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念框架

一 基础概念

马克思把劳动价值定义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对于他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是极为必要的，也是科学的。这是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不确定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利润率下降等基本规律并没有根本性的影响。然而，在研究经济发展模式问题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不确定性却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概念基础上定义一个国家创造出来的总价值TV，它本身是所有劳动者所创造的劳动价值与折旧的加总，即：

其中，N表示就业的劳动者的数量，Vn表示第n个劳动力所创造出的价值。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每个产品都包含了不变资本折旧的价值和劳动价值。这看起来与西方GDP的度量公式没有什么差别，其实不然。其中，我们绝对排除那种完全用市场价格来衡量贡献的西方式定义。因为对于占优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言，创造出原来一般人意想不到的财富正是其本质特征。比如，在几年前，人们大概还不会把华为人视为了不起的人。现在，华为人的形象已经大变了。我们假设对劳动力的价值总是可以衡量的，尽管不一定需要精确。

如果我们把这些价值按照其物质形态分为资本品和消费品，则它也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其中，TVI、TVC分别对应一个国家创造出来的资本品和消费品的价值。资本品可能被本国或外国的企业所购买，也可能被本国或外国政府购买（当然，这种可能性会受到资本品性质的影响）。消费品可能被本国或外国的消费者和政府购买。资本品和消费品的比例被巴兰（2000: 378）看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三大中心议题之一，也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论述的一大关系。TV的增长速度与TVI、TVC的数量以及比例有关，也与生产TVI、TVC所依赖的劳动力数量、素质、企业组织形式和技术有关，它可以写为下式：

第六章的讨论与之有关。当然，公式（2.3）并不是TV的增长速度的唯一可能的决定公式。考察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对它做出必要的修正。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尽管早于社会主义经济，但经济增长率极慢。世界各国都没有基于劳动价值的直接的统计资料，我们不妨把实际GDP作为劳动总价值的一个代理变量。如果我们如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3%作为一个所谓市场经济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关于英美两国长期经济增长情况参见第四章第三节第三部分），那么中国在过去60多年中实现了远比3%要高的经济增长率。这不应该是偶然的，应该视为由一个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引发的。图2-1只是一个理论示意，因此，在该图中，我们未区分1980年前后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化。

根据图2-1来预测，在一百年后再来看世界的格局，欧美过去数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插曲。东亚地区处于世界发展前沿至少有两千年之久（Rozman, 1991: 6），只是在19世纪中期后才陷入衰落（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而到20世纪中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其之后的60多年的发展，东亚地区这种历史顿挫、插曲已经根本性地逆转了。

应该指出的是，在研究经济发展模式问题时，并不一定总是严格地使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概念。亚当·斯密有时用交换到的价值来定义价值，这在价值论上当然存在李嘉图所指出的那样的严重逻辑问题。但从发展模式来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所产生的价值交换到了其他国家的更大的价值，比如美国卖给中国大量高价格的产品（电脑、飞机、手机，不一而足），就可以说，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较大优势。反过来，如果后者抵消了前者的这种优势，那也成为后者的一种优势。

二 发展、发展战略、发展模式

（一）发展的定义和复杂性

1．定义

经济发展的内涵必须联系目标、目的和方向来确定。循名责实，发展的本义应该是，缺什么（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就要补什么，就像人缺钙就要补钙，缺蛋白质就要吃肉一样。如果缺什么，依然没有什么，那叫什么发展呢？本书把发展定义为科学目的的达到（王今朝等，2015；布罗姆利，1996: 96）。本书之所以给出这个定义，主要是因为西方发展经济学把发展概念给弄得模糊不清了。比如，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除意味着人均收入上升外，经济发展还意味着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特别是农业的份额缩小和工业的份额扩大，以及农村人口百分比的变小和城市人口百分比的变大。他们甚至强调，如果经济增长只有利于少数富裕阶层，就没有经济发展（谭崇台，2001: 6～7）。这些观点并不为错，但它们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实际影响。在过去30年中，中国人均收入确实上升了，农业份额确实缩小了，农村人口百分比确实变小了，也不能说经济增长只有利于少数富裕阶层，可是，这是又好又快的发展吗？这是科学发展吗？这是中国能够得到的最好的发展吗？答案是否定的。经济发展不能用GDP来衡量，也不能用工业化来衡量。还有一些学者，如斯蒂格利茨（2009: 174～203），虽然意识到发展目标的重要性，但把发展目标定义为“提高生活水平”等短视的功利主义目标。有的学者，如托达罗等（2009: 14～15），更注重政治，把生计（满足基本需要）、自尊（要作为一个人而存在）、摆脱奴役（自由选择）作为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和目标。这样理解发展都离马克思所讲的改造世界的目的和哲学观点太远了。经济发展一定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发展必然涉及一种蓝图、目的、空间、尽可能好的前景。如果不知道目的、目标、前景、空间，就无法绘制蓝图，就不可能指导发展，甚至阻碍发展。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西方学者指出，“发展……（已变成）大国进行国际统治的一种替代‘文明’的思想产物”（巴兰，2000: 99）。如果非要给发展下一个定义，这个定义一定要具有相对性和抽象性，而只有把发展定义为科学目的的达到才具有这种相对性和抽象性。

本来，毛泽东早已清晰地理解了发展。1949年9月30日下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的两句话中，毛泽东（1996: 342～346）则清晰地定义了发展。他说：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1954年9月1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1999: 349～351）又更加明确地说：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1954年的讲话不仅表明毛泽东已经抓住了发展的精髓（而不是豪言壮语），而且表明他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大量“艰难困苦”。由于其国家立场，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是不可能充分理解的，也不可能指出这点的，更不会强调诸如中国这样的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困难就是来自西方国家的阻挠，当然，也就不可能充分阐明这种困难，更不可能系统谈出科学的发展模式了，也就不可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了。

2．复杂性

为了实现发展，一个国家首先要根据自身需要以及优劣势，科学地确定自己在某个时期（比如5年、10年、20年）发展的目标，然后把这个目标分解为若干层级的大任务，一个大任务又包含若干小任务。如果在这个规定的时间段里面完成了所设定的目标，那就叫在这段时间里实现了经济发展。

尽管设定目标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但如果设定目标出现失误，也可能欲速则不达。人们存在多种需要，一个国家越穷，其期待满足的需要就越多。对这些需要的满足都可能成为目标，甚至目的。但这些需要之间可能是有冲突的。让发展变得复杂的是，人们可能同意，应该用目标的达到来衡量发展，但他们可能在选择怎样的目标上争论不休。在这时候，如果不是大战略家出现，发展就可能走上歧路。特别是，如果一种需要满足了，另外一种需要被忽视了，前者越得到满足，后者就越得到忽视，这种目标的设定就非科学了，而经济发展效率也就降低了。在某些情况下，或许可以牺牲一些目标来换得另外一些目标的达到或尽快达到，但如果在达到这些另外目标的过程中让那些有价值的目标越趋越远，甚至永远不可能达到，就会使得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化性更低了，甚至走上歧路了。比如，公平和效率就被许多人看作互相矛盾的目标。如果把这看作真理性的认识，公平就被兼顾了，甚至不顾了。当出现了这些问题之后，仅仅从理论上强调公平是不够的。因为已经错失了实现公平的大好时机，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发展可能难以再有本来可以获得的发展了。

即使目标设定失误或方法手段的不足，也不能否定设立目标本身作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有了自己的原子弹、氢弹。新中国成立60多年后，却没有自己的飞机飞在自己的蓝天上，没有自己的汽车跑在自己的公路上，没有自己的电脑芯片和操作系统运行在自己的电脑中。设定的这些目标是没有资源、资金、人力实现吗？如果中国今天天上飞的主要是自己生产的飞机，人们手中使用的主要是自己生产的电脑，开的主要是自己生产的汽车，并且收入分配比较平等，那中国今天达到的发展水平将是怎样一个状况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什么要把实现既定目标作为衡量发展的指标了。在经济发展模式这个问题上，科学的发展目标必须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维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只用了28年时间就推翻了三座大山，不能不说平等主义发挥了重要的功效。毕竟，无论是打土豪、分田地还是减租、减息都是平等主义政策，而新中国实施的没收官僚资本、赎买民族资本也是平等主义。任何生产力都是蕴含生产关系的。以牺牲生产关系为代价的发展不是科学发展，必然造成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发展不是维持性的变量的增加。比如，不能把消费水平高低作为衡量经济发展优化程度的标尺，因为人的吃、喝、住、穿等物质享受是有时而止的。这些变量的数量本身无须无限增加，其变化难以反映占优优势。它们只在一定限度内是占优优势存在和增强的条件。比如，为了工作，需要衣食住行，但衣食住行成本的过度增加不仅不增加占优优势，反而减少占优优势。人每天只要摄入若干热量、几升水、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睡一张床、穿几件衣服，就可以生存下来，也可以生活得相当好。用正式一点儿的术语来说，这些变量都属于维持性变量，是达到一定数量就无须再增加的变量，而不是可以无限增加的变量。吃太多、喝太多、穿太多、睡太多，反而会影响从事其他活动的数量和质量。这样看来，把物质享受的改善视为经济发展就有失偏颇了，就会把本来无须限制的经济发展限制住了。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中国采取的是节衣缩食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办法发展重工业，避免了这种指导理论、指导概念的错误。而在后来，一些采取普选制的国家采取这种民粹主义的保就业、促消费的政策而陷入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甚至因此军事政变、政权更迭等。

上述把物质享受和把消费增加、生活改善等同于经济发展的错误观点，可以通过与人性论结合而延续自己的生命。在西方理论中，自利假设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命题。在中国，人性论也有着悠久的传统。对于这些言论，一般人不易加以辨别。比如，许多人认为，“食色，性也”的话揭示了人所共有的普遍性质。据此，他们也就很容易地滑入把经济发展看作消费增加的泥潭了。其实，“食色，性也”的命题，只是一个年轻的哲学家告子对人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出来的性质所做的总结，并不为人所广泛接受。比如，如果孔子是一个极端的人性论者，因“食色，性也”而总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怎能够“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怎么能在陈蔡间，被“围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依然“讲诵弦歌不衰”呢（司马迁，1994: 574）？用经济学上的行话说，所谓的“食色，性也”只是一种趋势、倾向，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表现出来的性质，因而是可以被其他因素所遏止的趋势和倾向。而从辩证的观点来看，“食色”只是人这个客观对象的一个方面的性质，并不排除人还有其他方面的性质。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早已揭示了物质享受、消费增加、生活改善不等于经济发展的道理。比如，孟子讲了一个“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他说：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从这句话可知，在孟子看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并不见得是件坏事。一个人如果能够真正读懂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就可以避免对经济发展的一大误解。

更早的中国经典著述，比如《左传·庄公十年》，则讲了另一种情况。它说：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如果在古代，肉食者未能远谋，在现代，是否消费增加就能算作经济发展呢？否。如果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反而变得更“鄙”、更“奸”，不能说实现了经济发展。这样看来，消费增加不仅可能不是经济发展，而且可能不利于经济发展。

荀子曾说：

圣人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荀子的意思是，人的欲望要有所克制，不能无限地追求欲望的满足。在无法依靠个人自觉地克制欲望的情况下，荀子借圣人所制定的“礼”来加以克制。他的“礼”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意识形态。这样，也就可以理解，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不是无限制地满足人们的需求了。而在任何时候，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有一个需求的合理性问题了。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经济发展不是保障物质享受，那用刺激奢侈型消费的办法来保障、刺激经济增长就更加错误了。毕竟，前者还没有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而后者不仅把手段当成了目的，而且犯了决策科学性的错误：这个手段既不有效，也不合理。

在发展目标的选择上，尤其需要警惕西方话语。强国的利益在于它把后发国家拖入贫困陷阱之中，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钱袋”或者加工厂。1948年前，英国通过以很低的成本控制印度，再从印度获得巨大资源，把印度变成了英国的“钱袋”，又用这个“钱袋”支撑自己的帝国地位，从而又把印度变成了英国的杠杆。如果不能变成它们的“钱袋”，那么，阻碍其实现真正的发展是符合它们的利益的。比如，一些学者把减少贫困作为发展的目标（贝斯利、坝波尔，2000: 79～104）。贫困能解决吗？即使能够解决，算是实现了发展吗？幸运的是，西方减贫理论并没有成为中国的发展指导理论。又如，中外历史都说明，GDP不是全面反映和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从国外的例子看，日本经济曾占世界第三位，但其能源、食品和制造业利润都依赖于美国，更不用说还处于美国的军事占领之下，其根本引不起美国政治家的重视。波斯湾石油国家与日本有类似之处。从中国自身历史看，中国清政府时期的GDP曾居世界第一位，结果很快沦为半殖民地。西方GDP概念对于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具有破坏性。当中国一些官员以参加锦标赛的“精神”把那种唯GDP论的西方发展理论、增长理论排他性地应用于他们所管辖的行政区域时，不仅自己贪污腐败，而且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破坏。毕竟，在1949～1976年，中国已经建立了廉洁的政府，一个适应新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社会框架。这些历史足以说明一个普遍的道理，把西方GDP理解为经济发展可能形成一个错误的极端。这样看来，西方宏观经济学对GDP的批评只能说是“小骂大帮忙”。

（二）发展战略

战略是在一段时期内走过一条道路的方法、手段。制定战略的目的是要了解情势，识别可能的危险，在此基础上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战略一旦错误，就会影响发展模式的选择，就会导致偏离既定的发展道路，即使既定的发展道路是占优的。任何一个战略的实施，都会产生一定的结果。同一战略，起点不同，达到的结果就不同。内外部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交叉作用也决定着战略实施所能达到的结果。当起点极低，内外部因素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即使达到某种看似并不起眼的发展成就都应该被视为战略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实现发展，毛泽东那一代人历史地、必然性地选择了优先重工业发展的战略。今天，一些中国学者质疑这种发展战略的合理性。重工业优先发展，就像一个大学理科的学生要先学习微积分和线性代数一样。中国如果不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无法最优化地发展自己的轻工业。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且不说中国100多年落后挨打的历史，仅22年（从1927年算起）的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切肤之痛（中国共产党在夺取东北之后，就在接下来的解放战争中享受到重工业的利益），就让共产党人意识到要建立强大的国防，要抵御外侵，要争取人民解放，离不开重工业。可以说，那个时期的中国一致同意地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这个目标和任务。他们实现了经济发展吗？根据上述理念，他们实现了经济发展，即使中国的消费品供应的改善有限，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也让中国实现了发展。这样来看，不仅工业化是发展，提高粮食产量也是发展，国防成就也是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都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的。这就表明，发展手段和发展战略非常的重要！

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国家没有实现经济发展，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或领导班子没有为这个国家确定一个切实可行的长远的战略发展目标，以及没有采用本来可以采用的实现这个目标的必要手段。没有确定切实可行的长远的战略发展目标以及没有采用实现这个目标的必要手段，可能是参与、主导战略制定的人的学识、价值观、信仰等存在重大缺陷。这些方面的重大缺陷同时也给敌对国家的诱导（使该国做出错误战略决策）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果一个国家参与、主导战略制定的人的学识、价值观、信仰等存在重大缺陷了，再受到敌对国家的误导，那么，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地制定策略都不足以保证战略的成功。如果一个国家既有发展目标的失误，加之手段的失当，失败就注定了。苏联解体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这两点。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不希望中国甚至也不希望拉美那样的国家科学设立目标和科学选择达到目标的手段。为此，他们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比如，当拉美国家在发展计算机上出现失败时，他们就把这种失败夸大为违背比较优势“规律”导致的必然失败。他们不仅把科学选定的发展目标说成不可能达到，还经常试图用貌似正确的理论，如自发秩序、自由放任、比较优势，迷惑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双眼。然而，当失败还不是非常明显时，有学识、价值观、信仰等方面的重大缺陷或受到敌对国家误导的决策者甚至把战术的胜利（如GDP增长）无限放大，用于证明自己的正确。这样一来，国家就更加危险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对战略与发展的关系的分析打破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把发展与否、发展好坏归结为制度的神话，而且为好的制度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潜在的解释。

（三）发展模式

在本书中，模式是机制（Angus, 2010: 3-16）、道路、方式的同义词，它由一系列相互联系、时间上并存或继起的战略构成。尽管它们所指可能有所不同，但只是侧重点的差异而已。改变中国经济的状况和增加人民的福利，进而改变国际地位，是发展模式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战略要由政治来控制，也服务于政治的需要。这要在理性的计算基础上才能成功。人走多了固然成了路，但不一定是好路。道路的选择和实施不是简单的实践，必须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迂回。

一个国家在某个阶段的经济发展，起点无法选择，道路却可变，终点因而也可变。这个阶段的终点，决定了第二阶段的起点。第二阶段起点高了，道路优化性低一点，其终点可能比其他国家高。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在经济发展的若干阶段都尽可能地保证经济发展模式的科学性、优化性，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由此看出，经济发展模式的性质与国家的命运攸关。经济发展模式科学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在百年内不可能低于美国3%的年平均增长率，甚至可能在百年内不低于日本战后30年左右的时间里7%的年平均增长率，而且不会出现美国、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分裂、“拉伤”，更不会出现危机了。这样看来，经济增长率只是一个表象，经济发展模式的性质才是问题的关键。图2-2的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表示经济发展水平。Z1、Z2分别代表某个国家选择的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Z1在第一个阶段表现优于Z2，但在第二个阶段则被Z2超过。Z3则代表在某个时间出现的“陡直的起飞”（巴兰，2000: 342）。这种“陡直的起飞”出现的时间点当然是可变的。

比如，坐标原点可能代表1949年的中国，也可能代表1980年的中国，甚至可能代表1998年或2008年的中国。这些年份都构成重要的时间节点。在这些节点上，中国经济发展本来可能有其他的走向的。确实，大量研究和诸多学者高度评价排除掉“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1949～1980年的中国经济，并认为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时期为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否应该在全国推行，本来是“两可”的。在2008年，中国是否推行四万亿元的投资，本来也是“两可”的。

要实现赶超，或达到既定的目标，既要科学冷静地理解现实，又要勇敢地采取行动。多马（1983: 14）认为，发展模式的选择绝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理论，而是涉及整个社会结构（货币、储蓄、分配、投资、消费、财政、贸易、管理、政治、教育、法律、态度、市场、计划、协调、阶级、地理、技术等）、众多变量及其相互关系，需要大量的具体工作，需要能综合一切社会科学的资料和观念的能力，需要具有远见和想象力的哲人的工作。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具有远见和想象力的哲人的工作恐怕是指动员足够的国家机器和社会民众力量，来抵抗那些存在于党和政府中的破坏、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少数官僚集团势力。

由此可以看出，两个国家即便在起点时处于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那个发展模式选择更为科学合理的国家的经济可以更快发展，在一个阶段后达到更高发展水平。发展起点不同时，那个后发国家如果能够及时纠正经济发展模式，也就能够弥补差距，反之，差距就会进一步扩大。因此，一个经济后发国家如果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能保证经济发展模式的科学性、优化性，它成长为世界的经济强国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由此看出，经济发展模式的性质确实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攸关。

三 占优的经济发展模式

图2-2中不同道路所涉及的变量在本书中被称为状态变量，以表明它们在每个时刻都对应一种状态，并可以用某个确定的值来度量。本书选择企业组织、研究开发模式和资本获取使用方式作为状态变量。

（一）占优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占优优势

在博弈论中，当一个选手不管其他选手采取怎样的策略，自己所采取的某个策略总是让自己利益达到最大时，这个策略就成为占优策略。在博弈论中，占优策略只是一种或然存在，并不具有分析的价值。占优策略只是一个被略略提及因而在其中微不足道的概念。占优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相对其他发展模式的优势性、稳定性、不可撼动性而特别值得详加研究。

与博弈论中的占优策略不同，占优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一条绝对固定不变的经济发展模式。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的国内国际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它们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某些方面就可能受到国内国际事务的影响。然而，变化中总有不变的因素。特别是，往往是事物的形式变化了，但本质并没有变化。占优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是由经济发展中的不变的根本因素所形成的一个相对固定的模式。

占优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势是一种策略优势、框架优势、长期优势、全局优势。在这种优势下，必然存在战术优势、短期优势、局部优势，通过这些优势的积累来实现经济发展。作为一种超级优势、根本优势，具有决定意义的优势，它不仅优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的概念，而且优于先发优势、竞争优势等概念，还排斥了后发劣势等概念。在经济上落后其他国家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应该追逐一种超级优势、根本优势、长期优势等具有决定意义的优势，而不是一种微弱优势、短期优势、比较优势。这种利益可能为中国赢得无须动用军事力量就能获得的强国地位，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战争进行的时候，可以在GDP水平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为战争提供相对GDP优势国家更多的经济资源。

占优优势不是均势。在均势格局中，只有通过一个国家获得与另一个国家类似的发展才能达到抵消另一个国家的资源效用的效果，就像冷战时苏联核武器的发展抵消了美国核武器的效用一样。但对于落后国家而言，在经济上获得均势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经济上的竞争乃至对抗是比核武器上的对抗更普遍、更重大的。

占优优势的目的不是如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所宣称的那样建立相对西方的全面绝对优势。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依然难以在人均GDP上超越西方。即便中国GDP在世界居第一位，也可能会遭遇西方国家的集体“挤对”。占优优势是中国在西方处于优势地位下的自我发展之路，它是一条耗尽所有可能的机会成本之路，是一条获得其应该获得的收益的经济发展之路，是一条有所为有所不为之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越能耗尽所有可能的机会成本，越能得到应该得到的收益，其占优优势就越强。

经济发展模式的占优优势固然可能来自占优的经济发展模式，但也可能来自其他方面。《孙子兵法·谋攻篇》中说“乱军引胜”，即自己（敌人）军队混乱而导致敌人（自己）胜利。如果西方国家出现政治内乱、经济混乱，就客观上给中国增加了优势，尽管这种优势不是占优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产生的。在军事上，避实击虚是以弱胜强的不二法门。在国家与国家的经济竞争中，利用另一方的弱点、缺点、混乱都是自己取得胜利和获得发展成果的不可忽视的途径。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危机多发、频发、深发（王今朝，2016），为中国避实击虚和“乱军引胜”提供了极好的历史性机会。

经济发展模式的占优优势还可能因虚拟优势而加强。与军事一样，在国家的经济发展竞赛中，优势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是不断转化的。西方发展出核武器就产生一种核威慑力量。但如果核威慑只是一种威慑，一般并不能实际应用，因而与“纸老虎”无异。这就是一种虚拟优势。核武器的存在意义就比高级的常规武器的存在意义要小。当其他国家也生产出核武器之后，就把它所拥有的威慑力量部分或全部抵消了。然而，也应该看到，虚拟的占优优势也可能会带来好处。毕竟，在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决策中存在光环效应、启发式代表性思维等非理性因素。

（二）占优策略和占优优势产生的机制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具有占优优势取决于社会绝大多数个体是否积极参与。当毛泽东（1999: 23～49）说“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时，他就意识到社会心理、民意的重要性了，而他为新中国所设计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不仅是针对特殊的问题而设计的权宜之计，更是基于中国未来的全局性、整体性问题在讲占优策略和占优优势了。占优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道路。这些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直接的、间接的一切积极的因素会产生出一种强大的协同效应，从而实现经济快速而高质量的发展。这种协同效应既产生于诸多变量的“同时发力”，又产生于变量之间的网络外部性效应，也产生于良性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还产生于自变量之间的替代效应和对逆向冲击的防范、对最好可能性的争取。只有把社会大多数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才能让许多生产和社会管理、发展领域和环节用更少的时间、更低的成本达到其他国家同样的甚至是更高的效益和（或）效应，经济发展的目的（如实现工业化、建设一个完备的工业体系）才能尽快尽早实现，而且这个阶级的利益越得到巩固，这个阶级的国家就越发展。

调动积极性不是经济刺激。正如Robinson（1973）曾说，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劳动者的工资并不高，并且管理者工资与普通劳动者工资相差不多，中国不是如苏联那样用奖金来提高工人和管理者的积极性。这主要是因为在物价水平极低的情况下，普通劳动者有工作，生活有保障，相比旧社会有明显的改善。这时，物质激励是不必要的。物质激励反而促使消费主义产生，从而导致积累的下降，导致投资的下降，导致再生产速度的下降。中国人既有的简朴的生活习惯，低贴现率，偏重未来的价值观共同导致他们自然产生对于消费主义的抵抗。

不采用经济刺激的办法何以能调动积极性呢？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不仅是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更是解决群众的一切实际生活问题。本书正是基于这个思路来阐述占优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的。

实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战略的20世纪中期后的中国，与历史上的秦王朝不同，也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后者那种依赖于少数人、服务于少数人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少数人把劳动者作为会说话的机器，作为与机器地位对称的工具。在他们的作用、强迫、压迫之下，普通劳动者仅仅是为了生存、生活而劳动，谈不上信仰、理想，更谈不上在共有的信仰和理想作用之下上下同心、官兵一致、官民一致、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一致、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一致、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的经济发展。于是，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中，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也就主要是调动少数人的积极因素。但从时间上看，每个人每天的劳动时间禀赋只有24个小时。因此，调动少数人的积极因素来实现经济发展的效率无法与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来实现经济发展的效率相比。在这种调动下，经济发展模式所形成的意识图式、印象会让社会绝大多数个体感觉到印象整饰、扭曲，社会心理状态的失衡、分化也由此必然产生。

（三）占优经济发展模式的指标衡量问题

占优的经济发展模式一旦形成，其衡量并不具有必要性。如果非要衡量，那么，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占优优势只能用这个国家的增长结果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目的、需求的一致性而不能用GDP来衡量。衡量经济发展模式占优性程度的确定的指标体系即使存在，也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我们这里只提出如下几个方面请读者加以注意。

首先，西方的发展绩效指标不能简单移植到中国。发达国家已经各自形成具有优势的产业。中国则不同。中国的许多产业需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建立和发展。在今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些产业在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能与西方的成熟企业和产业全面地在质量、价格、功能、成本上相比，就像当年中国工农红军不能与国民党的军队比人数、比装备，不能进行阵地战一样。中国创造经济发展模式的占优优势目的不是波特（2002: 23）所谓的“国际成功”，即不是立刻拥有可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进行他们所擅长的竞争的优势。因此，衡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指标应该与西方指标具有根本的差异。中国的企业和产业无须在西方认可的某些指标上与之争短长，而最多只需要像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通过运动战的方法打败国民党军队一样在市场竞争中胜出即可。就如毛泽东（1938）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中国在诸多方面（武器、训练、机械化等，即内生变量）劣于日本，所以中国不能速胜，但由于中国土地广袤、人口众多，所以只要发动群众（外生变量），日本就不能灭亡中国，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中国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国内需求，而不是对其他国家进行巨额并持续的出口贸易或投资（王今朝、龙斧，2011b）。因此，只要中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取得相对于过去的自己的巨大改善，就在战略上立于了不败之地，就可以不断积小胜变大胜，最终实现对西方经济的超越。中国只要比西方国家在实现发展的每一个维度上面花费时间更少，投入价值更少，就是一种发展模式的优势。当然，竞争是动态的，是因时而变的。当中国企业和产业获得充分发展以后，中国或许就可以采用西方标准，进行战略的决战。

其次，行业、企业利润的高低并不是衡量占优优势的可靠指标。其实，就是在西方，利润也并不代表效率。美国化学、机器制造、电子设备、塑料和橡胶、金属制品工业的实际产出可能出现负增长（Tassey, 2014），以某种利润指标来衡量，意味着这些行业的利润率下降，但它们依然比中国的同类部门具有竞争优势。即使西方私人企业规模大、利润高，但中国国有企业可以利用低价格夺得西方国家在中国甚至在国际上的市场份额，从而让西方企业陷入无法承受的亏损（最后可能倒闭），这就如红军虽然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依靠诱敌深入等战术和不怕牺牲的精神获得局部优势，从而取得局部战役的胜利（最后推翻国民党政权）一样。这样，就可以理解，高利润（如中国房地产）可能是国家的竞争劣势，一些企业、行业的低利润可能正是总体高利润的条件。当然，占优优势也并不排斥利润。比如，中国消费者成熟度与西方消费者的成熟度相比具有差异，因此中国企业就可以通过产品的性价比优势胜过西方企业（比如，20世纪80年代在索尼、东芝、松下彩电热销中国的时候，石家庄产的“环宇牌”黑白电视机热销中国农村）。因此，占优优势和西方管理学的竞争优势的概念又有所不同。

再次，占优优势不只体现在经济指标上，还体现在一些非经济指标上，因此占优优势也与GDP增长率没有简单线性关系。比如，经济独立对于一个大国极为重要。保持一个国家的经济独立性，不仅要求其贸易政策与西方自由贸易政策不同，与西方金融政策不同，而且要求其科学技术、企业政策、国防建设等都不同。又如，国家通过发展生产改变贸易条件实现国际贸易的地位平等也可能作为一个目标。但是，也并不是所有非经济指标都与占优优势有密切的关系。比如，一些学者所关心的识字率、预期寿命、健康状况等非经济指标在经济发展模式的占优优势形成上只是条件性因素，而它们的改进可能首先是占优优势的衍生现象。比如，古巴的医疗世界领先是其社会主义制度所致。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当然占优于古巴卡斯特罗取得政权以前的古巴社会制度。

最后，在一定限度内，生产关系的社会化程度与占优优势具有正向因果关系。世界各国所遭受的生产关系私有化的困扰使得这个性质尤其值得重视。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了，但生产关系恶化了，这个国家的投入产出比就不是最优的。那种只关心利润（率）、GDP（增长率）的投入产出概念不过是唯生产力论的变种。就如一个穷人不能因为吃足了肥肉就心满意足一样，一个国家也不能因为GDP有所增长就认为自己实现了发展。保证了这个生产关系后，企业的投入结构、社会结构可能与西方的也不同。

（四）占优经济发展模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国家的占优优势一旦建立，就会长期存在，并稳定地发挥影响。这一点与企业的竞争优势不同。企业的竞争优势可能是建立在一个资源、一个信息、一项技术、一个管理者的基础上，因而当这些因素变化时，企业的优势就可能失去，甚至转变为劣势。本来，国家的竞争优势就与企业的竞争优势不同：一个或几个企业的竞争优势的丧失并不一定会影响这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只要这个国家不断兴起新的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即可。而当一个国家建立了占优优势之后，即使每个企业与他国的企业相比在许多方面处于劣势，它们都可以通过联合、无限注资、田忌赛马等策略来取得相对他国一个或几个企业的优势。这种格局很难被打破。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当共产党发动起群众后，日本军队接触到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可能抗日，而日本人不可能把其占领地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杀光，因为它需要中国的劳动力为其战争服务。否则，中国的资源它就无法占有。所以，在抗日战争中，人口众多成为经济落后的中国产生占优优势的一个不可抗拒的根本的稳定因素。在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所有国有企业在诸多经济指标上都不如西方企业，但它们都承担了中国那个时代需要它们承担的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当新中国建立起公有制经济的“巨轮”之后，它们就更成为一个起稳定作用的占优优势因素。这个因素这么强大，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承包制和90年代的“国退民进”，依然没有消失，依然使得许多外国学者承认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占优经济发展模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还表现在，这种经济不会出现类似美国1929年和2008年那样的波动，因而无须如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担心经济危机会波及整个社会。因为整个经济的宏观比例关系处于一种较为均衡的状态之中。生产是按照合理的需求而不是依据利润的需要来进行的，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分配结构也使得产品在生产出来以后不会因为购买力不足而不能销售出去。政府无须为刺激经济而实行赤字性政策。国债的规模因此被限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不会无限制地增长。整个国家也不会出现大量投机资本。这都是占优优势稳定性的体现。即使经济出现了波动，它也无需凯恩斯式、货币主义式的政府干预来稳定经济。比如，如果中国实行人人有工作、按劳分配的就业制度，这看似会人浮于事，但它消除了收入分配不公等带来的社会矛盾，消除了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必要性，消除了通货膨胀的最基本动因，消除了估计基尼系数的必要性，消除了政策动态不一致性的必要性，因而也消除了所有的相关成本。这些成本足以维持人人有工作的就业制度。历史表明，西方式医疗保险制度、劳动所得税扣抵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不可靠，量化宽松和赤字财政不仅没有效果，而且加剧了下一次危机。如果把这些只能视为安慰剂、舒缓剂的西方经济政策提到经济发展模式的高度，那无疑是经济发展模式上的自杀。占优的经济发展模式不需要那些花哨的西方式医疗保险制度、劳动所得税扣抵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也不需要金融的量化宽松和财政上的永久赤字。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完全可以选择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一个弱国可以通过创造自己特有的或相对他国的某种优势来发展自己，从而超越他国，甚至取得超级优势的地位。占优优势不否定存在矛盾。在占优发展模式的行进中，个别的领域、行动依然可能出现失败，但这种失败只能理解为“胜败乃兵家常事”，并不否定占优优势的存在。

（五）占优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势性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当年抗日战争一样面临敌强我弱的战略格局。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模式的占优选择应该首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在此基础上积小胜为大胜，最后实现世界格局的整体扭转。当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中国缺乏资本的事实以及资本原教旨主义理论等，西方人预测中国难以实现经济发展，同时又认为他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因而设定世界冷战格局。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要突破这个格局。结果怎样呢？对于中国1949～1976年（“文革”“大跃进”除外）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Riskin（1987）、Robinson（1975, 1973）、Richman（1969）等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个被人视为“东亚病夫”，任人欺凌、任人宰割的国家，在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隔绝的情况下，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百般阻挠之中，在一个被国民党认为管理经济只能得零分的政党领导下，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不具有占优性，即不具有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的优势性、稳定性、可靠性，会得到来自世界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在内的学者的高度评价吗？

占优优势一旦形成，重复博弈的机制就会使得中国享受巨大的利益。由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即使在“文革”中，中国的科研和生产都在发展，中国不仅在科研上，而且在汽车、飞机等重工业制造能力上都达到了“先进门槛”水平。这些事实证明，当中国普通劳动者展现出其创造性、积极性时，就可以创造出人类历史的伟业。对于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人才短缺是一个瓶颈问题。如果不依靠广大的普通劳动者的积极性的发挥，并在这个发挥过程中展现自己的才华，从而逐渐晋升到各行各业的领导地位，这个国家的发展目的就无法达到。在没有相应的管理队伍的条件下，物质资本投资越多，经济发展的代价可能就越大。

占优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势性可以通过进一步与西方经济理论和西方管理理论中的竞争优势理论对比加以说明。西方管理学重在单个企业的成功，把企业最基本的竞争优势看作源自各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价值、文化、政治体制以及历史的差异（波特，2002: 17～19），把国家的成功主要看作企业成功之后的自然结果。其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成果中固然有那些明星企业的成功，但其整体上并非全部成功（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第二、第三部分；王今朝等，2016）。本书的占优优势理论则把社会利益置于优先的地位，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它针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化、分割而认为，不同社会人群之间的合作要比竞争更能够创造价值。他们在合作中而不是在竞争中各自得到与其分工地位相对称的差别性收入。这种收入上的差别性是小的，因此，它限制了竞争的范围和程度，最大化发挥了合作的价值创造功能和分配公平功能，从而也使个人充分地发挥出主观能动性，表现出最大范围地被调动起积极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缺乏必要的支撑体系，许多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没有机会发挥（Leibenstein, 1987）。

占优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有效地吸收西方管理学所挖掘的竞争优势的有利方面，而避开其缺点。西方管理学意义上的企业竞争战略的目的是企业在产业中发现一个优势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从事各种交易活动并组织完整的价值链（波特，2002: 39）的企业可以最好地保护自己免受竞争力量的攻击，或者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影响其他企业。在占优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企业不再是它们自己发现一个优势位置，而是由社会来安排这样一个位置，并根据这个位置，综合社会需要，制定不同的战略。这种优势比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企业都从事这些创造竞争优势的活动所创造的竞争优势的总和要来得大。占优道路使得西方那种企业之间的竞争战略变得不再重要，而是让企业从社会效用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其活动的安排，从而使得包括物料采购、人力资源、技术发展，以及财务管理、行政管理、内部的后勤补给、公司运作（制造）、外部的后勤补给、营销与销售、售后服务等活动（波特，2002:39）都有力地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在占优道路中，中国企业也会如西方企业一样关注保持灵活性、纳入新思想，或建立关键资源，从而形成模式、战略、道路。比如，中国企业可以和西方企业一样采用高成本的产品设计、昂贵的零部件和更高的质量，同时享受降低售后服务成本的好处，但它们控制的成本（不仅包括狭义的制造成本，还包括产品开发、市场营销和售后成本）也会与西方企业有所不同。中国的企业也会如西方企业一样，几乎在所有产业同样都有多样且分割明显的产品、多重选择的产品渠道以及不同类型的顾客群（Porter, 1998: 4），但企业不会针对其他企业通过抢先行动创造先行优势从而增加自身利润。中国的企业也会如西方企业一样，关心如何开发新产品、新流程，在特定产品上进行数以千计的生产流程设计和改善（波特，2002: 9），建立起以大量营销为基础或者以高级顾客群为基础的品牌，却不会如西方企业那样进行广告战。中国的企业也会如西方企业一样知己知彼，但信息共享更为充分，从而形成一个庞大而高效的情报系统，能够抓住市场信号、对来自国外的竞争者采取优化的应对战略，对不同国家的竞争者采取不同的策略。中国企业的纵向一体化、重大生产能力扩张和进入一个新的产业（Porter, 1998: 14-16）在内的战略决策将达到极高水平。具有高度专业能力的人力资源自然出现。培养他们不是只靠一般的教育体系，而是与企业实践更为关系密切。在占优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约束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与客户的谈判力量、与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和新加入者的威胁等产品需求因素都发生了变化（波特，2002: 33）。企业将更加安全、稳定，从而能够一致对外。在一个模式、战略、道路使用一段时间后，中国的企业也会找出新的模式、战略、道路。这些新的模式、战略、道路包括运作方式、新的工作流程、新的技术或新原料等。

波特（2002: 3～4、11）正确地看到，政府必须努力经营像诱因、努力与竞争等可以提高生产率的关键因素，而非一般常听到的补贴、集体研发或短期保护政策等看似有效实则降低生产率的做法。政府最适当的决策是推动并挑战产业升级，而不是为产业逃避提供进一步的协助。但他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而这就限制了政府在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上发挥最大作用的可能性，因而不可能是占优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本书看来，政府在创建经济发展模式的占优优势上的作用要比波特所想象的大得多。参见本书第七章的分析。

从占优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看，依靠低工资承接外国落后产业、非主要生产职能的雁阵模式（Flying Geese）来发展自己经济的战略最多只能是个点缀，最多是少数地区、行业的权宜之计。按照占优经济发展模式理论，中国对机械、化工、航空的使用应该减少到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水平（比如控制个人轿车拥有率），中国应该建立能源、资源节约型（缺少钢铁和石油，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减少对它们的使用和依赖）和社会保障型（劳动力密集技术难以应用，人人享有工作保障）的社会。按照占优经济发展模式理论，低价格是好的。低价格的企业如果提供多种功能，就可以为整个国家创造占优优势提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