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写作与金庸的自我拯救

金庸的写作能力，在青少年时期就已显露端倪。据他当年就读浙江省立联合高中时的同学回忆，“他是学校的高材生，数理化成绩优异，英语、国文更是出色，能写得一手好文章。”金庸在衢州中学上学时的同学也回忆说：“每次语文作文课他都是当堂第一个交卷，获得最佳评分，作文发下来，大家争相传阅。”也就是在衢州中学读书期间，金庸在当时的上海《东南日报》副刊“笔垒”头条以“查理”为笔名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他的文章《一事能狂便少年》。此文是因金庸的一位同学被学校训育主任训斥说“你真是狂得可以”而起，金庸以此为事由，用王国维诗句“一事能狂便少年”为题，对“狂”进行剖析，肯定“狂”的价值，明确表达了“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业，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的观点。文章虽然简短，但其流露的才气、展示的才华却颇得“笔垒”主编陈向平的欣赏，甚至“不久，他从金华到邻近的衢州出差，专门到石梁乡下来看望这位作者，他没有想到此文竟出自一位十六七岁的高二学生之手。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是投机，成了忘年交”。此后不久，金庸的第二篇文章《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有感》又在“笔垒”上发表。文章批评李清照《人比黄花瘦》的自我怜惜和使人萎靡不振的效果，并借由对李清照的批评，“对现代一切吟风弄月，缺乏战斗精神的思想提出抗议，我控诉那种自我怜惜的心理”，最后发出“坚强地忍受吧，我们不要怨叹与诉苦”的呼声。此文发表于1941年12月7日，对李清照的批评虽然不失偏颇和牵强，但在抗战的大背景下，金庸能进行如此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思考，体现了少年金庸的不平凡。后来，金庸长达6000余字的谈论友谊观的文章《千人中之一人》又分五期在“笔垒”上连载。金庸少年时期在上海《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所发表的这几篇文章，不仅显示了金庸的写作才华，而且更重要的是，当金庸在1944年于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求学，因不满当时横行于校园中的一些学生特务，出于正义感而向校方投诉，却被勒令退学以后，正是通过写作而结识的陈向平将他“推荐到杭州《东南日报》社长汪远涵处”，主要工作是做记者兼收录英语的国际新闻广播。在此期间，金庸也写过一些文章。金庸在《东南日报》工作将近一年时间，虽然不长，但这一段经历却使他受益匪浅。1947年，上海《大公报》招人，金庸报考。“这场考试很难，录取比例为1000:1，在这个比例中金庸脱颖而出，因为他的文笔非常好，英语也非常好。”而据金庸自己说：“因为有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所以1947年上海《大公报》招考国际新闻的电讯翻译员时，我去投考，成绩相当不错而得录取。《大公报》于1948年在香港复刊，我被派来香港。”从上述简略的金庸去往香港之前的经历不难看出写作对于金庸的意义。没有写作，金庸就不会认识陈向平，更不会得到陈向平的赏识；没有陈向平的赏识，金庸就不会在遭遇人生困窘之时被推荐进入《东南日报》，从而受到新闻方面的专业训练，并强化写作和英语水平；没有新闻方面的专业训练和良好的写作与英语水平，金庸也就不能在竞争异常激烈的招聘考试中脱颖而出，成为《大公报》的一员，并前往香港，而且在其一生之中与新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金庸1948年到香港，自称是“身无半文走香江”“南来白手少年行”。1952年，金庸到《大公报》另创副刊《新晚报》做编辑，主要撰写影评文章。在此，金庸结识了陈文统即后来的梁羽生，二人常在一起谈武论剑，交流阅读武侠小说的心得。1954年，香港两个武术派别即“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和“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在澳门设擂比武，虽然整个比武过程很简单，但此事一时成为大街小巷热议的话题。具有商业头脑的《新晚报》总编辑罗孚看到了商机，欲借武侠小说扩大报纸的影响，他先找在他看来更有才华的陈文统，陈文统在万般推脱不果后，以“梁羽生”为笔名创作《龙虎斗京华》在《新晚报》连载，并迅速走红，掀起香港武侠小说热。香港掀起的武侠小说热让罗孚感到仅凭梁羽生一人是不够的，于是又找金庸。金庸先是推辞，但终究敌不过罗孚的游说，1955年开始创作《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连载，并拆解自己名字“查良镛”中的“镛”字为笔名。《书剑恩仇录》获得巨大成功，“在《新晚报》连载的时候，顿时就使《新晚报》洛阳纸贵。人们形容当时的情况为：‘家家说书剑，户户论金庸。’一部书就使金庸走红，而且小说迅速传到南洋一带，被改编成其他形式，用来说书、广播。所以金庸和梁羽生就成了一时瑜亮，金庸从此也就‘扬威武林’。”金庸承认，“在写《书剑恩仇录》之前，我的确从未写过任何小说，短篇的也没有写过”，而一写就是长篇并获得成功，的确有些匪夷所思。但这不是偶然的。之所以能如此，首先是因为读书。金庸说：“年轻时培养我创作能力和写作能力最主要的因素是读书，特别是阅读小说。”不仅他家藏书颇丰的“书房里的书他大都‘翻’过”，而且，他所求学的小学、中学的图书馆，包括他在重庆被勒令退学后所一度就职的中央图书馆，都是他读书的绝佳场所。而在阅读的小说中，除了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外，金庸尤其喜欢看武侠小说，“我自小在小学中学就一直租武侠小说看，买来看，一直就喜欢，古代的武侠小说差不多全看过了”。广泛的阅读不仅使金庸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积淀了深厚的文学修养，培养了良好的写作能力并在其少年时所写的文章中充分显露出来，而且，对武侠小说的大量阅读也为其日后写作武侠小说奠定了知识、文体、技巧、方法等方面的坚实基础。所以，对于其武侠小说写作，金庸的回答是：“我不过是一个爱听故事的人，走到前台，自己也说起故事来。”其次是因为想象力。金庸的想象力极为丰富。他的兄弟在回忆中描述说：“每天晚上，小阿哥都给我们讲故事。他的故事都是现编现讲，可编得天衣无缝，讲得引人入胜，常常是讲到兴头上，一下子跳起来站在床上，连比画带模仿，手舞足蹈的，有意思极了。”金庸对自己的想象力也颇为自诩，他说；“文学的想象力是天赋的，故事的组织力也是天赋的……我可以把平淡无奇的一件小事，加上许多幻想说成一件大奇事。”可见，在想象力方面金庸的天赋极好。而对于文学作品特别是武侠小说的广泛阅读，使金庸的想象力无疑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对于传奇性、故事性极强的武侠小说而言，金庸丰富的想象力无疑是非常关键的创作条件。最后是因为编辑工作本身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写作能力，并扩大了知识结构。无论是在《东南日报》《大公报》还是在《新晚报》工作期间，金庸都写过文章，特别是在《新晚报》工作期间，金庸写过散文，更写过大量影评文章，而且“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每天如痴如狂地阅读电影与艺术的理论书，终于在相当短的时期内成为这方面的‘半专家’，没有实践的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与认识，已超过了普通的电影或戏剧工作者”。不仅如此，在《新晚报》时，金庸即以“林欢”为笔名创作过电影剧本，如《绝代佳人》《兰花花》等。这不仅更加强化了金庸的写作能力，而且为金庸日后在写作武侠小说时于有意和无意之间娴熟运用影视剧技巧作了充分的准备。因此，金庸写武侠小说且出手就是长篇看似偶然和匪夷所思，实则在情理之中。更为关键的是，正是因为金庸在语言文字、写作技巧、文学修养、知识储备、想象力诸多方面具备了写作武侠小说的条件，所以才能在香港呈现出武侠小说需求热和写作热时，进行武侠小说的写作。否则，这样的契机是抓不住的。是写作让金庸因武侠小说而进入广泛人群的视野，并为他带来声名和利益。之后，《碧血剑》《雪山飞狐》接连问世，至百万字巨著《射雕英雄传》的出现，金庸武侠小说大宗师的地位即告确立而无人能够与之比肩。从一个普通编辑转变为广受瞩目的武侠小说大宗师，写作让金庸又一次完成了自我拯救。

1959年，主要凭借写作武侠小说的稿酬和版税，金庸自立门户，与人合资创办《明报》。金庸的这一选择是比较冒险的。因为香港媒体非常发达，各种报纸几乎已将市场瓜分殆尽，而金庸既无深厚的政治背景做依靠，也无雄厚的资金做支撑。也因此，《明报》的起步举步维艰，不仅最初只是一份四开小报，而且没有固定和较大的报馆。《明报》所以能坚持而不倒闭，并最终跻身于大报行列，成为香港言论的重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连载金庸新写作的武侠小说作品。《明报》在创刊之始，金庸的第五部小说《神雕侠侣》即在其上连载；之后，《倚天屠龙记》《白马啸西风》《天龙八部》等作品陆续连载。对《明报》度过艰难的萌芽期以及之后的稳定发展而言，这些小说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二是金庸针对时事而写的社评。金庸在写小说的同时，每天还要写一篇社评，通常是白天写小说，晚上写社评。评论对象多是发生于当时的事关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的各类重大事件、重大问题。在评论中，金庸坚持以理性、科学的态度分析问题，力求客观公正，不偏袒，不粉饰，发表了很多在当时与常人不同、与众多媒体不同，甚至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观点。对读者而言，一方面，“许多人为了看金庸武侠，便改买《明报》”；另一方面，“金庸的社论独树一帜，在读者中，尤其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世界上发生什么事，人们习惯性地想到，看看《明报》的社论怎么说”。这一时期的金庸应该是非常艰难而苦累的。但凭借着连载的武侠小说和每天一篇的社评，《明报》不仅坚持了下来，而且到1965年成了大报。之后，金庸又增办了《明报月刊》《新明日报》《明报周刊》《明报晚报》《财经日报》等报刊，将《明报》拓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报业集团。《明报》是金庸作为一生的事业来做的，而从《明报》的发展过程看，如果说武侠小说在最初维系了《明报》的生存，那么社评则促进了《明报》后来的发展。而无论是武侠小说还是社评，都是金庸在当时极为艰难条件下辛勤写作的结晶。正是它们，成就了《明报》，也成就了金庸，完成了金庸人生中再一次也是最重要的自我拯救。

可见，正是因为写作，金庸不断地改变着人生轨迹，也不断地摆脱困境，完成自我拯救。如果没有写作，金庸的人生一定是别样的人生，或许同样能获得成功，但一定是另一种方式的成功。

二 写作与金庸的自我实现

写作之于金庸，是改变个人命运的工具，但绝不纯然只是工具；是谋求个人生存与发展的手段，但绝不纯然只是手段。金庸依靠写作不断拯救了自我，也不断实现了自我。

金庸早在1941年就读于联合高中时，就写过《阿丽丝漫游记》，该文刊于学校图书馆走廊的壁报上。此文“描述阿丽丝小姐不远千里来到联高校园，兴高采烈遨游东方世界之际，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吐毒舌，喷毒汁，还口出狂言威吓教训学生：‘如果……你活得不耐烦了，我就叫你永远不得超生……如果……’眼镜蛇时而到寝室，时而到教室，或到饭厅，或到操场，学生见之纷纷逃避。文章讽喻训导主任沈乃昌。他戴眼镜，讲话时常夹着‘如果’二字，学生就以‘如果’作他的绰号。这是一位令人讨厌的、不近情理的训导主任，人皆敬而远之。文章假阿丽丝之口，讲出了学生想讲而不敢讲的话。故读壁报者拍手称快。”金庸因此被开除而转往衢州中学。虽然金庸后来回忆说，“高中壁报虚拟文章，只是少年时代的一股冲动，没有考虑到严重后果的鲁莽行为而已”，但以文章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屈服于强权而敢于反抗的精神却由此可见一斑。而在衢州中学时所写并发表的那几篇文章，《一事能狂便少年》论证了“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业，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这观点，《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有感》借李清照词句对当时抗战大背景下“一切吟风弄月，缺乏战斗精神的思想”和“自我怜惜的心理”进行批判，《千人中之一人》更以6000余字的篇幅论述对友谊的认识，以及对“千人中之一人”友谊的向往和追求，无一不带有少年金庸的鲜明个性特征。陈向平所以欣赏这几篇文章，固然因其语言优美流畅，论证旁征博引，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其中所包含的一个17岁少年对所论述问题的独立思考与见解。可见少年金庸就以写作方式表现自我，实现自我。

对于武侠小说，金庸尽管一再说“武侠小说本身在传统上一直都是娱乐性的”，即使在现代，“我个人以为，武侠小说仍旧是消遣性的娱乐作品”，因而非常注重所写作小说的娱乐性表现，但金庸同时强调：“如果一部小说单只是好看，读者看过之后就忘记了，那也没什么意思。如果在人物刻画方面除了好看之外，还能够令读者难忘和感动，印象深刻而鲜明的话，那就是更进一步了。毕竟，小说还是在于反映人生的。”所以，对于他创作的武侠小说，金庸说：“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例如，关于正邪：“我想写的跟其他武侠小说有点不同的就是：所谓邪正分明，有时不一定那么容易分。人生之中，好坏也不一定容易分。”关于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宽容’是中国民族性中很重要的精神，也是民族的必要条件。……我的《倚天屠龙记》可以说是比较集中地表现这种精神，其他的作品中，我也有意无意地表现这点。”关于汉夷：“我念中国历史和其他书籍，常感到中国古代汉人不论怎样对待异族，正义却永远在汉人一边，我感觉不太公平，这种想法自然反映到小说上。”关于创新，“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情节、感情，甚至是细节。’限于才能，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然而总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大致来说，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主要是感情。”金庸对文学有自己的见解，对武侠小说有自己的认识，对传统有自己的思考，对人生有自己的感悟，因而，虽然金庸借用了武侠小说这一人们在习惯上所认为的低级文学形式，但通过他的努力与创造，不仅在写作层面进一步满足了他自小就对武侠小说所怀有的浓厚兴趣，而且还在写作中表达他的思想与感情，并因此提升武侠小说的品格，沟通雅俗两界。不仅如此，金庸在写武侠小说时还在有意无意之间通过人物形象塑造表现自己的个性和愿望。例如，他说：“小说其实是对作者真实生活的补偿和发泄。我自己没有武功，所以就带进小说里去，想象自己有那么厉害；我不会喝酒，所以把萧峰写成酒量特好，我的小说里侠士武功都很好，还有机会打抱不平；我没有很漂亮的女友，所以笔下的女侠都很美丽可爱。这是一种希望和理想，自己完全不是大侠。”“作家其实都有折射自己的时候，都会在作品中留下某种烙印。写郭靖时，我对文学还了解不深，较多地体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人格。如果说有自己的影子，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应比较慢，却有毅力，锲而不舍，在困难面前不后退。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下苦功夫，不求速成。到后来，随着对文学理解的加深、实践经验的增多，我的小说才有新的进展。后面的小说，处理这个问题比较好。”“我写了许多不同的英雄，我自己不可能化身在这许多英雄之中。我的目标是尽可能写出不同的人，凡是在这一部小说中已经写过的人，到下一部小说中就不再重复出现。当然，作家的创作要想全部抛弃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想法是不可能的。自己的个性和想法总是会不知不觉地反映到作品之中。但这并不是说我就如同作品中的英雄那样好、那样厉害。作家的想法常常是‘希望这样’，而不是‘就是这样’。”从金庸的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到，在自我与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联系，金庸在一定程度上将他的个性投射进了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身上，将他在现实中的“不能”化为愿望而表现于所塑造人物形象的“能”。虽然在中后期创作中金庸尽量避免将自身过多地投射于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上，而更多地注重人物形象塑造本身，但其个性、愿望仍然不知不觉地在有意无意之间渗透进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里。无论是自觉地表达他的思想和对社会的看法，还是有意无意地通过所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他的个性与愿望，都是金庸在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一种自我实现。

而就金庸所写的社评看，金庸何以为所创办的报纸取“明”字？金庸说：“《明报》的‘明’字，取意于‘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镜高悬’、‘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等意念，香港传媒界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在政治取向上，我们既不特别亲近共产党，也不亲近国民党，而是根据事实作正确报道，根据理性作公正判断和评论。”他为《明报》制定的报训是“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强调“报纸可以容纳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编辑部不偏见、不排斥不同意的观点。同时报纸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不利用报纸来谋取自身不正当、不合理的利益，报纸必须永远光明磊落，为大多数读者的利益服务”。金庸的社评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不无自豪地回忆说：

《明报》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在每个阶段中我们都坚持固定的主张。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和苏联及印度发生争执，甚至兵戎相见，《明报》支持中国的立场；我们又反对大跃进，反对强迫人民作过分的体力劳动。……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明报》反对林彪和“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反对极“左”派在香港搞动乱，受到暗杀和炸弹对付的威胁，我们主张保护中国文化，支持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合理路线。70年代后期，《明报》热烈支持邓小平所主张的改革开放政策……80年代，《明报》赞成香港回归中国，中国收回香港的主权……

金庸在这里说的是《明报》，实际上说的是他自己。因为“《明报》社评，绝大多数（99%）由金庸执笔，见解之精辟，文字之生动，深入浅出，坚守原则，人人称颂。就算意见完全和他相反的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社评写得好”。上述内容正是他的社评所言及并评述的。同时，金庸上述所说其实非常简单而概括，他二十余年的社评写作所涵盖的内容和发表的主张远比这一概述丰富。在此过程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金庸不仅基于理性和客观的立场，敢于与以《大公报》《新晚报》等为代表的持“左”派立场的报纸进行数次论争，而且在香港一部分激进的“红卫兵”将他列入黑名单第二名，并已将名列第一的人当街浇上汽油烧死，包括给他邮寄土制炸弹、派人袭击报社等行为发生之后，金庸虽然不得已采取了必要的人身安全保护措施，如曾到欧洲躲避，将报社用铁栅栏封起来，但金庸没有屈服。他说：“我当然有些担心，但我写武侠小说的主角都是大丈夫，到了这个关头一定要坚持到底，没有退缩余地。要么就只有谨慎行动，非必要也不会外出。”“每一个阶段中，在坚持自己的主张时，都面对着沉重的压力，有时甚至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但是非善恶既已明确，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香港虽然是自由之港，但要不媚俗，不随波逐流，而要坚持己见，坚持充满理性精神的自我判断，并不容易；尤其是在面对种种压力，甚至生命都已遭到威胁时仍能坚持不改初衷，实属难能可贵。所以，社评之于金庸，是表现自我、实现自我的重要载体，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傲然独立、不屈不挠、为了正义而绝不低头的金庸。《明报》也正是因为此而最终跻身于香港大报行列的。

金庸共创作了15部武侠小说作品，大部分都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也正是金庸写社评最多的时期，而且常常是一天内既写小说又写社评。陈平原认为：“社论与小说，一诉诸理性与分析，一依赖情感与想象，前者需要‘现实’，后者不妨‘浪漫’。如此冷热交替，再清醒的头脑，也难保永远不‘串行’。只要对当代中国政治略有了解，都会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中读出强烈的‘寓言’意味”，因此，“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感慨遥深。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入世精神；即便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闲’。理解査君的这一立场，不难明白其何以能够‘超越雅俗’”。孔庆东同样认为，金庸于60年代中后期“更加有意地表达自己对政治、对社会、对人生的种种见解。比如，1967年‘文革’正进行到高潮的时候，他创作了《笑傲江湖》，读过的都知道，里面的武侠人物都是政治人物。如果没有‘文革’，如果没有对‘文革’的感触和体会，世界上就不会产生一部《笑傲江湖》这样的作品。所以，他把《笑傲江湖》写成了一部伟大的政治寓言。随后又于1969年10月开始，发表直接描写政治权力核心问题的不朽巨著《鹿鼎记》”。不过，金庸并不承认他的小说是对现实的影射与批评。他在《笑傲江湖·后记》中说：“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不顾一切地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金庸持此说与他对文学的认识有关。他说：“我认为文学的功能是用来表达人的感情，至于讲道理，那就应该用议论性的、辩论性的或政治性的文章，像我在‘明报’上写的社评便是，这并不是文学。”因而，他试图将其小说和社评拉开距离。小说与社评当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体，具有不同的功能，但二者在“反映人生”、表达“对社会的看法”上并无根本性冲突。金庸基于写社评而对社会现实予以敏感关注并进行理性分析与评判所产生的独立而深刻的认识与见解，并将其上升为历史、文化与人性批判，在几乎同时写作的武侠小说中借由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刻画进行表现与揭示，其实是非常自然的。这样，现实的遭遇、感触与思考既通过社评得以直接表达，又通过小说对现实问题的历史、文化、人性之源的探求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得以间接表达。实际上，金庸后来于2003年和贾平凹、陈忠实、汤哲声、费勇等作家、学者座谈时对此也予以了承认，他说：“当时写《笑傲江湖》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我每天都要在《明报》上写评论，当时情绪很激动，于是在小说中也不由自主地渗透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借此抒发内心的不平之鸣。”所以，如果说写社评是金庸在现实世界中的一种直接自我实现，那么写武侠小说就是金庸在文学世界里的一种间接自我实现。二者相映照，完成金庸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初的自我实现。因此，“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之断语，确然不谬。

金庸的写作当然不止于武侠小说和社评。50年代初期在《新晚报》工作期间，金庸就因为写影评而一度对电影产生浓厚兴趣，并写过《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电影剧本。甚至在1957年离开《大公报》，进入长城电影公司做编剧，创作了《午夜琴声》《有女怀春》《不要离开我》《小鸽子姑娘》等十余个剧本，还参与导演《有女怀春》《王老虎抢亲》等影片。在此期间，金庸不忘武侠小说的创作，《碧血剑》和《雪山飞狐》就是这个时候完成的。金庸对文学、艺术有其理解和认识，他说：“文学必须有一定的影响和功能，不过，我个人不想把文学当成是一种影响社会的工具。我觉得这些都是副作用，艺术本身还是艺术，它并不是追求什么目的，只是追求一种美感。”但是“长城电影公司的政策较为重视社会教育意义，对于影片限制较严，金庸感到难以发挥自己的创作思想。尤其在他编的几个剧本未能通过审查时，便萌生了去意”。进入电影业并创作电影剧本可看作是金庸在没有真正明确人生目标前的一种尝试或探索，也可视为是金庸欲通过进入电影业和创作电影剧本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然而，很快当他发现在电影界根本不能使他得到自由、充分地展现和发挥时，他毅然选择了离开，转而开始创办《明报》。所以，金庸选择写电影剧本又最终放弃，可作为金庸通过写作实现自我的反证。从此，他一心一意地进行武侠小说和社评的写作，专注于《明报》的生存与发展。

无论是少年时的冲动与轻狂，还是成年后的抗争与执着；无论是在虚拟的江湖世界中任想象驰骋、情思飞腾，还是在真实的现实世界里以理性为光，恪守公平与正义，金庸在写作中从来不曾隐瞒自己，也从来不愿隐瞒自己。金庸在写作中自由而真诚地展示了自我，也在写作中充分地实现了自我，因此不仅使自我拯救成为可能，而且最终能够实现人生价值，成为有史以来武侠小说作家第一人和杰出的报人。

不过，金庸青年时代比较清晰的人生理想并不是成为一个武侠小说家或报人，而是做一名外交官。原因是“我从小喜欢看外国文学，所以对外国社会很有兴趣，想亲身去看了”，但因为当时是在抗战时期，个人“到外国去游历根本没有可能，外国留学也是很难很难，很多很多钱才有可能。当时好像惟一可以到外国去见识见识的，一是做外交官，或者是在大公司做事，公司派你出去，但这种是很渺茫的”。于是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招生时，“我也去报名，考取了。当时就觉得如果能够做外交官，做一个外交领事馆的小职员，也可以派到外国去”。金庸选择的是外交系的国际法专业。战后在上海东吴法学院继续学习国际法。因为学习国际法，金庸也发表过一些国际法论文。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国民党政权在香港的资产归属权问题，金庸写了一篇名为《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的论文，认为新中国政府应该拥有国民党政权在香港的资产。时任外交部顾问的梅汝璈非常重视，邀请金庸“去外交部做他的研究助理，连续从北京发来三封电报。年轻人得到一位大学者的赏识，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遂于1950年离开香港到北京。然而，由于家庭出身背景的关系，金庸被告知需要先在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一段时间，将来再转入外交部，“但我觉得人民外交学会只做些国际宣传、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不感兴趣，于是又回到香港，仍入《大公报》做新闻工作”。金庸的外交官之梦破灭了。对于这一段经历，金庸后来说：“现在回想，这个外交官之梦虽然破灭，却未尝不是好事。……外交官的行动受到各种严格限制，很不适宜于我这样独往独来、我行我素的自由散漫性格。我对于严守纪律感到痛苦。即使作为报人，仍以多受拘束为苦，如果我做了外交官，这一生恐怕是不会感到幸福快乐的。……现在独立地从事文艺创作，作学术研究，不受管束和指挥，只凭自己良心做事，精神上痛快得多了。”金庸还说，他后来在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筹备委员期间曾与外交部的很多高级官员共事或往来，“听他们谈到外交官的经历、现在的工作、生活各种情况，我并无羡慕的心理，如果有可能将我作为小说家、报人、学者的经历和他们交换，我肯定会拒绝”。可见，金庸对其外交官之梦破灭的反思，更加反证了金庸在武侠小说创作和社评写作中的自我实现。

但从另一方面看，金庸虽然没有实现做外交官的人生理想，但他凭借写作武侠小说、社评而获得的巨大社会声誉以及作为《明报》这一香港言论重镇负责人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在70年代以后参与了很多政治文化事件。例如，1973年应邀访问台湾并与蒋经国、严家淦会谈；1981年应邀访问大陆与邓小平会谈；1984年再次应邀访问北京与胡耀邦、胡启立、王兆国等会谈；1985年被委任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起草的方案被叫做‘査氏方案’，这个方案就成了香港基本法的主流方案，这个方案于1989年2月21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被通过”。至于他做外交官而“周游列国”的想法，自不用说，早已轻松实现。所以，金庸的外交官之梦表面上看没有直接实现，但是借由所写作的武侠小说、社评以及《明报》之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间接实现，在不受外交官纪律约束之苦的情况下圆了青年时代的梦想。这更加证明了写作之于金庸自我实现的重大作用。

三 武侠小说的两次修订与金庸的自我实现

金庸自1955年创作《书剑恩仇录》始至1972年《鹿鼎记》完稿终，共计创作15部小说。这些小说最初都是在报纸上连载发表的。金庸封笔后于1973年开始对原连载于报纸上的所有小说进行修订，1980年完成修订后交由台北远景出版社正式发行出版。之后，各家出版社经正式授权出版的《金庸作品集》虽然繁简字体、外观、版式、序跋等会有不同，但文本内容一致。众多研究者对金庸小说的研究，除研究金庸小说的版本外，一般都是据此研究的。为区别修订前后的金庸小说，台湾学者林保淳将最初在报纸上直接刊载的版本称为“刊本”，而将修订后出版发行的版本称为“修订本”，而陈墨则将修订前的称作“连载版”或“原始结集版”，修订后的称作“流行版”。

那么，金庸何以要对当初已大获成功的“刊本”进行修订？金庸在60年代接受香港学者林以亮的采访时说：“至于小说，我并不以为我写得很成功，很多时拖拖拉拉的，拖得太长了。不必要的东西太多了，从来没有修饰过。本来，即使是最粗糙的艺术品吧，完成之后，也要修饰的，我这样每天写一段，从不修饰，这其实很不应该。就是一个工匠，造成一件手工艺品，出卖的时候，也要好好修改一番。将来有机会，真要大大地删改一下，再重新出版才是。”金庸的多数小说都是在一天里既写小说又写社评的状态下完成的，而且有时一天里还要同时写两部小说，每天紧张的写作时间、整个作品刊载的漫长而拖沓过程以及为吸引读者而产生的某些功利性考虑，必然使“刊本”存在问题。对于他连载于报纸上的小说中所存在的问题，从金庸上述的回答里可见，他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也许一般的读者可以满意于“刊本”，但具有严谨的写作态度和更高写作追求的金庸自己却不能满意于此。所以，在写完《鹿鼎记》而自觉无法再创新于是封笔之后，即进入长达近十年的潜心修订期。人生体验与感悟的加深、思想观念的改变、时间的充裕与精力的集中、《明报》生存之忧的释然等因素汇聚在一起，使金庸精雕细琢的“修订本”的质量大为提高。台湾林保淳先生对金庸小说的版本进行过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他在认真比照“刊本”和“修订本”之后认为，“金庸‘修订版’小说，相对于旧版，变动的幅度极大，基本上，有以下几种重要的改动：一是文字、修辞上的更易，包含了内文的修饰与回目的重新设计；二是情节的改换，包含了人物的性格、关系及情节的铺排；三是历史性的增强，包含了相关史实的增入及附注说明”，并分别予以例证说明和分析。例如，在情节的改换上，《倚天屠龙记》中删除张无忌在冰火岛上的玩伴“玉面火猴”的设计；《神雕侠侣》中删除秦南琴是杨过生母的设计而改为穆念慈是杨过的生母，与秦南琴相关的许多重要情节随之消失；《鹿鼎记》中，改变韦小宝会武功的设计而让其不懂武功，等等。林保淳对金庸的“修订”虽然并不是全部肯定，但其结论是：“金庸肯以10年精力，潜心修订，且不厌其琐碎，博纳雅言，一改再改，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严肃认真的通俗作家，这是具有深刻意义的，我们虽不敢就此论断武侠小说从此就步入文学殿堂，足以与典雅文学作品等量齐观，但却不能不承认，金庸以如此严谨的态度面对自己的作品，无疑将一新论者耳目，且有助于其他通俗作者对自我的肯定与要求。以此更进一步，相信通俗文学与典雅文学双峰并峙的日子，将为期不远了。”这一结论还是比较谨慎的。实际的情况是，“刊本”已使金庸在当时声名远播，而金庸对“刊本”几近“脱胎换骨”似的“修订”则使其更臻完善而影响更大。后世关于金庸小说的研究主要依据“修订本”，金庸及其小说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的地位亦因“修订本”而确立。

金庸对其小说的修订并不止于这一次。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即在“修订版”出版发行20年后，金庸再次修订了他的小说。为与第一次修订的版本相区别，金庸将这次修订的版本称为“新修本”。金庸何以要对自己已经经典化了的小说进行再次修订？这是因为修订版虽然历经金庸近十年之功而臻上乘，但并非无懈可击。对此，读者与研究者多有指出。例如，陈墨在其论著中曾专章例证分析了《书剑恩仇录》《飞狐外传》《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鹿鼎记》等前后期作品中存在的情节前后矛盾、不合情理、过多的巧合、重复等“破绽与缺陷”；严家炎认为，“金庸花十四五年写，后来修改又花了七八年，力图精益求精，但某些烙印依然还留下来了”；陈洪指出，金庸小说存在“细处多有疏漏”“结构尚有不足”“个别关键处的情理欠推敲”等短处，并进行了简要的例证分析。既然“修订版”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具有严肃创作态度的金庸在深刻的自我反省之下，不仅认可读者和研究者所指出的一些问题，觉得有再次修订的必要，而且在修订时也注意采纳读者和研究者的建议：“一般我要先修改五六遍，然后请人看过，拿回来再改，基本上每部都要修改七八遍。”那么如何修改呢？金庸说：“每天要花将近10个小时的时间来修改自己的作品……我修改的原则是故事的结果不变，人物不变，只是对一些前后矛盾的情节进行修改。比如《射雕英雄传》中，黄蓉和郭靖的年龄需要修改，同时增加了黄药师和梅超风之间的一段感情。在《碧血剑》中，袁承志对青青是一见钟情，专一到底，写何铁手、阿九爱他，袁承志不为所动，我现在改为袁承志后来被阿九慢慢吸引，甚至越来越爱她，只是因为道义所限，袁承志一直压抑自己的感情，没有背叛青青。但是他人生里就有了很多遗憾了。”这是金庸在接受采访时对再次修订所作的简略回答。照此表述，金庸只是要修改前后矛盾的情节，而在实际的修订中，金庸又并非仅如此，而是对“修订本”有非常大的改动，如上述所说的增加黄药师与梅超风的感情、袁承志越来越爱阿九的改动就已不是修改情节前后矛盾的问题。毕竟，这次修订是在20年后，20年人生阅历的增加与体验，使金庸对人生、人性、人情、人心有了或新或深的思考与认识，并在再次修订中自然反映出来。

金庸的两次修订，都曾在当时激起非常激烈的争论，但结果并不相同。对于第一次修订，“因为金庸重新剪裁、增删了备受报刊‘逐日登刊’限制而无法兼顾的许多情节、人物，加强其历史感，并适度地将后来更成熟、精到的观念借改版而呈现，无疑是成功的。因此，尽管多数的旧读者未能忘情旧版，如马幼垣、王秋桂、倪匡等学者专家甚至主张‘旧版’也应一并重刊，以资读者参照，但毕竟还是尊重、接受了这一次的修订，而各种外国的译本，也无不以前次的修订本为定本”。而对于第二次修订，无论是一般金庸迷还是专家学者，接受者甚微。如有人认为：“求千秋万世名，亦是金庸的心魔。这是自己对自己的战争。这几年他对自己的‘历史定位’越来越在乎。”更有言辞激烈者称：“眼看年过八旬的查良镛胡乱删改金学经典，金庸迷无不痛心疾首。老查居然把绝代佳人王语嫣送到做皇帝梦做得发疯的慕容复的怀抱！纯粹狗尾续貂，惨不忍睹。作家当然有修改作品之权，不过，金学经典已成为社会财富，只准越改越好。……老査近年执迷于名利，走火入魔引剑自宫，恰恰证明他的见识不复当年。”陈墨用近40万字的篇幅对《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和《天龙八部》的“新修本”与“流行本”进行深入、细致地比照研究后认为：“这一次修订固然弥补了流行版的许多缺陷和漏洞，成绩不容忽视。但新修版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增订的部分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新问题，有些修订不过是画蛇添足，有些则更加严重，破坏了小说原有的肌理和韵味。无论是作者或者是读者，当然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陈墨分析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诸如修订工程浩大，作者精力有限；作品问世已经数十年之久，作者已经很难像当年那样熟悉作品的整体肌理乃至每一条毛细血管，从而在修订过程中虽然没有伤筋动骨，但却难免不小心伤害了那些血管，尤其是伤害了一些无形但却十分重要的经络。还有一些原因，可能是出自作者的杂念，有时候是固执，有时候甚至是情绪化的自相矛盾。”陈墨同时说明了他得出这种结论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我知道，几十年来，我一直阅读流行版，对流行版虽非情有独钟，至少会感到熟悉和亲切，甚至难免是流行版之所是、非流行版之所非。尽管，这并不是我故意如此，且我一直努力注意不要这样。”话虽说得委婉，但表现出对“新修本”的拒绝接受。同样，林保淳也主要从读者角度对“新修本”表达了不接受的态度，认为一部小说有“作者的心理世界”“小说作品中的世界”和“读者的心理世界”三个世界，“金庸是作者，当然在他思虑更臻圆熟后，有权利改写自己的小说；然而，改写后的文本所呈露的小说世界，必然与此前有所差异，即此便有破坏过去在读者心目中建立的世界之虞”。“站在一个读者的立场，笔者只希望金庸先生能谨记孔子所说的一句话：再，斯可以！”

对于再修订时就已经遭到的质疑和之后可能面临的批判，金庸表达的态度是：“人家给我的评价，跟我自己没有关系。人家评价高评价低……应该问批评家的。我的小说以前没有大的修改，现在要修改，跟进入文学史没有关系的。我的想法是，把以前小说里的错误进行改正，把留下的遗憾挽回。”且不论对他的已经成为历史存在，并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小说，金庸是否可以一再进行修订，也不论金庸的一再修订是否能够让读者满意、接受，单以金庸的修订行为而论，两次修订的初衷，诚如金庸所言，或者是将小说初创时期存在的问题加以克服，或者是将修订后依然存在的问题加以克服，其目的是让小说能够更趋于完善，至少要让他自己满意。金庸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能够这样做的武侠小说作家，充分显示了金庸之于写作的严肃态度。即使并不接受“新修本”的研究者，对于金庸此举也给予了肯定。如林保淳认为：“金庸今年已有81岁高龄，改稿之事，头绪万端，是极消耗体力与脑力的事，却仍不惮辛劳，如此苦心孤诣地欲为自己下‘晚年定论’，足可见其对武侠创作的严肃态度，这是令人敬佩的。”陈墨也说：“之所以要对自己的全部小说作品再一次进行大规模的修订，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金庸先生对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对广大金庸迷认真负责，具体说就是作者希望更进一步提高小说的艺术品质，或者说是进一步提高小说的经典成色。这种认真负责和精益求精的作风，正是金庸先生和其他的武侠小说家不同的地方。”即使金庸的再次修订是为了“求千秋万世名”，是为了让读者能够一直喜欢并接受他的作品，如他在2003年回答央视记者提出的“我在人间百年到底怎么样”的问题时所说：“我希望百年之后还能有人看金庸小说，不要让电脑什么把这个小说全部赶掉了。我想只要世界上还有小说，大概中国人还会看金庸小说。我希望再过50年、60年还有人来看，我就觉得很满意了。……如果两百年之后还有人来看金庸小说，还有人来讨论，我想有一两百年的价值”，也丝毫不显动机的龌龊。因为创新的自律，金庸无法再写，因而不能继续通过写出作品来实现自我，但是借由修订，力求无愧无憾，力求达到至少他自己所认可的尽善尽美而能传之后世，无疑是金庸以另一种方式对自我的最大限度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