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士绅惯习与社会支配关系的再生产

尽管科场场域在实际运作中并不符合平等的精神，但它又有一整套显示“平等”的机制：从学额的精心安排到考试内容的形式化（如以八股取士，以书法定鼎甲），从科场纪律的严肃性（比如，从搜检进场到封闭号令，从别头到锁院，从弥封到誊录，从慎选考官到重惩舞弊）到对少数贫寒出身的问鼎者的着意渲染，这些都仿佛在向每一个应试者昭示着平等的机会。其实，这一切“平等”神话的炮制都是在掩饰科场功名在“幕后分配”的实质。少数寒士的“幸运”正是要使多数被排挤者得到合理化的解释。正如萧公权所指出的：统治者对不满朝廷的被统治者在帝制后期开的一副药方便是将其诱入科场，一旦科场失意，便只能归咎于自身的不济而无怨于科举本身及朝廷。纵然科场是多数人的“考试地狱”，但俨然严明的科场纪律使其只能为“三场辛苦磨成鬼”枉自嗟叹。

尽管屡受挫败，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对科场恋恋不已呢？因为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将考生们联系在一起，决定了他们乐此不疲的行动。这东西就是儒家经典、文言官话、书法诗画、长袍顶戴种种有形无形之物构筑起来的“士绅惯习”。士绅惯习是在长年累月备考应试中自觉不自觉地按科场形塑起来的，是科场场域固有属性在场域成员身上的内化物。同时，又恰恰是由它将这个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辉煌色彩、值得众人去投入的世界。尽管科场根本不可能授予多数人以科名，但它却成了让每一个考生都程度不同地要去分享的“身份文化”的场域。考生们常年熏陶在这种场域里，仿佛产生了同在某个别样的“生活世界”的平等感。这一切都精致地遮蔽了科场的“后台”，使考生们获得了在“前台”乐此不疲地去参与的动力。

然而，士绅惯习在把受同一种身份文化熏染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又把掌握着不同资本、操持着不同话语的人隔离开来，确立起官/士、士/民、富/穷、上/下之间不可逾越的社会等级与心理障碍。士绅惯习驱动着权贵之家进行以科名来保持并扩大资源的行动，驱动着贫寒之家进行以科名来获取资源、改变地位的行动。正是在这些胜少败多却又无休无止的社会行动中，既有的社会支配惯习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少数侥幸获得功名的贫寒之士可能由此摆脱受支配的社会地位，但他们所出身的那个阶级仍始终被固定在被支配的位置上。更何况，他们也只不过是成了布迪厄所说的“统治集团中的被支配者”而已。

特纳在分析西方学校教育时曾区分出“赞助性流动”与“竞争性流动”两种规范制度。科举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有形式上公平竞争的一面，更有实质上由特定的权威集团及其代理人来控制筛选的一面。筛选“前台”的特殊主义标准保证了既有的社会权力格局之再生产，筛选“前台”的普通主义标准则赋予了这种格局的合法性——我们可把这种筛选引起的流动称之为“集团内的竞争性流动”。正是这种流动模式使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被不断再生产出来。

既然我们说出身低微的人通过科场进入统治集团后是屈从于既有的社会分类体系，那么，当那些如王冕一类的人从根本上拒绝科场所确立的分类体系时，这是否就是抵抗了呢？如果说前者是因为承认科场文化、接受同化，从而被这个制度所笼络的话，那么，后者将自己排斥在科场大门之外岂不是将自己始终固定在被支配的地位上了吗？也许在这里存在着布迪厄所指出的无法解救的矛盾：“抵抗可能是走向异化，而屈服也许正是通往解放。这就是被支配者的两难困境，他们无路可逃。”但如果真是这样，究竟又如何理解场域变迁呢？如何理解社会结构再生产的转型呢？这些问题是我们下文要展开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