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安
我认为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就是和陈先生做朋友。尤其可宝贵的就是在我青年的时代，得到他的真挚的指导和深切的感化，这是我对于陈先生铭感肺腑而终身不能忘的。回溯二十年前，陈先生正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我呢，不过是一个中学生。那时候纽约唐人街有许多华侨儿童，经李兆昌（现在夏威夷大学任国文教授）和洪煨莲（现在燕京大学任教授）两位先生的提倡，唐人街成立了一队华侨童子军。这队童子军是什么人做队长呢？幸运得很，陈先生欣然担任了队长的重职。陈先生是一位了解儿童和热爱儿童的青年，童子军成立了不久，就发达得很快，而唐人街的儿童，几乎都加入童子军队伍了。但是陈先生那种服务的工作，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我在那时，还不能十分了解，一直等到我进了大学，才充分地明了他的工作的重要，才深切地明了他那种牺牲精神的伟大。你看大学的功课多么重，学生社交的生活多么忙，世界最繁华的纽约是多么好玩，陈先生还能够抽出时间，放弃享乐，每星期长途跋涉，从城外到城中的晨星教堂来开会，来领导我们。还有在假期中，他带领我们到野外去旅行。一九一八年就是在林肯生日假期中，他领导我们到纽裘尔水去。在那冰天雪地的丛林中，和我们一同过了一星期的有意义的集体生活。他那种蓬勃的精神，热烈的情绪，使我们每个儿童都景仰他、爱戴他。到后来不仅儿童的父母对他发生相当的信仰，就是那许多守旧的华侨，对他也发生同样的好感，这可算在纽约广东侨胞中第一个浙江的青年学生得着这样的成就。
陈先生对于童子军的课程，提倡了二件很有价值的工作，一般的童子军课程，虽然是注重手工和户外生活，而对于做人和读书，还没有好的诱导方法。陈先生教我们每天记日记，记什么呢？记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尤其教我们把每天所做的善事——日行一善——记出来，以养成我们“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好习惯。还有他教我们看书，有几本感化我们最深切的书，要算《黑奴伟人传》（Booker T.Washington，Up From Slauery）《中国革命史》（The Chinese Revolution）《做人的要素》（Things ThatMake a Man）《怎样成功一个人》（Development into Manhood）了。陈先生常常给我们很有意义的教训，指示我们求知的方法，领导我们怎样观察自然，怎样应付环境。
同时他在中国学生的团体中，也很活动。他常常带领我们去参加中国学生的集会，使我们增加知识，扩充胸襟。有时候陈先生还请了许多中外的朋友，到唐人街来参观我们的队伍，来领导我们怎样求学，怎样做人。我还记得陈先生主持一个为中国学生便利的俱乐部。在那里中国学生可以寄宿，可以娱乐。我们曾经被邀请去参观过，和那些祖国同胞相接近，所以我们有机会会见许多有名的人物，如刘廷芳、张伯苓、范源濂几位先生。
在一九一八年的夏天，他带了我们到海洋城去游览。他和几位朋友，住在海滩上，我们的生活非常快乐，一早起来，就举行晨会、唱歌、读经、早操，下午到海里去游泳，晚上或者研究天上的星宿，以明了天地之大，或者举行交谊会，以增加我们的快乐。有时候，他请几个美国小朋友来吃茶，教我们怎样招待客人，其实这种活动，不仅是教我们对人应有的礼貌，而且可以增进中、美儿童间可宝贵的友谊。
我个人最感激而得益最多的，就是他对于我的恳切的谈话。常常在明月之下，他告诉我青年重要的问题：性的问题、求学问题、职业问题，以及宗教问题，并且很恳切地教我怎样去解决这个困难问题。
我还记得他常常和我讲基督教的大道，并且希望我将来做一个热心的基督徒。到后来我果然信仰基督了。
陈先生是这样一个热烈的青年学生，这是我当初所认识的，到今天已经二十余年了，他服务的工作扩大了，成就的事业增加了，在教育上有很大的贡献，在社会建设中有很多的劳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他还是像那当初学生时代的青年一样，他仍有那种纯洁的习惯，纯洁的思想，纯洁的生活和爱的性情，高尚的理想，他还是对上帝对国家对人类，尽他应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