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1年，埃弗雷特·史第林的遗孀和孩子们创办了史第林，最初叫史第林学院，因为埃弗雷特·史第林在最后一次吃圣诞大餐，切着鹅肉时对家人宣布，他对他的城市最大的意见就是，没能给男孩儿们提供一所有能力帮他们准备好接受高等教育的学院。他没有提到他的女儿们。他原本是镇上造船的，那个镇的生计依靠的是一条通往大海的倒霉的河，埃弗雷特知道这条河注定要完。他是个聪明人，通常不苟言笑，不过吃完圣诞晚餐之后，他和子女们打雪仗，玩得很尽兴。黄昏前他就中风去世。埃弗雷特·史第林死时72岁，哪怕他的儿女们也年纪太大不适合打雪仗了，但他有权把小镇称为他的。
独立战争之后，全城充斥着庆祝独立的兴奋情绪，人们便以他的名字为小镇命名。埃弗雷特·史第林在战争中曾经组织架设过炮台，作为河岸上的战略据点，这些炮是为了防范英国人来袭，本来以为他们会从大海湾沿着河往上游打过来，但他们从来没打过来。这条河当时叫作大河，但战后被称为史第林河。这座小镇本来没有正式的名字，一直以来被叫作“湿草地”，因为它地处盐沼和淡水沼泽之中，离大海湾只有几英里，战后小镇也跟着被称为史第林。
很多史第林家族的人都从事造船业，或者从事从海沿河上来的其他相关行当，因为这里最初叫作“湿草地”，小城曾经作为大海湾的备用港口。除了表达自己想为男孩儿们创办学院的愿望之外，埃弗雷特·史第林还告诉他的家人，史第林很快就不能再充当港口了。他注意到这条河已经给淤泥塞住了。
终其一生，人们知道埃弗雷特·史第林只说过一个笑话，还是对他家人说的。这个笑话是：唯一一条以他名字命名的河，还是条满是污泥的河，而且它还越来越淤塞。从史第林到海边的土地都是沼泽地和湿草地，除非人们决定让史第林继续保有作为港口的价值，给河挖一条深一些的沟，不然埃弗雷特知道即便拖船最终也将无法从史第林驶往大海湾（除非浪很高）。埃弗雷特知道，海浪有一天会注满从他家到大西洋的河床。
之后的一个世纪，史第林家族明智地将家族生计押在纺织厂上，纺织厂建在史第林河淡水区，横跨瀑布。到南北战争时，史第林纺织厂是史第林城唯一的工厂。史第林家族从船业撤出，时机成熟时进入了纺织业。
史第林另一个造船之家就没那么幸运了，这个家族制造的最后一艘船从史第林出发往大海驶去，走到半路就开不动了。它卡在一个臭名昭著的地点，叫作“羊肠小道”，史第林出产的最后一艘船永远地陷入了泥沼，以后很多年在陆地上还能看见它，浪高的时候一半在水面上，浪低时完全露出来。孩子们跑进去玩，直到船向一边栽倒，压扁了某人的狗。一个叫吉尔摩的养猪户捞起船的桅杆来支撑自己的猪棚。到小盖普上史第林学校的时候，校运动队只有在浪高的时候才能在河里划小艇。浪低的时候，史第林河只是从史第林到大海之间的一条潮湿的泥滩。
正因为埃弗雷特·史第林对水的直觉，男子学院才得以在1781年建立。一个多世纪之后，学校逐渐兴隆。
“这么多年来，”盖普写道，“精明过人的史第林家族基因，一定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稀释，家族对于水的直觉从很灵到非常坏。”盖普喜欢这样说米姬·史第林·珀西，“史第林家族成员对水的直觉流到头了。”盖普觉得这是个奇妙的讽刺。“史第林家族对水的基因到了米姬这里染色体不够了。她对水的感觉太变态了，”盖普写道，“这种直觉先是把她引去了夏威夷，然后又通过老公‘炖肥肉’跟美国海军发生了关系。”
米姬·史第林·珀西处于史第林家族血统的尾端。史第林学校是她身故之后唯一留下的姓史第林的东西，也许老埃弗雷特也曾预见了这一点。很多家族留下的东西更少更差。在盖普的年代，起码史第林学校还是不懈地贯彻“让年轻男子准备好接受高等教育”的原则。以盖普来说，他有个严肃执行这项原则的母亲。盖普自己也对这件事很认真，即便一生只讲过一个笑话的埃弗雷特·史第林也会满意。
盖普很清楚该修什么课、谁的课。这一点，常常是学习成绩好坏的关键。他并不是个有天分的学生，但他有方向，他的很多课在珍妮脑中还历历在目，她是个好教官。盖普或许不像母亲那样生来喜爱追求知识，但他继承了珍妮强大的自律，护士有建立常规的天性，而且盖普很相信母亲。
要说珍妮给盖普的指导有什么疏漏，可能只有一个方面。她从来没留心过史第林的体育活动，她无法告诉盖普该参加什么运动。她可以告诉他，比起兰德尔老师的都铎英格兰课，他会更喜欢上梅里尔老师的东亚文明课。但是，举个例子来说，珍妮不知道橄榄球和足球带来的欢乐与痛苦之间有何区别。她只观察到儿子个子小，强壮，平衡感好，敏捷，喜欢单独行动，她以为他已经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运动了。但他其实并不知道。
他觉得划艇队很蠢。整齐划一地划船，就好像从前犯人船上的奴隶那样把桨插入臭水里，史第林河根本就是臭水河。河上漂浮着工厂垃圾和人类的粪便，泥滩上总是留着退潮后留下的咸水黏液（类似冻培根脂肪质地的秽物）。埃弗雷特·史第林的河流塞满了污泥和垃圾，但即便河水清澈见底，盖普也不是划船的料。他也不是打网球的料。盖普在早年，也就是在史第林念一年级的时候的一篇报告里写过：“我不喜欢球类运动。球是运动员和运动之间的障碍。冰上曲棍球和羽毛球是一样的道理，还有溜冰、滑雪，冰鞋介入在身体和地面之间。当人体被身体的延伸物，如球拍、球板或球棍等从竞技中阻隔开来，动作、力量和专注的纯洁性就丢失了。”虽然年仅15岁，盖普的个人美学直觉已经呼之欲出。
因为他个子太小不适合打橄榄球，而足球无疑和球有关，他于是选择了长跑，当时叫作越野，但他踩进了太多水塘，一整个秋天都被久治不愈的感冒折磨。
冬季体育季开始，珍妮被儿子表现出的躁动不安惹得很烦，她责备他把小小一个运动项目选择问题看得太重，为什么他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运动？但运动对盖普来说并不只是休闲活动。没有什么事对盖普来说是休闲活动。从一开始，他就想努力取得佳绩（“作家读书可不是为了玩。”他后来写道，说的是他自己）。即便在小盖普知道他会成为作家以前，或知道他长大想干什么以前，看起来他就已经不会“为了玩”做任何事。
冬季运动报名当天盖普被关在校医院。珍妮不让他下床。“反正你也不知道要报哪个。”她对他说。盖普只是一味咳嗽。
“真是蠢得惊天地泣鬼神，”珍妮对他说，“你在这个瞧不起人、粗鲁的地方待了15年，竟然会因为不知道玩什么来打发下午就一蹶不振。”
“我还没找到适合我的运动，妈妈，”盖普哇哇叫，“我必须找到我的运动。”
“为什么？”珍妮问。
“不知道。”他咕哝道。咳了又咳。
“老天呀，看看你，”珍妮抱怨道，“我来给你找个运动，”她说，“我这就去体育馆给你报个项目。”
“不要嘛！”盖普求她。
然后珍妮撂下那句盖普在史第林四年一直会听到的老话：“我知道得比你多，不是吗？”盖普重新躺回了汗湿的枕头上。
“和这个没关系，妈妈，”他说，“你是上过了所有课，可是你从来没参加过任何运动队。”
珍妮·菲尔兹就算知道这是她准备工作中的百密一疏，也不会承认。那是个典型的史第林十二月天，草地上结着冻冰碴儿，地上的雪因为被800个男生踩过变成灰色。珍妮·菲尔兹裹得严严实实，费力地穿过冬日阴沉的校园，俨然一个心意已决的母亲。她看起来，像个被迫给苦闷的俄军前线捎去渺茫希望的护士。珍妮·菲尔兹以这番形容态度向史第林体育馆进发。她在史第林15年间从未去过那里，她从来不觉得那里有什么重要的。体育馆坐落于史第林校园最远端，四周环绕着几英亩露天运动场、曲棍球场和网球场，看起来像个巨型人类蜂箱的横截面，珍妮看着体育场在肮脏的雪地隐隐现身，将其视为一场自己没有预料到的战役，她的心里愁云惨雾。
西布鲁克体育馆和运动场，还有西布鲁克球场和西布鲁克冰上曲棍球场，均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著名的运动员和王牌飞行员迈尔斯·西布鲁克命名。体育馆巨大的入口走廊摆放的展示柜里供着他的三联照片，照片里他的脸和壮硕的上身正在欢迎珍妮：迈尔斯·西布鲁克，09级的，他头戴皮质橄榄球头盔，肩垫一定毫无必要。这位老32号球员的照片下面，是一件差不多穿烂了的球衣：褪了色，常年被蛀虫啃。球衣堆在上锁的奖杯柜里，奖杯柜摆在迈尔斯·西布鲁克三联照片中第一张的下面。标签上写着：“他的球衣实物。”
三联照片中间一张，展示着担任曲棍球守门员的迈尔斯，从前守门员还戴肩垫，但他勇敢的脸部裸露着，双目清晰，富有挑战性，疤痕满面。迈尔斯硕大的身躯，挡在相形之下矮小的球网跟前。面对他快如猫、大如熊的拳击手套，他那高尔夫球杆状的球棒，凹陷的护胸，有如食蚁兽长爪子的冰鞋，谁能从他手里得分？在橄榄球和曲棍球照片下面，是历年校际重大赛事的得分：每一项史第林的体育运动赛季，都以和巴斯学院的传统对决收尾。巴斯学院在历史和名气方面和史第林旗鼓相当，是所有史第林男生都痛恨的对手。照片里讨厌的巴斯男生，穿着他们的金绿色球衣（盖普那时候，这配色被称为呕吐和童子屎）。史第林7，巴斯6，史第林3，巴斯0。没人在迈尔斯身上得分。
三联照片的第三张照片里，迈尔斯·西布鲁克上尉身着珍妮·菲尔兹最熟悉不过的军服看着她。那是一身飞行员戎装，她一看便知，尽管军服在两次大战之间改变了式样，终究没有大改，珍妮还认得出那飞行夹克的羊毛内衬领子，傲慢地竖起，飞行帽上因为自信故意不扣的颚带，翻上去的耳套（迈尔斯·西布鲁克的耳朵永远不会冻着！），还有随意推上额头的眼罩。他的脖子里系着纯白的围巾。这幅肖像下方没有比分，不过如果史第林体育部有人还有点儿幽默感的话，珍妮觉得大可以标注：美国16，德国1。16是迈尔斯·西布鲁克在德军在他身上得分之前击落的敌机数量。
上锁的奖杯柜里，勋章落满了灰尘，好像摆在迈尔斯·西布鲁克祭坛上的供品。还有一件破烂的木质物品，珍妮以为是迈尔斯·西布鲁克击落的飞机碎片，她料想一定又是英雄纪念品的俗套，但这块木头是他最后使用的曲棍球棒残余的部分。为什么不放他的提臀裤？珍妮·菲尔兹不明白。或者，像纪念死去的婴儿一样留下一束他的头发？在三张照片里，他的头发都包裹在头盔、军帽或大条纹袜子里。也许，珍妮带着她特有的鄙夷猜想，因为迈尔斯·西布鲁克是秃头。
珍妮憎恶蒙尘的柜子里躺着的纪念物。这位战斗英雄加运动健儿，只是换了身制服而已。每一套都只是为这具皮囊虚设的保护罩而已：身为史第林学校的护士，珍妮15年来看了多少因为打橄榄球和曲棍球受伤的人，哪怕他们戴了头盔、面罩，系好各种带子、搭扣、铰链，装上肩垫。而且珍妮早就从盖普上士和其他人身上知道，战场上的男子最容易被保护措施的假象蒙蔽。
珍妮沉闷地继续往前走，走过了展柜，她觉得在靠近一架危险机器的引擎。她绕开体育馆竞技场大小的场地，那里她会听到赛场的尖叫和嘘声。她一边沿着晦暗的走廊走去一边想到：我等了15年，就为了把小孩儿输给这个？
她认出一丝味道，是消毒剂。多年来辛勤的擦拭。难怪体育馆是恶性病菌极易躲藏繁殖的场所。这股气味让她想起医院，想起史第林校医院，那股闷罐似的手术之后的气味。但在这栋为纪念迈尔斯·西布鲁克而建的大房子里，还能闻到另一股气味，和性的气味一样让珍妮·菲尔兹讨厌。体育馆和运动场建于1919年，在她出生前不到一年：珍妮闻到的是将近40年以来重压之下的男生们放的响屁和流的臭汗。珍妮闻到的是竞争的味道，穷凶极恶，饱含失望。她对此太陌生了，她的成长过程中从没有经历过这些。
在一条似乎和体育馆中心各种能量爆发的中心区域隔离开的走廊里，珍妮一动不动站着竖起耳朵认真听。她旁边是一间重量训练室，她听到铁块重击声，“可怕的疝气在发展”，这是一个护士对这类用力过猛运动的理解。事实上，珍妮觉得整栋楼都在呻吟用力，简直好像每一个史第林的男生都为便秘所苦，来到这可怕的体育馆寻求解放。
珍妮·菲尔兹感到幻灭，那种一直小心翼翼的人遇到挫折时会有的感受。
就在这时她目击了一个流血的摔跤手。珍妮不清楚这个站不稳还流着血的男孩儿是怎么吓到她的，不过走廊上诸多平平无奇的小房间中的一扇门开了，那个面色无光的摔跤手就在她面前吃了一记老拳，护耳给打歪，颚带滑到嘴上，上嘴唇给勒出好像鱼一样的冷笑。颚带上的小罩杯本来扣着他的下巴，现在盛满了他喷涌而出的鼻血。
身为护士，珍妮并不对血感到特别震惊，但她害怕这个身板厚实、流血不止、面露苦色的男孩儿会撞到自己身上，他不知怎么躲开了她，往旁边冲了出去。他精准地大吐在想要搀扶他的另一个摔跤手身上。“不好意思。”他含糊地嘟囔，毕竟大部分史第林的男生家教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