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

陈嘉映

哲学学者

这是《歌德选集》的上下册，《浮士德》在第一本里。好多年没看，上面连灰都落上了。等我去清理一下，我们就谈谈这本书吧。关于这本书的来历，我只知道书原来的主人叫P. Busch，至于这位Busch先生一九四八年购于德国的书，如何辗转来了中国，这些只能靠猜测，那该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到了一九七一年时，社会上有了些松动和回潮，也不是谁让的，就好像人心本来就是这样的。那种夸张的破四旧肯定不特别符合人性，一旦有了空隙，人们就又开始做一些我们常情上可以理解的事情了。我是在西单的旧书店里买到这些书的。此前，所有的商店门脸全被漆成红色，叫“红海洋”，回潮之后，各种店铺的门脸不再是一式的了。书店里面的前厅卖普通书，就是毛选啊什么的，后面还有一个房间，卖内部书，进这个房间需要有介绍信。但经过“文革”的那几年，介绍信可挡不住任何人，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到任何介绍信。

那时我在内蒙古插队，冬天回到北京。听说这个内部书店，说有一些旧书被抛出来，赶紧找熟人朋友开了介绍信。书店管理不严，进去一看，我就傻了。那时不像现在，除了毛选、马列和人民日报的社论集之外，书店里没什么其他书可以读。可这里的书太多了。除了《歌德选集》，那套《席勒全集》也是那时的斩获。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托尔斯泰全集》……德文的、英文的、法文的、俄文的，全有。当时我只会俄文。初中两年上了点儿俄语课。看到俄国作家的作品全集，我欣喜若狂。十卷精装本的全集大约十块钱左右，是一笔大钱，但并不是筹措不到，我都买了。至于这些德文的，虽然当时不懂，但绝对舍不得就这么交臂失之。当时就想，先买下来，然后再学。我就是借着这个机缘开始学德语的。去找同学买了外语学院为大学一、二年级学生编的四本教科书。然后向一位老先生请教，学发音。刚上了一两次课，就背着教材、德文词典、语法书和这几本诗集回内蒙古了。

学德语说来惭愧，完全是糊涂学法。拿一本词典就开始背，那本简明德语词典大概有两万个单词。就从第一页开始往后背，能记住多少记多少。同时开始学语法，变格、变位、框形结构和虚拟式……学完这四册也不知道往下学什么。就开始拿《浮士德》读。还有这一套，听起来有点奇怪的，是德文版的《莎士比亚全集》。后来学了英文，再读英文的莎士比亚，还是参照德文版读的。

当时我对外国思想和文化的接触，以俄国小说为最多。哲学思想上，读德国更多，黑格尔、康德或者马克思。歌德跟俄国文学或者英国文学不太一样，但跟德国哲学家也不太一样。他的《浮士德》跟普希金的《奥涅金》不是同种类型的作品。《浮士德》可说是近代精神的顶峰、全景和概观。通过《浮士德》，你会对整个近代西方的精神有一个相当集中的感受。我读这本书时才二十岁出头，那个年龄很有接受性，自己的精神世界还在塑造的过程中。具体受到什么影响，说不清，也许也就是更倾向以全景式的眼光来看待世界。

歌德是位特别推崇希腊的作家，他的作品跟希腊精神有一种联系。你看英国小说，有一种道德主义在里面，简·奥斯丁，狄更斯，都有很强的道德主义。俄罗斯的小说，也有一种道德主义，比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但在《浮士德》里，你读不出强烈的立场，我当然不是说书中没有对道德伦理的思考和敬畏，但他更多的是将道德伦理放在人的整个生活场景中，作为其中的一个维度出现。这种气质就更接近于希腊精神。

说起插队，每个人有不同的感受。对我个人来说，那是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时期。我十六岁下乡，二十四岁回来。相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年龄段都是他精神成型的主要时期。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在塞北牧场的岁月相对于我童年的城市生活，整个生活方式本身就很新，它的塑造力就更强大。插队时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哥哥姐姐，他们读的书比我多，比我有见解，有本事。而且，当时生活在各方面都很直接，所有的体验都是切身体验。

回到北京之后，很快就上大学了。上大学，读研究生，有了个专业。读专业就难免会有工具性，总想干点什么，就不像以前那么无目的性。加上大学的环境本来就比较单调，所以虽然不能说精神从此就不成长了——实际上精神的生长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如果单独拿出一段时间，说是最剧烈、最明显的成型，那还是插队时期。读这些外文书，读到好处，会忍不住翻译成中文，写写划划的。后来做学术，这个习惯也一直保持着。我并没有一开始就准备翻译《存在与时间》。也是像这样，觉得书中的有些段落如果能用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似乎更容易理解，于是也就这样做了。

我当然支持多读经典，无论以什么标准来看，经典都读得太少。但我不相信我们能够通过读经典再造什么经典时代，为万世开太平不是人能做的，有一个远为强大的力量在支配着人类未来向哪里走。做文化理论的人很容易落入窠臼，认为自己已经透彻地看到这个时代的走向。在我看来，这些绝对都是自欺欺人。

（口述：陈嘉映|采访：吴晓初|摄影：李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