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重塑国际发展实践？一份文献速描

面对上述宏大的终极关怀，许多研究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出发，已进行了一些回应，比如Nyiri（2006）指出，与西方现行的国际发展理念和实践相比，中国的发展援助较为重视技术进步和经济建设，而非制度建设。中国将会继续以“发展”和“文明”为名在全球推动原本只有西方推动的现代化进程。从本质上说，中国并非要将自己设定为现行体系的挑战者，而是现代性阶梯上处于被压制且仍需向上走的中间者。这一观点在Alden and Large（2011）的研究中也得到了侧面的呼应，后者认为虽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存在经济上的不对称关系，却通过南南合作中“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等政治话语维持着自己的“中间位置”，在经济实力与西方持平的同时仍然保持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一致性。与之不同的是，Mawdsley（2012）和Six（2009）则认为中国的援助与实践从本质上挑战着西方发展援助所基于的“中心—边缘”、西方人看非西方/他者这样的一种殖民框架和历史存在，正如Tan-Millins、Mohan and Power（2010）、徐秀丽和徐莉莉（2011）、徐秀丽等（2015）、Bräutigam（2011）和Li（2014）所言，在中国，援助的概念需要被重新界定，它在本质上不再是个西方的、后殖民的概念，因为中国缺乏维持这一西方概念的历史进程与规制。

此外，与上述较为侧重宏观视角的研究不同，另一些研究则从较为微观的角度出发，比如Sato、Shiga and Kobayashi（2011）通过对中国在柬埔寨的援助规划过程的研究指出，中国的对外援助实践重塑了国际发展体系中“拥有权”（ownership）的概念，他们认为，是项目执行过程，而非项目规划中当地人的参与和灵活性为受援方获得更多的主动权，而这一点通常为现行国际发展政策的设计和研究所忽视。Buckley（2013a）则通过呈现中国专家与塞内加尔当地人在互动中的碰撞、冲突、协调等过程，表明单纯的技术援助在实践中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社会互动与社会想象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两个经验性的研究都表明，宏观的援助政策与微观的援助实践之间均会产生分离与断裂，而中国发展援助在微观层次的独特性由于缺乏深入的剖析，仍处于一种神秘状态。

综上所述，与西方成熟的发展产业化知识的生产过程不同，中国的对外援助长期以来缺乏系统性学术研究的支撑，尤其是人类学对异域的观察和记录（Niu, 2014），这导致长期以来，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所隐含的知识生产、运用、传递与积累的过程与西方迥异。从根本上说，其背后所隐含的不再是传统发展研究中一个有关“西方与他者”的权力结构，而是一个有关“他者与他者”的平行关系，而这些差异的呈现却至今缺乏微观层次民族志材料的支撑（Mohan,2008），由此进一步导致了对中国对外援助政策与实践认知的单一性和刻板性。由此，本章将以T国和E国示范中心的日常运行为案例，重点揭示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的在以技术为载体的互动过程中中非双方在制度与文化上的碰撞和互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