音时段多半定在中午，我总是从家里踩脚踏车去仁爱路三段的“中广”大楼，十分钟就到了。蓝杰每次都会买两个便当等我一起吃，我们就坐在安静的播音室里吃饭闲聊，吃饱才上工。有一次录音，正说到关节处，一个排骨饭味道的饱嗝涌上来，我努力要把它压下，一句话憋到一半变成牛鸣。蓝杰扑哧一笑，倒带重来。于是我知道：上节目还是尽量别吃太撑，万一是现场直播就糗大啦。

在蓝杰节目当了好一阵子特别来宾，披头士之后，又陆续介绍了滚石（The Rolling Stones）、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做过一系列蓝调溯源的专题，还有万分艰难的鲍勃·迪伦（Bob Dylan）。滚石介绍告一段落那天，蓝杰问我接下来还想介绍谁呢？该轮到迪伦了吧。我叹道，迪伦很难哪，恐怕得给我半年来准备。一旁的录音工程师翻了翻白眼说，哼哼，半年？大概不够哦。我被他这么一激，当场决定非做到不可。

若要“攻读”迪伦大量用典、雅俗混搭的诗句，唱片里没有歌词，“圣经”只能是母亲珍藏多年，收录他历年歌词、诗作、素描的精装大书《鲍勃·迪伦图文作品辑》（Writings and Drawings of Bob Dylan），遇到读不懂的字词，便得翻查《大英百科全书》、《美国当代俚语俗语辞典》。至于字典查不到的时代掌故，还得翻阅四五种版本的迪伦传记。对付迪伦那些繁复晦涩的诗句，我也不可能在节目里逐字详解变成“摇滚英文教室”，索性自费影印歌词，听众把回邮信封寄到电台，我就奉送一份“讲义”。每个月，我都会抱着那一大册《鲍勃·迪伦图文作品辑》到对街便利商店一页页缩小复印，剪贴完稿，拼成双面A3尺寸，再回去印几十份，一一折好装封投邮。当年做这些丝毫不累不烦，只觉得能和陌生人分享自己私心喜欢的音乐，是最最快乐的事。

那年头的听众也很够意思。广播听完，心情激动，于是专程去文具行买信封信纸邮票，写下洋洋洒洒的收听心得，出门找邮筒寄出，然后天天守着收音机，期待主持人会提到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场景，如今早被email和网络留言板取代。然而当年家用传真机尚不多见，网络更是闻所未闻。除了现场“叩应”，信封信纸就是你和“收音机里那个人”唯一的互动渠道了。

“中广”毕竟是电台霸主，台澎、金马，甚至福建沿海都听得到“青春网”，听众回信也来自四面八方：中学女生常把信纸折成花里胡哨的立体工艺品，我拆读之后永远折不回原样。准备联考的高三男生密密麻麻写了四五张信纸痛陈教育体制的扭曲与不义，仿佛我是世间唯一能理解他的人。一次重感冒，我请听众原谅自己讲话瓮声瓮气，东部一位在便利商店值夜班的女孩竟亲手织了围巾寄来。还曾经收到一封监狱来信，薄薄一张十行纸，字迹工整，称赞上星期节目放的吉米·亨德里克斯。受刑人写信大概有字数限制，内容很短，段末还有典狱长之类的审批印章。我努力想象那人在监舍吃完牢饭，扭开收音机凝听老摇滚的画面。那个星期的节目，我又特别送了一首亨德里克斯的歌给他——但愿我播的是他翻唱迪伦的名曲《沿着瞭望塔》（All Along the Watchtower）：“一定有办法逃出这里”，小丑对贼说“这里太混乱，我再也吃不消”……

这些来信，让我初次窥见了广播这一行的魅力与风险：原来我在节目里放的歌、说的话，真的会对素不相识的人产生不可预期的影响。想想那些十六七岁的孩子熬夜写的长信，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我也才十九岁，却骤然感受到“公器”两字沉甸甸压在肩头─虽然我的初衷，只是想放放老摇滚过把瘾而已。

我始终梦想能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节目。大二暑假报名参加“青春网”DJ储训班，学会操作“八控”所有的播音机具，包括那座巨大的盘带机。后来屡获金钟奖的袁永兴那时也还是大学生，是一起受训的“同梯”。如今名满天下的吴建恒当时初出社会，考进“青春网”担任节目助理，待遇菲薄，工作却很辛苦，真的是“从基层干起”。

那个夏天，是我生平仅有的正式“播音员训练”。上完所有课程，每个学员都要录一辑自制节目作为期末验收，交给资深DJ群评分。尽管我结讯成绩名列前茅，“中广”长官考虑母亲身为总监仍宜“避嫌”，终究没有让我“扶正”当主持人。“自己的节目”这个梦想，还得再等好几年才能成真。但当年学的那些本事，还是很受用的。

彼时“青春网”借镜美式广播风格，力求生动活泼的“临场感”，最忌逐句念诵广播稿，更忌言不由衷的熟词套语。我们学到广播的大敌是“死空气”（dead air）─寂静无声的“冷场”。电台从开播到收播，中间绝不能出现超过五秒钟的“dead air”。事实上，几乎所有稍微像样的电台都有自动防止“dead air”的机制，万一“冷场”秒数超过设定上限，播音系统会自动插播音乐，工程部则不免兵荒马乱，检查直播器材是否出了问题。

“防冷场”是每个DJ的本能，内行DJ都会利用歌曲前奏、间奏、尾奏插入口白，避免dead air趁隙而入。我们学会在播歌同时切换耳机频道，计算下一首歌的前奏与间奏秒数，务求开场口白刚好收在演奏完结、歌声初起处。若歌曲没有前奏（DJ行话称为“cold”，我总有“冷不防”的联想），也可以利用前一首歌的尾奏介绍下一首歌，或者挑一段衬底音乐作为过场。一旦驾轻就熟，接歌、插话，都可以和呼吸一样自然，一段短短的口白便可以制造悬念、煽动情绪、转换气氛。这些技巧现在未必稀罕，当时却很新鲜，在“青春网”之前，只有讲英文的ICRT听得到这种风格。

当年的训练，让我和许多同行一样，养成了“防冷场”的本能。即使出了录音室在人前讲话，也无法容忍一两秒钟的空隙，总有出声“填补”的冲动。幸好稍有自觉，总算没有变成社交场合爱插嘴又满口废话、习惯自言自语的家伙。

节目做得多了，我也尝试体会广播这门媒体的特质。我发现“听广播”常常是私密的“一对一”经验，许多人开着收音机只为驱赶寂寞，所以我想，或许可以试着营造“促膝密谈”的气氛，精心掌握“你”、“我”、“我们”这些词的落点。广播没有视觉刺激，一切全凭声音，所以一段节目要传递的信息量必须精准拿捏，不可贪心，“松”一点，效果或许更好，语速也宜放慢。初做节目，一紧张就愈讲愈快，唯恐准备的材料用不完，后来连自己重听都不免吃力，于是必须在笔记本写下斗大的“慢”字自我警惕。我发现，自己觉得“慢”的时候，听起来反而刚刚好。

我还发现，广播听众有太多游离的“过路客”，他们无所谓现在是谁主持、正在进行什么主题，只要音乐不难听，主持人声音不讨厌，他们便可能逗留在这个频道。节目进行的每一秒钟，都可能有“新客人”转进来，你得尽全力留住他，不让他转台，而这并不简单。于是即使进行的是连续好几辑的主题，我也假定每次至少有一半听众是初次收听的“新客人”，这样做起节目，口气就不一样了。广播跟任何媒体一样，绝不能“关门自爽”，我觉得这样的认知，也是播音员对待听众的起码“礼貌”。

大三那年，于婷也邀我在她的节目开单元。与蓝杰温和持重的主持风格相反，于婷走的是“豪爽”路线，很有“大姐头”的霸气─我见过她在直播室放着撼天动地的摇滚，单脚脱了鞋盘坐在旋转椅上，披着一头乱发，聚精会神拿一把小剪刀对付分岔的发尾，表情肃穆，仿佛那是天地间最重要的事。

有一天，我放洛·史都华（Rod Stewart）的《玛姬梅》（Maggie May）。于婷关上麦克风，跌入回忆，絮絮跟我说起当年她还是个小太妹，翘课和姐妹淘在Pub闲混，双脚翘在墙上，仰天喷烟，百无聊赖，店里喇叭震天价响，放的便是这首歌：“起床了，玛姬/我有话非得跟你说/已经九月底/我真的得回学校了……你引诱我离家出走/只为拯救你的寂寞/你偷走我的心/那痛苦让我难以承受……”

还有一次，我提到披头士名盘《花椒军曹》（Sgt. Pepper）当年在唱片中央那圈沟槽暗藏了一段奇怪的拼贴音效，有人言之凿凿，说反过来“倒放”会听到一句脏话，但那段音效在美版唱片是找不到的。于婷闻言大为兴奋，决定追求真相─毕竟是“中广”，资料室竟让我们找到一张一九六七年日本东芝印行的原版唱碟，胶盘还是红色的！盘况奇佳，看似很多年没人拿来播了。我们把那段音效用唱机转录到盘带，再把那段盘带剪下、两头反贴，七手八脚弄了一个多钟头，终于听到传说中的“魔鬼密码”。老实说，效果诚然十分诡异，但很难说是不是脏话……现在若用电脑软件，两分钟就能完成这桩工程，却少了当年“动手做劳作”的乐趣。

“中广”资料室曾经珍藏成千上万的原版唱片，那是好几代人的积累。后来电台拆迁，那些唱片整批论斤卖给了资源回收业者，一张不留。其中一部分流落到牯岭街和光华商场的旧书摊，剩下的或许都拿去填海了。早知如此，我当年该把那张日版《花椒军曹》暗干回家才是……

一九九三年毕业入伍，“青春网”也因电台政策改变，节目大幅调整，苦撑一阵，仍然忍痛收摊，我的“广播生涯”中断了两年。退伍初出社会，我又在“台北之音”李文瑗“台北有点晚”开了每周介绍摇滚的单元，仍然会收到听众手写的来信，仿佛“青春网”的时代并未终结。一九九八年，我总算拥有“自己的节目”，却只做了两个多月。那是一个叫“大树下”的电台─“水晶唱片”老板任将达不知如何说服了一家原本走“草根卖药”路线的地方电台老板，纠集一群热血青年，把它搞成一个全天候播放摇滚与另类音乐的电台。这事情实在太梦幻，果然也因广告业务欠佳，这场实验三个月便被迫结束，我的节目自然也告吹了。

后来陆续在几个地方开单元，延续“青春网”时代的“寄生”模式，直到二〇〇二年，才终于在News98有了每个周末属于自己的两个钟头。只做周末节目，其实有点儿像是电台的“化外之民”：周一到周五是广告业务兵家必争的时段，周末节目的广告，则多半是周间时段的“搭赠”，收听率压力相对也小一些。我做节目这些年，从来没有遭受“业务配合”压力，电台长官也从未干涉我的节目内容。能在拥挤的空中找到安身的角落，放爱放的歌，说想说的话，访想访的人，这实在是我的幸运。

即使在“青春网”结束多年之后，仍有好几位初识的朋友告诉我，当年他们如何把我的广播单元逐周录成卡带编号珍藏，甚至拷贝一份放在学校音乐社团，当成大家“自修摇滚史”的教材。这样的故事到了二十一世纪，竟又改头换面重来一次：这几年，开始有对岸乐迷逐期搜集我的节目录音，通过网络社群分享同好。前不久，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朋友相告，他在一场音乐节的摊位上竟看到有人把我整年份的广播节目逐辑录下，烧成“私酿版”（bootleg）光碟摆售。老实说，还真有点儿“受宠若惊”─“入行”这些年，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讲的话、放的歌，竟会用这样奇特的方式，传播到无从想象的远方。

从十八岁暑假第一次在“回到未来”放披头士算起，我的“播音员生涯”，竟已占据一半以上的人生篇幅，眼看还要继续下去。然而每在播音台坐定，戴上耳机，“播音中”红灯亮起，兴奋期待之情，仍会油然升起─我从未厌倦这份工作，或许正是因为我从来不曾把它当成一份工作。于是倏忽二十多年，心情始终带着“业余”的轻松。然而，母亲说过的那句话，我也始终没敢忘记─“有没有认真，自己知道。”

二〇一〇

 

按：二〇〇五年蓝杰因淋巴癌辞世，得年五十五岁。当时我便默默告诉自己，要好好写点什么，记下印象中的“青春网”和我所记得的广播这件事。如今终于成篇，我竟已是她当年带我入行的岁数了。谨此对那位带我走上这一行的领路人，聊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