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与印尼民丹岛华人民间信仰的传播

厦门大学 施雪琴 许婷婷

摘要 印尼廖内群岛的民丹岛古称长腰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18世纪来自中国华南的潮州人与闽南人大量移民并聚居民丹岛，种植甘蜜、胡椒和从事进出口行业，对民丹岛的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华人移民也促进了中国民间信仰在民丹岛的广泛传播。

关键词 海上丝绸之路 民丹岛 华人民间信仰

前言

民丹岛，历史上也称为宾坦岛，岛屿轮廓像一个中间凹进去的腰果形状，故古称长腰屿，是印尼廖内群岛中面积较大的岛屿之一。廖内群岛省省会丹绒槟榔市（Tnajung Pinang）就坐落在该岛上。岛屿面积大致为2400km2，人口有30多万。民丹岛的主岛上除了省会丹绒槟榔市，还下设7个县。各县的人口分布不一，呈现出港湾、海港人口集中，内陆地区人口依河港分布的特点。人口较集中分布在丹绒槟榔市、东民丹县沿海的居养镇（Kijang）以及北民丹县沿海的乌万镇（Uban）。民丹岛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处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柔佛州、印尼廖内群岛三角区域的核心，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之一。历史上，民丹岛的繁荣和发展与华人的贸易和移民密不可分，随着华人移民的增加，华人的民间信仰也逐渐在民丹岛落地生根，成为民丹岛多元文化的重要构成。本文拟考察民丹岛的海上贸易、华人移民与民间信仰的传播，从中探寻民丹岛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与华人民间信仰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传播与发展。

一 廖内群岛、民丹岛与海上丝绸之路

印尼廖内群岛、民丹岛在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处在印度洋经马六甲到中国南海再至中国的海上航道上，凡是经由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过往船只，大多需要在此停靠补给粮食与淡水。中国古代航海典籍中有多处关于廖内群岛海域诸岛屿的记载。如廖内群岛的龙牙门，宋代称凌牙门，是中国和三佛齐之间海上交通的必经之地。宋代赵汝适《诸番志》“三佛齐”载：

三佛齐于真腊与阇婆之间，管州十有五，在泉之正南，冬月顺风月余方至凌牙门。经商三分之一，始入其国。国人多姓蒲。

元代改“凌牙门”为“龙牙门”。汪大渊《岛夷志略》“龙牙门条”载：

门以单马锡番两山，相交若龙牙状，中以水道以间之。田瘠稻少。天气候热，四五月多淫雨。俗好劫掠。昔酋长掘地而得玉冠。岁之始，以见月为正初，酋长戴冠披服受贺，今以递相传授。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系青布稍。地产粗降真、斗锡。贸易之质，用赤金、青缎、花布、处瓷器、铁鼎之类。盖以山无美材，贡无异货。以通泉州之贸易，皆剽窃之物也。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问。回船之际，至吉利门，船人须驾箭棚，张布幕，利器械以防之。贼舟二三百只必然来，敌数日。若侥幸顺风，或不遇之。否则人为所戮，货为所有，则人死系乎顷刻之间。

此条详细地描述了龙牙门的地理位置、气候、物产、风俗、海上贸易线路、贸易商品以及此海域的海盗活动情况。

明崇祯年间茅元仪所著《武备志》（卷240）中的《郑和航海图》中，具体记载了满剌加（今马六甲）通往中国的航路经吉利门（满剌加南，即Krrimun Islands），取长腰屿（长腰屿在龙牙门北），出龙牙门，再取白礁（新加坡海峡中之白礁，亦做白石口，即Pedra Branca）。在向达整理的《郑和航海图》中也提出龙牙门即今新加坡南之林加群岛（Lingga Island）。山门相对，若龙牙状，故名，为古代海舶出入马六甲海峡之要道。向达校注的《两种海道针经》，也描述了古代海船从广东往磨六甲（今马六甲）、从满喇咖（马六甲）回广东针路经过廖内群岛、民丹岛的交通。在“广东往磨六甲”条记载：

……丁未针十五更船取白礁。北及南鞍及罗汉屿。白礁在帆铺边过船。用单酋针五更船取龙牙门。夜不可行船，防南边有牛屎礁。过门平长腰屿，防南边沙浅及凉伞礁。用辛戌针取吉里闷山……沿山使取磨六甲妙。

在“满喇咖回广东针路”条记载：

……单巽针三更取吉里闷山，沿山使北边坤身尾谨防。单辰并乙辰，二更取长腰屿不可行，南恐犯凉伞礁及沙塘浅。出龙牙门，夜间不可行船……

又在“浯屿往麻六甲针路”条记载：

依前昆仑针路，……用丁未十更取白礁及马鞍山并罗汉屿，沿白礁外边过。用单酋五更取龙牙门，夜间不可行船，切防。南边有半床礁是长腰屿，亦防南边有浅沙塘并凉伞礁。用辛戌三更吉里汶，又单乾三更取昆宋屿……

又在“麻六甲回浯屿”条记载：

……用巽巳三更取吉里汶。前北边昆身尾须防。用单辰及乙辰三更，取长腰屿，切莫过南边，宜行北边国船……

此外，在“太武往咬磂吧针”条也记载：“……用单丙十一更过长腰屿……”

另《郑和航海图》也记载：

船取昆仑山外过针五更船取白礁，白礁过用癸丑及单癸针五更船平东竹山外过，东竹山过用子丑及丹癸针，吉利门五更船用乙辰及丹辰针取长腰屿出龙牙门，龙牙门用甲卯针十更船平满刺加，满刺加开船用辰巽针五更船平射箭山，用辰巽针三更船平昆宋屿用丹巽针取吉利……

近十多年来，印尼海域不断有沉船被打捞出水，如1998年的黑石号沉船以及2005年的井里汶沉船，沉船中打捞出的各个朝代的瓷器都见证了昔日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据说这样的沉船数以千计。在民丹岛海域发现的沉船中，找到了元明时期的青花瓷、德化白瓷以及龙泉青瓷无数。正是这些瓷器的不断涌现，确定了这条航线，更证明了民丹岛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的长腰屿。

此外，马来史籍《马来纪年》，也记载民丹岛的历史与室利佛逝、马六甲王朝的历史密切联系。马六甲被葡萄牙牙占领后，其苏丹穆罕默德出逃，1513年他在民丹岛重建了马六甲宫廷，并企图从民丹岛去收复马六甲。1524年，穆罕默德苏丹率兵攻占了马六甲，后遭到葡萄牙人反击，1526年，葡萄牙人派遣一支军队攻打民丹岛，攻占并摧毁了穆罕默德苏丹的首都。穆罕默德苏丹被迫撤离民丹岛，逃到苏门答腊，后在苏门答腊去世。

由此可见，廖内群岛、民丹岛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华人南洋贸易的中转站与迁移目的地，他们先到廖内群岛，继而去新加坡，然后去马来半岛的新山。历史上，潮州人是最早到达民丹岛的华人移民，他们大约于18世纪初来到这里种植甘蜜、胡椒等经济作物。稍后，福建人也来到民丹岛。福建人的势力发展更快，并在19世纪末期逐渐取代了潮州人在甘蜜行业的地位，成为民丹岛华人社会的领导群体。值得指出的是，民丹岛甘蜜行业的发展得益于19世纪30年代柔佛苏丹天猛公推行的港主制度，他任命华人为港主，招揽劳动力，促进甘蜜、胡椒的种植与出口贸易。在荷兰殖民时期，荷兰人也将甲必丹制度推广到民丹岛。在1904年前，廖内群岛的林加岛设有华人甲必丹。在荷兰人统治下，民丹岛的出口业主要有甘蜜、木材、锡矿石。同时荷兰人也投资民丹岛的农业。华人在这些行业均有所作为。

二 华人定居点与民丹岛城镇的形成

民丹岛的岛屿轮廓像一个中间凹进去的腰果形状，和一般的岛屿地势走向相同，民丹岛中部多山地，最高点是位于民丹湾北部的大民丹山（Gunung Bintan Besar），海拔为360米。岛上河流短小，河岔交错，多港湾。西部凹向岛屿内陆的就是民丹湾（Teluk Bintan），民丹湾的南部形成了历史悠久并具有一定规模的聚落——大坡（Senggarang），这是潮州人到达民丹岛定居下来的古老聚落，现在仍有一定规模的华人聚落存在，仅大坡镇华人居民就有1000多人。大坡（Senggarang）的南边是廖内湾（Teluk Riau），海域面积较小，穿过廖内湾就是现在岛屿人口数量最大的丹绒槟榔市（2014年的人口统计显示丹绒槟榔市的人口数量为226716人，超过了民丹岛主岛上其他7个县的总和）。两个聚落由于相隔距离不远，经常通船来往。岛屿北部海湾较多，由于新加坡自由贸易港的发展，较为重要的海湾是六月湾（Lagoi），但是较大的人口聚落，集中在了靠西的“腰果”前端的乌万镇。岛屿东部海岸线平直，东南部的居养镇因为处在民丹岛与东南部小岛以及邦加、雅加达海陆交通的狭长地带，成为人口较为集中的聚落，而其他地方的人口分布较少，但目前东部海岸线成为各国争相购地建设度假村的地区。

岛上较为繁忙的码头有两个，Sri Bintan Pura Ferry Terminal码头位于丹绒槟榔市的北部廖内湾出湾的位置，主要是负责民丹岛与西部巴淡岛的航运；Bandar Binten Telani Ferry Terminal码头位于盛茂湾县的北部沿海，主要负责民丹岛与新加坡之间的海上运输，这里比廖内湾的码头更靠近新加坡，从这里到达新加坡的Tanah Merah码头只需要40分钟。岛上的公路交通主要用于联系丹绒槟榔市区和西北部的乌万镇，以及东南部的居养镇。所以离开丹绒槟榔市区，公路的方向就大致分成了北部、南部两个方向，而公路沿线的地点命名，还会采用距离丹绒槟榔市码头的公里数这一命名方式，这是荷属东印度时期荷兰统治者的命名习惯，如北道50千米，指离开丹绒槟榔市向北距离码头50公里处，即现在的洪厝内港（Anculai），而当地华人还常将公里用“条石”代替，如8千米常称为“八条石”。

民丹岛的地形特点是港湾众多，较大的城镇分布在了沿海的港湾地带，人口最多、密度最集中的就是西部廖内湾的大坡镇和丹绒槟榔市。同时，在民丹湾沿岸，也发展形成了几个人口较为集中的小型城镇，即地处廖内海峡要道的乌万镇、北部盛茂湾沿岸的乡镇、东北部旺肚湾（Teluk Sumpat）以及浅港湾（Teluk Dalam）沿岸的小型乡镇。民丹岛的诸多华文地名中都带有一个“港”字，这些聚落即是早期的华人定居点，它们的出现和发展，与华人的贸易与迁移有密切关系。追溯其历史，是由于这些地方地处河流沿岸，华人早期最先到达廖内湾地带，后来沿着注入海湾的河流而上，达到了民丹岛河港地区。以注入民丹湾的河流为例，地图上显示的沿岸聚落名称与河流名称是相同的，例如：下港河（Sungai Ekang）的上游不远处就是现在的下港村（Ekang Anculai）；洪厝内河（Sungai Anculai）的上游支流是洪厝内港村（Anculai）；港尾河（Sungai Kangboi）的上游是港尾港村（Kangboi）；龟腰树河（Sungai Cikolek）的上游是龟腰树港村（Cikolek）；呀榭河（Sungai Gesik）的上游是呀榭港村（Gesik）（图2）。还有一些河流在地图上没有标注名称，但是沿河流注入民丹湾的走向往上游寻找，也可以发现很多乡村的名字，如盛邦港、罗夜港、大池港。据郑炎腾的介绍，这也是由于西部岛屿多沙地，气候较为湿热，导致华人将定居点逐步向岛屿内部迁移。历史上随着到达民丹岛华人数量的增多，部分华人聚落就从海湾区域，沿着河流而上，到达气候凉爽，与海湾交通联系较为便利的河港地带，他们同样在这些地区从事种植甘蜜、橡胶以及养殖等行业，并且利用河流通海的便利，将这些经济作物、海产品对外输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聚落的中心位置发生了偏离，开始靠近公路沿线，但是聚落的发源地仍然保留了原来村落的名字（见图1）。

三 民丹岛的华人庙宇分布

民丹岛华人庙宇众多，共有60个左右，包含了闽粤华人移民的大部分民间信仰，庙宇中最多的是元天上帝庙、妈祖庙、观音庙、关公庙以及福德正神庙。在民丹岛期间，我们调研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华人庙宇30多个，并结合民丹岛当地孔教理事会会长郑炎腾提供的资料，制作了表格（见表1）。

表1中的地名按照华人聚集的地域，可以大致分为大坡镇、丹绒槟榔市、北部地区（大致从丹绒乌万镇福德祠到曼云港白马老师公庙）、中部地区（大致从洪厝内港感天大帝庙到呀榭港元天上帝庙）、东部地区（从旺肚港大伯公庙到居养福德祠）这五个部分。表中显示，民丹岛共有52座华人庙宇，祭祀的神明类型丰富，其中以信仰玄天上帝（又称元天上帝）、妈祖、关公、白马老师公为主。从庙宇名称上，基本可以掌握庙宇的地理位置和主祀的神明，根据名称对照地图，大致可以看出大坡镇、丹绒槟榔市这两个区域的华人庙宇最多，祭祀的神明也最多元，换言之，由于华人较早到达并大量聚集在大坡镇和丹绒槟榔市，各籍贯的华人供奉不同的地方信仰，并建立庙宇，形成了现在这两个区域多元的神明祭祀特征。在大坡镇范围内共有7座庙宇，主祀的有玄天上帝、妈祖、土地公、包公、关公、观音等多个神明；丹绒槟榔市有11座庙宇，主祀的神明包括了妈祖、关公、张公圣君、佛祖、白马老师公、玄天上帝等。北部地区，以武銮港、白石港、旧沈蒙港、曼云港等地为代表多以白马老师公、关公为主祀神明，这与海南人在该岛北部聚居有密切联系。同时根据郑炎腾的介绍，白石港所在的六月湾（Lagoi），据说100年前是雷州人最先到达聚集之地，并且以6个姓氏居多，即龚、洪、汪、江、方、翁，这些姓氏后成为该地区的大姓，所以原来六月湾常称为六贵湾。从北部向南，沿着主干道，会发现中部地区尤其是在北道穿越的沿线，即军陇港、罗夜港、港尾港、龟腰树港、大池港、呀榭港等地主祀的神明多为玄天上帝，这种特点印证了早期华人移民沿着连接港湾的河流向岛屿内陆分散迁移、聚集的历史，而结合早期到达大坡镇的华人以潮州人居多的历史，以及潮州人多信奉玄天上帝的宗教传统这两个条件，可以大致推断，潮州人的迁移历史大致就是从廖内湾沿岸顺河流流向，分布在了各条河流的河港地带（见图3）。

四 华人移民与大坡的古老庙宇

如上文所说，民丹岛上的华人庙宇群主要分布在华人最早到达、聚居的大坡和丹绒槟榔市。丹绒槟榔市因为行政和地理的区位优势，直到今天也是华人聚集的主要区域。围绕天后宫一带，大量的华人商铺聚集在一起形成了著名的唐人街，同时各类华人会馆也分布在市区之中。市中心的天后宫历史悠久，有对联三幅，其一题为“圣德参天庇万民吉庆，母仪配后佑四海安澜。咸丰丁巳年仲春吉置裔孙光贤答谢”；其二题为“显迹湄洲航海梯山同庇荫，光辉南岛华民异族共沾恩。己酉年孟冬信商万裕兴敬献”；其三题为“杨枝滴露普天皆润泽，清水甘露遍地尽沾恩。己酉年季冬信商三发兴敬献”。

在民丹岛的调研期间，常听当地的潮州籍华人讲到大坡镇，大坡又称为潮坡，顾名思义，是早年潮州人聚居开发之地。它位于市区北部，地处民丹湾的沿海村落区域。这个区域代表性的建筑是以玄天上帝庙、天后圣母庙、福德正神庙为集合的庙宇聚落群。由于拥有大量的牌匾、历史记录，这个庙宇群可以被称为是民丹岛上最为古老的华人庙宇建筑的发源地，在民丹岛华人庙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众多关于庙宇酬神庆典活动的新闻报道中，也可以佐证这一点。如2015年大坡镇元天上帝庙举办元天上帝千秋日庆典，庙宇邀请了廖内群岛省省长伊士默阿都拉先生、市长Suryatati女士、地方议员潘德礼、省议员蔡健源、市议长饶武辉等，以及各华人团体代表莅临。如此范围之广、规格之高的庙宇庆典活动非常罕见。

我们从现有的庙宇牌匾和相关新闻报道中获得了一些民丹岛华人社区及其信仰的信息。这个庙宇聚落是民丹岛中占地面积较大的聚落，位于大坡村（Desa Senggarang）。庙宇首先给人的视觉冲击就是鲜艳的红色墙壁，红色的牌坊上方加以精致的屋檐雕刻，在对称的龙造型下方是四个金色大字“圣光普照”。进入牌坊是一大块空地，空地两端有戏台与三座庙宇相对，三座庙宇面向大海。庙宇自右向左依次是玄天上帝庙、天后圣母庙、福德正神庙（见图5）。庙宇门前有两对石柱，外侧的两根石柱上分别写着“合廖众弟子等喜捐重修敬立”，“道光十二年岁次壬辰十月十五日吉立”。这对石柱和石柱上的文字在20世纪70年代傅吾康的《印度尼西亚碑刻》中得到了印证。其中最右侧的玄天上帝庙中保留了较多的牌匾，共10块，统计如下表2：

玄天上帝庙还有两副对联，一副题为“悟握铁证须陀福慧修来同铁汉，帝玄天名真武能仁无愧号天尊”，落款为“大清道光六年嘉平谷旦福建商黄宣勋、黄连茹同敬立，咸丰乙卯小春月潮府治子沈潮深重修”, 另一副题为“真武广君三坡显赫小廖邦，上帝位正四海庇佑大清人”，落款为“咸丰十一年荀月谷旦沐恩弟子陈孟成喜敬”。

天后圣庙的位置与玄天上帝庙并排，有4块牌匾（见表3）。

从以上的牌匾对联分析，大致在清代中期，大坡镇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华人聚落，并且这个聚落以陈姓势力最强；光绪年间庙宇的祭祀圈逐渐扩大，甚至扩及新加坡地区。结合在大坡村的实地走访，我们还拜访了其他的古庙，其留存的牌匾、对联信息对于上述的推测也有一定的佐证作用。如2001年农历八月重建的大坡镇巴刹义安公司玄天上帝庙，庙中保留了一块与上述玄天上帝庙中一样的对联：“悟握铁证须陀福慧修来同铁汉，帝玄天名真武能仁无愧号天尊”，但落款不同，这块的落款是：“大清光绪乙未年重阳吉立 沐恩治子陈观成、李斯敬、黄芝轩、陈增睿、杨宅俊、袁祠贵、鄞祥玉、许玉麟仝喜敬”。同时还有一块“义安公司匾”，落款为“光绪岁次己丑年九月谷旦立”。

最早到达大坡村的是潮州人这一说法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从史料记载可知，1904年潮州人因一场大火而搬离了大坡村。在1904年3月22日，新加坡《海峡时报》的一篇题目为“The Great Fire at Rhio”的文章报道了3月21日在大坡村发生的火灾，3月23日新加坡报纸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也发表了一篇相同标题的报道，内容是报道往返于丹绒槟榔市和新加坡的荷兰蒸汽船“Emily”带来的有关大坡村大火的详细消息。报道中称大坡村居住着来自潮州的渔民以及种植甘蜜和胡椒的农民，起火原因可能是因为一户人家做早饭时粗心大意，棚屋失火燃烧起来，由于房屋距离紧凑，再加上海边风力强劲，火势迅速蔓延，直到下午3点才自行熄灭。据统计500余所房屋经火灾后只剩下了50所，准备运往新加坡的甘蜜和胡椒也化为灰烬。事发当时，荷兰长官President Riouw William Albert de Kanter正在别岛访问，廖内苏丹Abdulraman Mu'azamsyah也不在民丹岛上。

由此可以推测，大坡镇是民丹岛上华人较早到达并形成聚落的区域，其玄天上帝的信仰也能够说明这个聚落在早期以潮州人为主。后来随着华人移民数量的增加，大坡镇的聚落中心开始向南部丹绒槟榔市，以及内陆的河港地带扩散。

五 结语：当代民丹岛华人宗教信仰及其复兴

印尼民丹岛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贸易港口、华人移民及其传统信仰成为民丹岛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与文化遗产的重要构成。

民丹岛华人主要是来自广东潮汕与福建南部地区，尤其是18世纪以来，大批华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而来，劈波斩浪，烧林开芭，垦荒种植，发展贸易，繁衍生息，将荒凉的南洋小岛开拓成为商贸繁荣、人口众多的兴旺市镇。可以说，华人移民对民丹岛的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历史上华人或因贸易，或因饥荒，或因战乱，乘桴浮于海，一路风高浪急，福祸难料，故祈求故乡神明妈祖娘娘保佑，海不扬波，平安南渡。谋生异域，披荆斩棘，艰难至极，为在异域生存繁衍，他们把家乡的信仰带到南溟之地，广建庙宇拜祭，祈求天地各路神灵赐恩庇护。

民丹岛华人的宗教信仰体系繁杂，祀奉的神明有在家乡被封建朝廷颁旨祀典的神明，如天后妈祖、关帝圣君；有佛道诸神，如玄天上帝（元天上帝）、华光大帝、感天上帝、观音娘娘、清水祖师；还有华人民间祀奉的诸多神明，如福德正神、大伯公、张公圣君、包公、五祖、白马老师公等等。在华人最早开发的大坡村，玄天上帝庙、天后圣母庙以及福德正神庙等庙宇的建立与祀奉，正是华人移民信仰体系多元化的集中体现。

广东潮州人最早移民来开拓民丹岛，他们带来的元天上帝信仰是民丹岛华人宗教信仰的重要构成。这些庙宇多数建在河汊港口等华人聚居地。可以断定，早期华人移民泛舟而来，沿河汊港口上岸定居，开荒种植，经商贸易，经过几代经营，将荒芜之地变成兴旺市镇。因此，在民丹岛华人聚居区，最常见的就是元天上帝庙、天后圣母庙等庙宇。即使后来港口废弃、华人迁居别处，而庙宇也迁移到离港口不远处继续祀奉。

民丹岛华人庙宇，历史悠久，有的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期，距今有300多年的历史。而多数庙宇始建于清末，后几经沧桑变迁，如今诸多庙宇已经重建或扩建，如大池港、家茶港、龟腰数港、港尾港、罗夜港、交曰港等地的元天上帝庙，都是重建或者扩建的新庙。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民丹岛华人重建、扩建庙宇的活动连续不断，这在印尼苏哈托政权全面歧视压制华人文化传统信仰的政治背景下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值得关注与研究。

通过考察与调研，笔者认为，在苏哈托专制政权下，民丹岛华人传统宗教信仰能够延续与复兴，有以下主要的因素。

第一，印尼华人所处的特殊政治环境，强化了宗教成为华人的精神家园与传统文化避难所的功能。苏哈托时期，印尼政府歧视压制华人文化的政策迫使华人在宗教信仰中找到传承华人文化的空间。这为华人传统宗教信仰的复兴保留了基础。

第二，印尼华人宗教信仰为适应印尼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多采取调适主义的策略，除在庙宇主位祀奉元天上帝、天后妈祖、关帝圣君等华人主神外，也在侧位祀奉佛祖，这种多元信仰的调适主义为华人传统信仰的合法存在与延续提供了保障。

第三，以闽粤移民为主的民丹岛华人社会是华人传统宗教复兴的社会基础。闽粤移民具有根深蒂固的神祀信仰传统，这种传统并没有被社会发展、政治变迁所打断，即使是在苏哈托时期也没有被打断。华人社区普遍建立了管理庙宇的理事会，理事会除了负责庙宇的日常维护与管理，还要主办庙宇祀奉神灵的千秋日盛典活动。在庙宇的收支方面，理事会除了负责庙宇的日常月捐外，通常还会在每年庙宇的千秋日庆典活动与仪式中，开展福物竞标活动来募集庙宇维护的基金（如附录一、附录二的居养镇重修土地公庙的乐捐榜文体现出华人对庙宇重建的支持）。这种方式为民丹华人庙宇的延续提供了良好的经济保障。而一年一度的庙宇庆典活动，利用华人的传统信仰纽带，对促进华社的团结、强化华人的历史与文化认同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四，民丹岛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华人传统宗教的复兴提供了良好的跨国网络的支持。民丹岛的地理位置毗邻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这两个华人众多的国家，民丹岛华人社会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经济、文化联系非常密切，甚至远远胜过与首都雅加达的联系。民丹岛华人庙宇不乏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华人信众，每年的神庙酬神庆典，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信众也不在少数（附录一显示居养镇土地公庙的重建也得到新加坡信众的捐助）。可以说，民丹岛华人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经济与人文互动对民丹岛华人宗教信仰的复兴有重要意义。民丹岛华人除了会讲闽粤方言外，多数会说华语，这在印尼其他地方是非常罕见的。这与民丹岛毗邻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且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人文联系密切有重要关系，他们经常收听、收看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语广播与电视。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台湾的佛教文化与民间信仰的跨国传播也成为民丹岛华人宗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如民丹岛新建的梅峰寺就是来自中国侨乡莆田的佛教大师与信众筹资建立的，而台湾法师正在民丹岛筹建的金刚山佛学院也反映了华人跨国宗教传播的活力。

第五，民丹岛华人宗教的复兴离不开印尼宽松的宗教政策，尤其是主张多元宗教共存的思想是华人传统宗教复兴的政治保障。后苏哈托时期，华人被允许进入印尼政府的宗教委员会担任委员，如民丹岛的郑炎腾，作为印尼孔教理事会的会长被选为廖内省宗教委员会委员，负责管理该地区的宗教事务，这对促进民丹岛华人宗教复兴不无裨益。

综上所述，民丹岛华人传统信仰的复兴与发展是印尼政府宗教政策与华人社会文化多元因素推动的产物，民丹岛的闽粤人移民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信仰文化以及跨国的华人社会文化纽带是推动民丹岛华人宗教复兴的重要动力。

附录一 居养镇福德祠的乐捐榜文

居养福德次互助会协商确定墓场土地伯公庙内陈旧欠完善拆除重做

社会各界各地各行各业热心和善心人士乐捐芳名如下。

刘惠忠师傅 乐捐 新币1100元

欧阳茂昌 乐捐 红土砖500块

欧阳茂昌 乐捐 新币500元

蔡伟良 乐捐 新币500元

蔡启文 乐捐 新币500元

韩学琳 乐捐 新币500元

梁益松 乐捐 新币500元

陈金锭 乐捐 新币50元

陈金松 乐捐 新币50元

黄玹弟 乐捐 市币Rp5000000

苏明光 乐捐 市币Rp3000000

苏明亮 乐捐 市币Rp3000000

郭永发 乐捐 市币Rp1000000

李天成 乐捐 市币Rp1000000

李禄寿 乐捐 市币Rp1000000

杨国贵 乐捐 市币Rp1000000

陈金发 乐捐 市币Rp1000000

陈福平 乐捐 市币Rp1000000

苏明响 乐捐 市币Rp500000

彭永泉 乐捐 市币Rp500000

彭永良 乐捐 市币Rp300000

彭永清 乐捐 市币Rp300000

陈贵刚 乐捐 市币Rp300000

陈丽英 乐捐 市币Rp200000

巫广华 乐捐 市币Rp1000000

巫永衡 乐捐 市币Rp1000000

蔡明福 乐捐 市币Rp200000

卢木城 乐捐 市币Rp200000

饶亚兴 乐捐 市币Rp200000

居养互助会理事人多谢所有热心和善心人士的捐献功德无量，事业增旺，阖家幸福，身体健康。社会各界各地各行各业有热心和善心人士想乐捐居养互助会继续乐收到公历四月十五日为止，谢谢。2016年1月14日

附录二 墓场土地伯公庙榜文

居养福德次互助会协商确定墓场土地伯公庙内陈旧欠完善拆除重做

社会各界各地各行各业热心和善心人士乐捐芳名如下：

墓场土地庙伯公神像 一尊 新币1600元

墓场土地公神像 一尊 新币600元

刘师父做神像镜盖 二付Rp2850000

伯公土地公座脚Rp800000

师父买拜纸料红发饭等 一单Rp1737000

给师父红包平平安安Rp800000

买地面砖 一单Rp2450000

再加买地面砖 一单Rp686000

亚财店 一单Rp4550000

还工资Rp5000000

华古买什什Rp599000

SEWU加工资Rp500000

再加亚财店 二单Rp757000

居养互助会理事人多谢所有热心和善心人士的捐献功德无量，事业增旺，阖家幸福，身体健康。2016年1月12日

Maritime Silk Road and Chinese Indigenous Belief in Indonesian Bintan

Shi Xueqin, Xu Tingting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Indonesian Bintan Island is a nexus point in Maritime Silk Road, where a number of Chinese from Southern China migrated and settled since 1700s.Chinese migrants mainly planted gambir, pepper and involved in the spices trading industry. Therefore, Chinese migrants made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Bintan island, and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spread of Chinese folk belief in Bintan by setting up temples in which Chinese migrants worship the deities originating in Chinese indigenous society.

Keywords: Maritime Silk Road; Indonesia Bintan; Chinese Indigenous belief

（责任编辑：张路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