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

“156工程”

 

 

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也就在这一个月，北京与莫斯科就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达成共识，苏方同意帮助援助中国156个大型工业项目，这就是中国企业史上影响深远、长期被神秘气氛笼罩的“156工程”。

自1949年之后，西方世界就对中国持敌视的姿态，毛泽东则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早在1949年7月，刘少奇就赶赴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商谈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8月，苏联派出以科瓦廖夫为团长的200人专家团。12月，开国大典两月后，毛泽东平生第一次踏出国门，亲赴莫斯科谈判，苏联答应贷款3亿美元。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一系列资产移交协定，将苏联在东北的所有财产无偿移交给中方，其中包括旅顺军港、大连行政权、长春铁路公司以及302处不动产。从1949年年末到1952年2月，苏联援助中国建设项目42个，投资折合40亿元（按1953年的新版人民币计算，下同）。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的企业状况。

国民政府留下来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在蒋介石政权统治的20多年里，工业经济的高峰时刻是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当时中国的生铁产量占世界第12位，钢占第18位，原煤占第7位，棉布占第4位，这4类产品与美国相比，分别是后者的1/39、1/117、1/11和1/2。经过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到战火熄灭的1949年，国民经济已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真正是江河日下，全国的重工业产值约比1936年降低70%，轻工业产值降低30%，粮食产量约降低24.5%，经济作物产量约降低一半。

其中，最具指标意义的钢铁产业，生产能力降低了90%，全国只有7座平炉，22座小电炉，发电能力仅剩下114.6万千瓦。生铁产量下降到了25.2万吨，竟不及英国1835年产量的1/4，生产出来的生铁只有一半能炼成钢，而轧钢能力又仅及炼钢的一半。另以石油工业为例，诞生于抗战时期的中国第一个油田——陕西省玉门油矿到1949年的原油产量仅区区9万吨，却占了全国产量的3/4。钢不会炼，油无处采，重化工业自然虚弱不堪。

1949年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和手工业国家。国民收入的68.4%来自农业，工业仅为12.6%。在工业领域内部，手工业又占了工业产值的70%，机器制造业多为修配型企业，重工业门类大部分空白，不但体系未成，而且装备和技术水平低下。据上海机器同业工会的计算，在708家机器制造厂中，有制造兼修配能力的工厂只占四分之一，其余的都只能搞一些修配业务。

1949年，除了少数大城市之外，多数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基本无电力供应。受战争影响，全国交通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破坏殆尽，主干铁路无一条能够全线通车，勉强能通车的铁路只剩1.1万公里，而且大部分在东北地区。重要的“大动脉”京汉铁路已经有12年没通车了，一条从成都到重庆的成渝铁路从晚清修起，修建了半个世纪都没有完工。长途电信的线路支离破碎，互相不能衔接，以京津为中心的华北有线电网全面瘫痪。

人才培育的事业也十分落后。学龄儿童入学率为20%，全国人口80%是文盲。20年间高等学校毕业生加在一起只有18万人，只培养出了200多个硕士，博士数为零。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不到40个，研究和技术人员不过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研的仅600余人，现代科技几乎为一片空白。

这真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基础薄弱，民智未开，国库里的黄金被蒋介石劫往台湾，再加上国际势力的封锁挑衅，可谓内外交困，矛盾重重，开国之难，好比另一次长征。

 

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苏联对我国的援助显得如此之重要和宝贵，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共和国经济新建的唯一机会。

从1951年起，陈云等人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也是向苏联“老大哥”学来的经验——苏联从1923年开始设计“五年计划”，一直到1990年解体为止，以五年为一个周期，对全国的经济建设进行统筹计划，这一做法已经延续至今。

据薄一波的回忆，“老实说，在编制‘一五’计划之初，我们对工业建设应先搞什么，后搞什么，怎样做到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还不大明白”。在这一过程中，苏联专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一些参与编制的人均回忆说，“一五”计划所有的表格都是苏联专家帮助做出来的。

“156工程”是一个统称概念，它的第一个项目实际上从1950年就开始动工了，到“一五”结束的1957年完成大半，其余延续到局势大乱的1969年，实际建成的项目是150个，前后历时19年，投资总额为196.1亿元。这些项目从工业布局、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公司治理制度等方面，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影响都是革命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

先说工业布局。自晚清的洋务运动以降，中国工业的发展都偏重于沿海，在1934年，除了东北地区以外的工业产值，94%集中于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北平、南京和无锡7个城市，在东北地区，辽宁一省集中了东北4/5的工业。到1949年前后，中国工业设施的70%集中在东北和沿海一带，其中，上海和天津两地的工厂数即占主要城市工厂总数的63%，职工人数占61%，东北则占有全国半数以上的重工业。全国90%以上的发电站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其中东北占了全国发电量的1/3。在纺织产业，全国500万纱锭中的83.6%集中在江苏、山东、辽宁、上海和天津五地。

占全国土地1/3的大西北，工业产值还不到全国总值的2%，近百年间始终没有工业基点。除了陕西有少量铁路外，其余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大地没有一根铁轨。

“156工程”彻底改变了这一布局，大量的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化工企业被选定在矿产资源丰富及能源供应充足的中西部地区，机械加工企业则分布于原材料生产基地附近。“156工程”中涉及民用的企业有106个，50个布置在工业老基地东北，其余的29个在中部、21个在西部。44个军工企业中，除了部分造船厂设在沿海之外，有35个在中西部地区。在完成的196.1亿元投资额中，除了东北占87亿元，中部和西部分别为65亿元和39亿元，占去了一半有余。“156工程”的实施彻底改变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工业布局，到1960年之后，随着中苏关系交恶，中央政府实施“三线战略”，更是加大了对西部的倚重，中国的工业布局陡然改观。

再说产业结构。毛泽东在筹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有过一段形象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因此“一五”计划的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其投资比重占到了总投资额的85%。在整体规划之下，一些冶金、能源、机械的大工厂迅速建起。仍以钢铁为例，炼铁能力五年内就增加了280万吨、炼钢能力增加253万吨，加上原有钢厂的产能，我国生铁产量从1949年的25.2万吨猛增到467万吨，整整提高了将近20倍。钢的产量也增加到412万吨。这样的增长速度无疑是惊人的。

与此同时，对基础设施和能源勘探的投资也是巨大的。“一五”期间，铁路交通、地质勘探和建筑业的投资高达121.2亿元，相当于同期工业基建投资的1/2，新建铁路33条，比1952年的通车里程增加了22%，公路通车里程增加了一倍。水利建设的成就也是辉煌的，完成了“千年难题”淮河治理工程，建成了多个大型水库，对长江三峡水利工程进行了论证和预备。

接着说技术水平。在对华援助时期，苏联展现了毫无保留的无私精神，它向中方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设计图纸，仅1953年就达23吨，1954年为55吨，几乎把他们所有最好的技术都给了中国。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拉迪认为：“中国看来已接受了苏联国内最先进的技术，在有些情况下，转让的技术是世界上最佳的。在苏联援助的最重要的钢铁工业中，苏联人在20世纪50年代建造和操作着世界上最好的高炉。苏联人设计的武汉和包头的中国钢铁工厂吸收了苏联的高炉和平炉以及大规模铁矿石富集方面的最新技术。”正是在苏联专家的无私帮助下，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在短短数年间就提高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

那是一个创世纪般的建设年代，在人们激动的欢呼声中，一个接一个的纪录诞生了。

 

自主研发和制造汽车，是中国的一个梦想。早在1931年，张学良在沈阳建过一个汽车厂，生产出民生牌载重卡车，但试产成功后就被入侵的日本人占领。阎锡山治理山西时也建过一个汽车修造厂，仿造出几十辆美国1.5吨的小货车。蒋介石政府的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用进口器件组装过2000多辆汽车，但这些都是小打小闹，不成气候。汽车梦的真正实现，正是在“一五”时期。

1953年3月19日，政务院正式下文批准建设第一汽车制造厂，毛泽东下达死命令，要求3年见到车。一汽的厂址选定在吉林省长春近郊一个叫孟家屯的村庄，工厂设计全部交给了苏联汽车拖拉机设计院。工厂的第一名员工叫陈祖涛，时年25岁。

陈祖涛的父亲是陈昌浩，长征时期当过红四方面军总政委、西路军总指挥，因追随张国焘犯下路线错误，其后一直不被重用。陈祖涛11岁时就被送到苏联，在那里读完了小学、中学，然后考进鲍曼最高技术学院的汽车专业。1951年2月，他提前毕业回国，受命参与筹建汽车工厂。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设一座综合性汽车制造厂，其规模将与当时苏联最大、最先进的斯大林汽车厂一样，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设备，援建中国的就有什么设备，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样的生产水平，中国的就有什么样的生产水平。

陈祖涛日后回忆说：“整个设计都是苏联人做的，组织了最棒的一批人，把斯大林汽车厂所有技术科长都集中起来，那是很有经验的一批人，头发都是白的。他们的总工艺师叫作赤维特可夫，以他为首组织这些人做设计。我就作为他的助手参加了整个设计工作。”他在《我的汽车生涯》一书中写道：“1951年12月，初步设计做完了，设计院通知我去，把厚厚的几十本设计书和图纸交给我。当时中苏双方关系很好，这么多的设计资料交给我，既无什么仪式，也不要繁杂的交接手续，连收条都没有。我用外交邮袋装上设计资料，一个人搭乘飞机直飞北京。陈云召集中央各部委对苏方的设计进行审核，大家基本上没有什么讨论就完全通过了，然后盖上鲜红的大印，全部手续就算完成了。”

陈祖涛接着描述说：“做完设计以后，实施这个设计，多少个车间、每个车间用什么设备、什么供电、供水是很复杂的，全部都是他们做的。而且什么设备都是苏联供给的，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对我们是封锁的，除了苏联的帮助以外，我们拿不到东西。当时在经济危机的时候，30年代西方也不供给苏联设备，苏联是用金子买西方的设备。以后再买，人家就不给了。苏联也是从西方买的，所以他供给我们的很多专用设备、特殊设备只有一台，都是从西方来的，没有第二台，买不到，他们就专门为我们制造，真的很无私。”

建设一汽的设备总数达1万多台，基本上都是苏联供应的，我方能制造的仅是清洗机等小型辅助机械。陈祖涛举例说，有一台设备是生产汽车车架用的压床，有3000吨重，这套设备在苏联都没有任何一个制造厂可以制造，因为实在太大了，需用专门的大厂房。为此，苏联在斯大林汽车厂盖了一个超大型的车间，用它为中国铸造了一台。造出来后，要运送过来，因为这台设备又重又宽，所行铁路沿线，对面的火车均需中停避让，苏联铁路系统全线总动员，从斯大林汽车厂到长春，1万多公里长驱送达。

援建设备的同时，苏联又帮助中国培养汽车人才。在斯大林汽车厂厂长克雷罗夫的亲自主持下，苏联专家提出了一个从生产到管理的各个部门、各道生产程序所需的完整的人员清单，其中包括厂长、处长、车间主任、工段长到普通的调整工。这份名单的人数多达518人，全部送到斯大林汽车厂实习，苏联方面给每个人每月发700卢布的津贴——相当于苏联工程师的月薪，并配备了皮大衣、毛料西服等。实习生除了被安排到车间学习外，还根据专业有一对一的专家讲课，讲课时间为：工人300小时，管理干部400小时，技术人员500小时。这批实习生日后成为中国汽车乃至机械制造业的技术和管理核心，其中的优异人才更成为国家领导人，如江泽民、李岚清、叶选平等。当年的江泽民是动力处处长，带他实习的是全苏最出名的动力专家基列夫。

1956年7月13日，第一批10辆汽车下线，它被命名为“解放牌”，由毛泽东题字。它以苏联的吉斯150型为范本，载重量为4吨，装有90匹马力六汽缸发动机，最大车速每小时65公里。

“一五”期间，中国人不但造出了汽车，还试制成功了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建成了第一个制造机床的工厂，在长江上建成了第一座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开通了北京到拉萨的航空线，在武汉和包头新建了两个大型炼钢厂，完成了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厂项目的兴建，还在洛阳和哈尔滨建成了拖拉机厂和轴承厂，在兰州建成了大型炼油基地。

所有这些项目，都离不开苏联的扶持。5年中，有8500名苏联专家来到了中国，这是一支不应该被遗忘的“国际纵队”。

“156工程”在当时不见于报端，几乎没有任何的公开报道，日后更是被淡忘，数十年后很少有人知晓，甚至对此的全面研究也并不多见，一直到2004年才出版了第一本研究专著《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作者董志凯和吴江），发行量仅5000册。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

其一，“156工程”中有44个为军工企业，还有不少是为军事配套的，所以，很多工厂只有一个代号，譬如首都航天机械公司是国营211厂，沈阳新光机械厂为国营111厂，四川长虹机械厂为国营780厂——当时国内唯一的机载火控雷达生产基地——20世纪90年代之后以彩电制造闻名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工厂的厂址和产品都属保密范围，工作人员均不得对外界甚至家人泄露工厂的情况，他们的工作内容也被视为国家机密。与这些军工厂相关的民用项目，也处在保密状态。正因为这些神秘的厂名和严格的保密纪律，使得“156工程”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其二，中苏关系在1960年突然交恶，全部苏联专家被召回，造成很多在建项目的困难。从此，我方在公开宣传中，往往强调独立自主，而刻意回避苏联人的援助。

其三，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十多年里，中国陷入狂热的“文化大革命”，正常的经济活动被打断，一直到1978年之后，才再度转入经济建设的轨道，因此，“156工程”成了一个遥远的、似乎已经消失的过去。

但事实上，这些苏援项目在很长时期一直是中国经济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所建成的很多重工业、军工以及重大水利工程，一直到半个多世纪后仍然在发挥作用，它们真正堪称新中国经济的“奠基石”。这是现代历史上，国家对国家最全面、最慷慨的技术转让。《剑桥中国史》因此评论说：“苏联技术援助和资本货物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为过，它转让设计能力的成果被描述成技术转让史上前所未有的。”

 

以全球化的视野来俯瞰，我们看到，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已然公开对立的东西方世界先后展开过两个规模庞大的国际援助计划：一个是1948—1952年美国为欧洲重建所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另一个便是1953年开始的苏联援助中国的“156工程”。它们都不出预料地达到了振兴经济的目的，不过却有着不同的路径和结果。这是经济史上一个十分有趣的比较课题。

正如美国人向欧洲输出了资金、商品和技术的同时，也输出了它的价值观和社会治理制度一样，苏联人给中国带来了技术和设备，同时也带来了计划经济的整套制度，陈祖涛将之形容为“娘胎的印记”。

事实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就已成为全球经济界的核心焦点。1944年年初，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他将计划经济称为“伟大的乌托邦”，认为对生产的控制必将造成对消费的控制，从而使得自由的市场竞争变成不可能，这将是一条危险的“通往奴役的道路”。他的观点在很长时间里被认为是异端。在西方经济界，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仍是主流，哈耶克的思想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受到重视。而在社会主义阵营，计划经济更是成为不容置疑的治理模式。1952年，斯大林发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从理论上全面阐述和规划了计划经济模式。在这本经典作品中，产品经济与商品经济是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运用价值规律被认为是落后生产力的做法，用斯大林的话说，生产资料已经“失去商品的属性，不再是商品，并且脱出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计价等）”。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不但引进了苏联的技术和资金，同样也全面引进了这一已趋成熟的权威理论。

这一制度的引进，体现为高度集中统一的投资管理体系的建立。

为了统一管理全国经济，1952年7月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1954年2月中国建设银行成立——它成为基本建设领域的现金中心、信用中心和结算中心，随后国家建设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技术委员会和国家物资供应总局等机构又相继成立，这些机构均下设至县级政府，形成了一个封闭、垂直的计划管理体系，这是一只无比庞大、无处不在的“看得见的手”。

“一五”计划和“156工程”就是这一管理体系第一次发挥效力。这是一种由国家“全统全包”的投资分配和管理制度：国家需要建设什么工厂、生产什么产品、培植多大的生产能力，以及产品的产量和投资的规模，都由国家通过计划直接安排。所谓部门分配投资，就是由国家计划部门有计划地把五年计划或年度计划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切成若干块，分配给中央各部门，再由各部门分配给所属建设项目。在这一体制下，一切新老企业用于固定资产建设的项目和投资，都由国家统一计划；所需资金，由国家财政统一分配，无偿拨款；建设和生产用的物资，由国家通过商业和物资部门统一调拨；从事建设的施工队伍，由国家统一安排；从事生产的新增劳动力，由国家统一培养和分配；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企业有盈利，全部上缴国家财政；有亏损，也由国家财政补贴。

在这一雄心勃勃的、严密的计划体制下，国家既在宏观上进行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布局等宏观决策，又在微观层面上担负着项目决策管理任务。这种体制的优劣将在日后无比清晰地呈现出来，强大的计划性大大提高了资源聚集的能力，能够以“举国之力”办成大事，而它所必然带来的则是低效率、浪费和反应迟缓等病症。日后我们将看到，与计划经济并蒂而生的两个景象将是官僚主义和短缺经济。

长春一汽自1956年建成到1983年，27年间一直只会生产一种车型，它的吨位小、油耗大、车速慢，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各项技术指标均已远远落后于国际汽车水平。其根本原因是，苏联没有帮助一汽设立自主的汽车研发机构。陈祖涛无奈地说：“不是他们不给我们，他们自己也没有。”在苏联的汽车产业体系中，生产与研发分别隶属于不同的计划管理部门，呈现“两张皮”的现象，他们同样把这一模式也克隆到了一汽。

除了“两张皮”之外，随“娘胎”而来的毛病还有两个：一是产销脱钩，二是自主资金缺乏。

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企业对产品的改进没有任何积极性。后来长期担任中国汽车产业领导者的陈祖涛描述说：“我们的生产计划由国家计委下达，生产的汽车直接入国库，再由计委来分配，用户对汽车的意见到不了我们手里。我们如果自己要对产品进行改进，那要先报告，然后由国家组织专家来评审，评审完成后才能立项，立项完了后再在国家财政排队等拨款，款到了后才能动手。这里面环节众多，手续复杂，随便哪一关都能卡死你。而且，这种修改对我们生产厂家没有任何利益。既劳神费力又没有任何利益，企业怎么可能有积极性呢？于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就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

在20多年里，一汽能够用于技术改造的资金为利润的0.1%。陈祖涛说：“汽车厂的利润本来就低，0.1%能干什么事？那只是象征性地给你企业一点钱意思意思，而且这0.1%是你先把利润足额交上去，然后国家再给你返还，有时候财政困难，这个返还就拖着，最后拖得不了了之。”当过一汽厂长的刘守华曾说：“我这么大个一汽的厂长，自己有权支配的钱，还不够盖一个100平方米的厕所。”

 

在“156工程”中，也有一些项目引起了重大的争议，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三门峡水库的建设。

千百年中，黄河泛滥是中华民族的心头大患，“黄河清，圣人出”，成为民间对盛世的一种憧憬。因此，在苏援工程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根治黄河”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头号项目。1954年1月，以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为组长的苏联专家组来华考察，中苏专家120余人，行程12000余公里，进行黄河现场大查勘。最终，苏联专家选定了位于陕西、山西和河南三省交界的三门峡坝址。柯洛略夫断定：“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

1954年年底，黄河规划委员会正式提出《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三门峡水利枢纽成为第一期工程的主要项目。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国务院所提出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原则和基本内容。

就如同“156工程”中的所有项目一样，苏联专家提出的三门峡方案几乎没有“证伪”就被确定了下来。1956年年底，水利部召开三门峡水利规划会，70名水利专家与会，不料却有一人站出来反对此案，他就是黄炎培之子、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1911—2001）。黄万里认为：在三门峡建起一座高坝，水流在库区变缓，黄河在潼关一段本来就是淤积段，水库蓄水拦沙，势必加大此段黄河的淤积，渭河的河床也会急速淤积，渭河入黄河的堑口也会抬高，这将直接威胁到八百里秦川和西安的安全，下游的洪水之灾将移到中游。他预言说：“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

黄万里还对“黄河清，圣人出”的憧憬提出了科学的质疑，他说，“指望黄河清是违背客观规律的”。黄河流淌到中游时，黄土高原受雨水侵蚀，黄河及各支流对黄土层的切割是一个自然过程，即使黄河两岸没有人为的植被破坏，黄河也是含沙量很大的河流，下游河道的淤积改道也是必然的。黄万里说：“出库的清水将产生可怖的急速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每秒6000立方米的清水可能比短期每秒10000立方米的浑水难以防治。就是一年四季只有每秒600立方米的清水，也是不易应付的。”

黄万里的观点被认为是危险的和“大逆不道”的，在那次规划会上，他与其他专家激辩七日，终于不敌。日后，他回忆说，那些一致赞成修建三门峡大坝的专家们，实际上不是不懂其中的道理，但因为苏联专家说了能修，领导也说了能修，所以这些专家们就开始跟风。他在一篇题为《花丛小语》的散文中，很讽刺地写道：“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的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下游治河，他竟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觍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子就治好，以讨好领导他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因为反对三门峡项目，黄万里被打成右派，失去了教书的权利，被发配到密云水库当苦力。

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隆重举行开工典礼。1958年11月，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大坝下闸蓄水。工程总投资达40亿元，相当于40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

后来发生的事实不幸被黄万里言中。苏联拥有在一般河流上梯级开发的丰富经验，但是在他们的版图上并没有黄河这样多泥沙的大河。由于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及泥沙条件估计不足，就在大坝建成的当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仅一年半之后，水库中已经淤积泥沙15多亿吨，远远超出预计，并在渭河河口形成了拦门沙，渭河也成了地上悬河，对关中平原造成了严重威胁，灾难直逼西安。三门峡蓄水水位从此不敢再抬高。1967年黄河倒灌，渭河口的河槽全被淤塞，尤其是1968年渭河在陕西华县一带决口，造成大面积淹没。三门峡水库改为低水头发电，装机容量一再减少，只有原设计的1/4。

三门峡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争议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其后数十年反思之声不绝。1979年3月21日，陈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156个大型工程项目中，三门峡工程是经过我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2003年10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光斗和前水利部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共同呼吁：三门峡水库应该尽快停止蓄水和发电。

除了水利成效不彰之外，三门峡的建设还毁坏了众多人文景观，其中最让人痛心的是潼关的拆毁。

潼关地处关中平原东端，横踞秦岭和黄河之间，虎视长安（今西安），号称“中原第一关”，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文地标之一。自商周到唐宋，中国的政治中心曾长期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游移摆动，在其之间，潼关就是肩挑两京、力压千钧的支点。在这里，大大小小发生过数百次战争，其中影响到整个中国命运的即达60多次，如殷周时闻太师与姜子牙之战、三国马超大战曹操、唐代安禄山与哥舒翰之战、黄巢起义军攻占潼关、明代李自成与明军的决死之战。在三门峡水库的建设过程中，潼关正处在苏联专家所规划的蓄水水位线之内，因此，潼关旧城被迁毁殆尽。但是事实上，三门峡的蓄水水位从来没有到达和淹没过潼关城，也就是说，一个技术性的误判毁掉了中国历史的一段记忆。

与潼关一起被拆毁的，还有蒲州、朝邑、陕州等古城池。黄万里日后很哀伤地赋诗曰：“人间浅识一何多，斩断流沙三门阖！”

 

“一五”期间，包括苏援工程在内，中国建成了595个大中型建设项目，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47亿元，五年新增固定资产相当于1949年接收时的4倍，是1936年到1978年之间，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段。我们接着来解答两个疑惑：第一，“一五”时期的大规模建设资金是从哪里来的？第二，民营资本在这场大建设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在500多亿元的资金中，有3%是苏联贷款，其余均为国家投资，其中79%来自中央财政。这么庞大的资金供应，主要来自两块，一是全民勒紧腰带抓工业，二是农业对工业的反哺。

为了在短时间内把重工业抓上去，从中央到地方倾全力而为之，计划经济的威力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举国效应”发挥了重大作用。以用电量为例，“一五”期间，全国电力的八成以上都用于工业，农村用电只占全国电量的0.6%，城市生活用电占13.5%。

此外，农业对工业的反哺非常之大。这也形成了延续数十年的城乡“剪刀差”现象。

就在城里大动土木的时候，广袤的农村正在发生一场粮食危机。从1952年到1954年，华北和长江淮河流域发生洪灾，再加上工业发展对粮食的需求大增，以及大量人口进城当工人，粮食短缺突然变得十分突出。

1952年7月到1953年6月的一年中，国家收入粮食547亿斤，支出587亿斤，赤字40亿斤。1953年的城镇人口比上一年增加600万人，农村吃商品粮的人口也高达1亿人。粮食形势十分严峻，许多地方出现了抢购粮食的现象，农民更是囤粮惜售。在河南、湖广等粮区，私人粮贩再度大量出现，民间粮市的牌价比国家收购价格高出20%～30%。到1953年秋天，一些城镇出现数千人以至上万人在国家售粮点排队争购粮食的情景，甚至连北京和天津等大城市，也不得不实行限额配售。全国财经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的结果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难以为继。”

中央决策面临两难，陈云自喻是“挑着一担炸药”。他说，我这个人属于温和派，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但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造反，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最后，陈云在深思熟虑之后，提出了最强硬的办法，那就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给，简称为“统购统销”。1953年11月2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提出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要求全国各地以乡为单位，确定全乡每户的常年计划产量和全乡粮食统购统销的数量，粮食买卖纳入国家的整体计划。这一工作的难度非常之大，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动手，全力以赴”，仅中南地区就动员了330万干部和积极分子下乡做农民的思想工作，毛泽东也深知此事的艰难，说：“这样做可能出的毛病，第一农民不满，第二市民不满，第三外国舆论不满，问题是看我们的工作。”他要求，宣传工作要大张旗鼓，但报纸一字不登。

在控制了粮食的购销渠道后，随即在城市实行定量供应。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7次会议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从此，在中国经济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粮票。所有城镇居民都配发到一个《居民粮食供应本》，凭此到指定的国营粮店兑换。没有粮票，将无法购买到一粒粮食。粮票的发明是计划经济最生动的体现，从此，中国进入“票证的年代”，随后，各种民用商品如猪肉、食油、煤球、自行车、糕点、鸡蛋、鱼甚至火柴等，都需要用特定的票证才能购买。

比粮票还要早一年多的是布票。1954年全国棉纱、棉布统购统销后，9月就实行了凭“布票”（又称棉布购买票、购布证、购布券）限量供应棉布的政策，这是工业消费品的第一种票证。

当时，根据南北各地的气候不同、城镇大小不同、对棉布的最低需求量不同，制定了不同的布票定量标准。例如，北京市每人每年发放17尺3寸布票，刚够成人做一套蓝布制服；天津市每人每年可领取13尺，江西省发放11尺；北方冬季漫长又严寒的哈尔滨市每人每年24尺布票，可做一套棉衣；而南方亚热带地区城镇每人每年7尺4寸布票。布票的取消，是在1984年，而粮票的取消则要到1993年。

票证的发明，不但将城镇居民消费彻底纳入计划的轨道上，同时，它与户籍制度形成一种结构性屏蔽，没有票证的农民从此无法在城市里购买到生活必需品，因而不可能任意进城，从而在物资短缺的年代里，减轻了城市的人口压力。

 

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在当时解决了粮食及商品危机，同时形成了农业对工业的反哺机制，它的后遗症也是深远的。购销两头被卡住后，农民产粮、产棉的利益被刚性化，再加上后来推行的人民公社制度，最终使农民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农作物产量长期徘徊不前。薄一波反思说：“问题和教训在于，大跃进和十年动乱的大曲折，人口增长的失控，不仅使我们长期找不到机会来改变这一政策，而且还不得不从购销两头越勒越死。”农业发展的停滞，进而造成原料物资及各种产成品的全面紧缺，中国经济逐渐滑入短缺的周期中。

美国的《时代周刊》早在1954年3月就报道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的景象，稍微富裕的农民不敢借出生产工具，即使出借也不敢要租金，一些人干脆把公牛卖了，这使得生产积极性下降，产量也随之下降。1957年12月9日，它更将统购政策、城市配给制度以及工业化建设联系起来，它描述道：“北京也和其他城市一样，猪肉实行着配给制。但是即使是在配给制状态下，猪肉仍然供不应求。记者报道上海市民早晨3点钟就起床，为的是在菜市场排在前面能够买到肉。农村虽然不施行配给，但是农民现在吃的肉还不如过去的一半数量，因为国家用固定的底价垄断地购买了猪肉，然后再按照垄断的高价格出售，农民远远买不起这样价格的猪肉。猪肉都去哪里了？答案是政府用肉偿还从苏联进口的工业产品……政府的雄心在于不惜代价地提高工业实力。”

农业对工业的反哺是巨大的。据董志凯和吴江的研究，在“一五”时期，全部工业产值中，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产值约占50%左右，农副产品和用农业原料制成的工业品，在国内市场主要商品供应量中约占80%，在出口总额中约占75%。农民每年把净收入的约7%作为农业税上缴国家，同时，由于工农产品之间的差价，也就是“剪刀差”，农民又把相当于净收入的约5%奉献给国家积累，两项合计为12%。以另外一种方式计算，国家预算收入中，农民所缴农业税约占10%，由于农业及其副业品收购、加工、销售和运输等的利润和税收，间接构成财政收入的40%（其中包括工人所追加的价值），合计为50%。然而，“一五”时期国家对农业的投入比重为基本建设总额的7.1%，加上农村救灾经费、推广优良品种和新式农具、改良农业技术的经费，合计约等于农民缴纳税款的1/3。可见，工业化所需资金主要是由农业积累产生的。

粮食和棉花的统购统销政策将一直执行到1985年，长达32年之久。2007年，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撰文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通过工农价格差、城乡‘剪刀差’向城市和工业提供丰厚的原始积累，农民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积累，最保守地估计高达30万亿元。”

在“一五”建设规划中，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的参与度几乎为零，它们已经被彻底地边缘化。随着计划经济体系的确立及国有资本的迅猛扩张，给予它们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在这样的情形下，资本家所期望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他们现有的资本及投资收益到底能否保全。

1954年9月，全国人大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正式确定了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明确提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以发展生产合作社作为改造个体手工业的主要道路。同月，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对“公私合营工业企业”的定义是这样的，“由国家或者公私合营企业投资并由国家派干部，同资本家实行合营的工业企业”。第三条规定“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分居于领导地位”，第九条规定“公私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由政府主管部门派代表同私方代表负责管理”。这意味着，私人所有者基本上失去了对企业的支配权和管理权，而生产经营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赢利，而是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

据1954年统计，公股在全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比重为40.6%，单个企业公私合营的，平均每1万元资本额，国家实际投资为1273元。尽管在股权比例上不占多数，但是公方还是合法地成了取代者。关于敏感的企业赢利分配方式，在这个条例的第四章“盈余分配”中，提出了“四马分肥”的方案，即“股东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共可占到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

“四马分肥”给私人股东留下了1/4的盈余收益，看上去是一个较温和的计算方法，但是，却存在一个显在的争议点，那就是，私营企业的原料供应和成品销售两个渠道都被卡住了，中间的利润多少已经完全受制于人。所以，不满和矛盾仍然很突出。1955年，陈云终于想出“赎买定息”的方案，国家根据核定的私股股额按期发给私股股东固定的股息。

关于定息的比例，工商界的普遍想法是“坐三望四”，也就是年息为3%，最好能够到4%。而陈云最终公布的定息为5%，这让资本家们“喜出望外”。根据规定：“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定息户，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余户亏损户，不分地区、不分行业、不分老合营新合营，统一规定为年息五厘，即年息5%。”据吴承明在《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一书中的记载，当时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总额为23.07亿元，其中工业企业为17.83亿元、商业企业为3.53亿元，饮食、服务和运输业为1.29亿元，金融业为0.42亿元，全年发放股息为1.15亿元。按陈云的看法，用这点钱就能使资本家敲锣打鼓地要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国家能统统把他们买下来，这是值得的。定息从1956年1月1日起计，原定到1962年止息，后延长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965年，利息有所降低。

定息赎买政策为私人资本的消亡设计了一个“退出通道”，它意味着产权改造的实质完成。从此，私人所有者对企业的财产关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资本家作为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失去了意义，他们只是一个“银行存款者”，与企业营运本身再无任何财产权利关系。资本的实质已经消失，仅存一个躯壳。据社科院经济所的资料显示，全国拿定息的在职私营业主为71万人，吃息代理人为10万人，这81万人就是残存的资本家阶层。这些人大多集中在沪津等几个大中城市，其中，上海市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私股为11.2亿元，几乎占总私股的一半。其中私股在500万元以上的5个大户中，有4人属于荣氏家族，第一名是荣毅仁的堂兄荣鸿三（他在香港），占975万元，每年可得定息48.7万元，即每月可得4万元；荣毅仁则占第三位，他在8个城市拥有24家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工厂。

 

在定息政策出台后，选择公私合营、把企业交给国家几乎成了唯一的选择。

一位资本家日后对口述史记录者桂勇回忆说：“不合营，你也生存不下去。为什么？劳资纠纷不断，就是工人斗你，你也不能开除他，工人即使不干活也得发工资，企业原材料不足、业务不足，国家把金融、原材料等全部控制好了，私营企业拿不到原材料，给你拿到的，也是价格两样的。工人的组织——工会已经成立，税务机构已经较完善了。我们已经是走投无路了，不要说厂里，连家里的钱都拿到厂里开支，到最后家都破产了，资本家风险压力很大。这样，资本家就没有什么内在的积极性了。”

1955年1月，周恩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以荣毅仁为例，讲道：“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两种情形都存在，都是真实的。这种又接受和平改造，又感到痛苦的表现，如实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如果交出工厂，如弃敝屣，没有一点痛苦，那就不是资产阶级了。”

对于私人资本在中国的命运，决策层的想法在这些年也有一些渐进式的判断。

在1952年的“五反”运动后，毛泽东就断定，私人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他说：“资本主义所有制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1953年，他第一次提出让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不过，他当时的时间表是15年。在6月的一次讲话中，他说：“所谓过渡时期，就是很剧烈很深刻的变动，按照它的社会的深刻性来说，资本主义到15年后基本绝种了。过去枪炮很激烈，不决定资本主义绝种。”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规划，私人资本在中国的消亡时间是1967年。

两年多后的1955年10月，他的时间表突然提前了，在《农业合作社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他明确提出要让资本主义马上“绝种”。他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说，“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也都意识到了历史的必然，最后的时刻到了。11月1日，全国工商联首届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主任委员、前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陈叔通在开幕词中，号召一切爱国的工商业者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发展的前途联系起来，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执委会在《告全国工商界书》中写道：“我们工商业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应该坚守爱国守法的立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两个月后，私人资本和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经济成分和阶级结构，果然在中国“绝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