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这句话，有不同的理解释义。主要在于“攻乎异端”的解释上。一种观点认为“攻”是研究、治学的意思，“异端”，不是同端、正端，借指离经叛道的歪理邪说。另一种观点，“攻”是攻伐、攻击之意，“异端”代指持不同学术见解、意见的人或群体。
《论语注疏》中：此章禁人杂学。攻，治也。异端，谓诸子百家之书也。言人若不学正经善道，而治乎异端之书，斯则为害之深也。以其善道有统，故殊涂而同归。异端则不同归也。云：“善道有统，故殊涂而同归”者，正经是善道也，皆以忠孝仁义为本，是有统也。四术为教，是殊涂也，皆以去邪归正，是同归也。异端之书，则或糠尧、舜，戕毁仁义，是不同归也。
《论语集注》中，范氏曰：“攻，专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为尤甚。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矣。”
可见，不同时代的“异端”有不同的认定和归类，有时是时代的学者自觉认定归类，有时是执政当局认定归类。孔子本意的“异端”具体指向，已经无法考证确定。距离孔子生活时代七百年左右的汉末三国，何晏的《论语注》中，认为“异端”是诸子百家之杂学。诗书礼易“四术”为教，是方法不同，但都是以去邪归正为目标，殊途同归。诸子百家杂学是异端之书，对尧、舜不礼貌、甚至蔑视，对仁义进行诋毁戕害，是殊途且不同归。距离孔子一千六百年左右的北宋朱熹《论语集解》中，范祖禹认为“异端”是指杨朱、墨子的学说；程颐、程灏哥俩则认为“异端”是“佛氏”，释迦摩尼的学说，“斯害尤甚”。宋时学者较之三国时学者，连殊途同归的认定也免了。
孔子开展警示教育，还是针对君子而言。责备贤者，一以贯之。孔子说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孔子认为人的本质，有先天成分，“质”是一个人对忠、信、孝、悌、爱的认知和自觉，然后“文”而饰之，接受诗教、书教、礼教、易教、乐教、春秋（史）教，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孔子提出不少君子之行的规范和警示，很有人情味，但经后世的提炼加工，很多打上各自时代的新烙印，有时偏离了原典，理论反而变得冷冰冰，听起来更美好、最动听，但很难或几乎不可行了。《孟子·梁惠王上》中：“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原典的孔孟之教育，就是为“长者折枝”的教育，不是让人“背着泰山跨越北海”的教育，而且强调“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后世很多时候，有些人、特别是居高位的人“叶公好龙”爱仿效别人宣讲孔孟之道，而自己却逆其道而行之，由是造成受众因为反感“满口仁义道德、实则男盗女娼”的伪君子，进而对伪君子口中宣扬的东西也反感了，最终戕害了文化原典。
孔子说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应该有正反两方面的警示意义。君子攻乎异端，对完善君子之行是有害的；小人攻乎“异端”（对小人而言，君子的正端就是他们的异端，小人去佯功孔孟，口是心非、口是行非，文饰伪装而无半点虔诚），实则对大道之行伤害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