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本书研究思路

本书将主要着手汉语《圣经》中最早的三个版本：1636年阳玛诺的《圣经直解》（简称阳本）、1707年“白徐”的《圣经》（简称“白徐”本）、1803年贺清泰的《古新圣经》（简称贺本），主要从翻译、文化、新词角度，探求每本著作的翻译策略、词语创新等问题。本书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勘法、译介学以及新词研究等。

本书旨在研究鲜有问津的阳本、“白徐”本、贺本之版本、内容，重点将此三本著作分别与翻译源本——哲罗姆拉丁通俗本《圣经》做经文的逐句对勘，在对勘中分析作者的翻译技巧、策略，从而探求文化、宗教之杂糅现象。以往大量翻译作品的研究多套用西方翻译理论，从结果推原因，千篇一律的路数使得读者难以窥探文本本质，而对勘研究将还原源本与译本关系，在字句对照中向读者展现早期汉语《圣经》译介者的翻译现象。有关上述三部汉译本，学术界目前的研究可以说尚停留在基础阶段，特别是后两者因为存在不同版本，手稿的获取需费大力，使得很多感兴趣的学者望而却步，而笔者有幸在多年考察、留学、访学中，找到了这三部著作现存的全部稿本。这三本著作从任一角度而言都非常值得研究，鉴于前文提到的对勘法之重大意义，笔者突破汉语《圣经》一贯以来的探索角度，加上多年的拉丁语学习，在自认水平尚可的前提下，从对勘研究入手为汉语《圣经》研究效绵薄之力。笔者坚信对勘工作，将为后续汉语《圣经》研究者提供宝贵的基础资料，从而促成未来更全面、深入、广泛的研究。在对勘过程中，笔者将对神学词汇的翻译做专门研究，从外来词角度探讨译者的翻译方式、意图，对基督教神学词汇在中国的翻译、使用、流传、消亡做纵向梳理，在汉籍佛典外来词研究成果颇丰的当下，也为明清之际基督教神学外来词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

具体来看，对勘法对于研究汉语《圣经》的意义有如下四点。

1．有助于读解汉译《圣经》。不少读者，尤其是非教徒在阅读汉语《圣经》时，常提出《圣经》语言晦涩、内容难懂。特别是早期的汉语《圣经》版本，如前文所提阳玛诺的《圣经直解》，采取《尚书》谟诰体，语言艰涩难懂，而将其与翻译源本拉丁本《圣经》进行对照后，便一目了然。尤其是将多种版本的《圣经》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可增进对文本的理解。因此对勘法在阅读《圣经》尤其是早期文言《圣经》时，便于读者理解经文。

2．梳理汉语《圣经》翻译史。近年来，汉语《圣经》研究者越来越多关注早期版本，如阳玛诺《圣经直解》、“白徐”《圣经》、贺清泰《古新圣经》。现有的史料及书信中并未说明现存最早的这三部汉语经文之间的关系，然而当笔者将三部手稿进行逐句对照后，惊奇地发现：这三部著作在内容上有大量相似甚至完全相同之处，可见译者在翻译中都曾借鉴前人的成果。19世纪，新教二马《圣经》问世。马礼逊曾多次明确说明他借鉴、抄袭了大量的前人成果，经过笔者对勘，发现他所指便是“白徐”《圣经》，而“白徐”又大量引用了阳玛诺本。由此，汉语《圣经》的发展脉络、天主教汉语《圣经》与新教汉语《圣经》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足以勾勒出一幅清晰的汉语《圣经》发展历程图。

3．外来词研究。众所周知，佛经中的大量词语已成为汉语词汇中的新词语，并逐渐广泛使用于生活。基督教对汉语新词语的贡献，虽不及佛经数量之大，但也不可忽略。明末，耶稣会士拥有娴熟的汉语水平、高超的翻译技巧，在为数不多有关天主教义理译介的著作中，创造、使用了大量新词，其中不少一直沿用至今。研究汉语神学词汇，不可忽视早期汉语《圣经》著作，必须站在历史的维度进行梳理，才可真正理清词汇的发展脉络。只有在对早期汉语《圣经》各版本进行的对勘，尤其对基督词汇进行梳理，方可窥探这些词语的发展轨迹，讨论基督神学外来词使用上的继承与创造，在对比、整理中发现问题。

4．翻译语言、翻译策略的研究。若脱离文本谈翻译学，理论无法与实际结合，属纸上谈兵。只有在对勘中，将翻译语言与目的语言进行逐句对照后，才可清晰地看到译者在翻译中的策略，以及译者的翻译准则与书写规范，如直译、意译、增译、减译、改译等，而这些不同的策略正是作者进行翻译工作的前提与根据，如明清之际译者的“合儒”路线、译名之争、礼仪之争等，从而反映出不同时代《圣经》汉译的背景、环境，在此基础上才可进行透彻、扎实的比较文学研究，还原真实的汉语《圣经》翻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