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荟萃

网络正在挑战传统媒体，使越来越多的人趋于新媒体。新媒体的定义在不断更新，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颠覆，在传播形式上非常大，例如电子报刊、数字报刊、网络电视台，等等。新媒体促成了媒介大融合和媒介的改变。传媒的改变体现在三个方面：内容源的改变、传播模式的改变、内容消费的改变。

——刘冰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副主任)

如何成为真正的新闻人，有以下三点：第一，有培养的地方就有人才，人才必须经过培养才能出现。第二，有感恩的地方就有人才，具有回报的心理才能成为人才。要抱着一种“感恩哲学”“万事拜托”的思想，承前才能启后，继往才能开来。第三，有理想的地方就有人才。学校培养新闻人才的方式不是训练而是教育，因为教育是有理想的。新闻工作者要像医生、律师一样，不只是为了赚钱，不只接受技术、职业的训练，更是为了新闻理想，为了引发思想，为了社会责任。教育一定要有理想来做指引，而不是一种职业训练。

——郑贞铭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

麦克卢汉理论的重大影响在以下七个传播学研究领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是新媒体与技术；二是文化批判研究；三是新闻学及广播电视学；四是大众传播理论及研究；五是语音传播；六是广告及公共关系；七是视觉传播。在新媒体技术时代，我们可以从麦克卢汉的思想中得到不同的理解及新的观念。

——苏钥机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香港新闻教育基金秘书长)

中国的网络舆论场绝对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烈度最强的，政府要从表达到学会倾听，民众要从倾听到学会表达。政府决策还得充分考虑那些“无声”的中国人的心声和利益。

网民是对民生、公民权利、公共治理最敏感、最敢言，也最擅说话的人群，“网络舆论”可作为现实民意的风向标和参照系。网络的敏感性和高强度，与当今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叠加有关。我们要理解“网络围观”背后的集体焦虑和“2012情结”。

——杜登斌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人民在线副总经理，中国发言人俱乐部秘书长)

在Web2.0时代，新的应用加深了网络信息消费的社会化。网络消费的社会化含义是双重的，它一方面意味着，在传统媒体时代相对独立的个人信息消费行为，在网络中变成了一种社会性的行为，能够与他人的行为结合形成强大的社会效应；另一方面意味着，作为个体的网民，其信息消费行为往往不是基于个体的自主判断与选择，而是在社会氛围作用下的复杂过程。就这点而言，人们有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在信息消费中失去个体独立性。

——彭兰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将互联网的创新开拓与青年成长更好地结合，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知识创新，把握互联网发展方向。微博就是对前面所有媒体的一种吸收、消化和整合。所以，不要把微博和以前所有的媒体做简单的并列。第二，服务创新，把握青年学生内在需求。第三，路径创新，把握教育规律。第四，模式创新，把握七个结合。

——谢海光 (《文汇报》党委副书记)

互联网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大体而言，影响如下：第一，加快了信息传播和分享的速度；第二，成为表达民意的渠道；第三，起到了社会动员的作用。就这三点而言，前两者的效果要明显些，社会动员的效果则比较弱，目前并没有太多例子能够证明互联网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公共政策。

——钟杨 (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致远讲席教授)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内容生产商，如何在“拿来”的同时，多一些奉献精神，生产出更多有益于人类、可以回馈世界的东西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在研究中要做到：第一，探究网络传播的结构，跳出从现象看表象、跟着别人走的传统模式。第二，体现网络环境的特性，这一特性，是中国与别的国家不一样的，但不能拿这种不一样的东西作为可以保守、自我封闭的借口。第三，新媒体的网络传播研究，面对的是新的空间，需要建立新的模型。

——李欲晓 (北京邮电大学国际学院院长，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人社会认同的结构建立在一套强有力的关系体系之中，其文化内核是群体化的、联系化的，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取决于社会关系的强弱。随着社交媒体在中国社会的伸展，传统的人际结构受到新型技术的冲击，不断推进在网络层面的社会信任和权力的重构。在这种背景之下，政府应该相信微博、相信人民。

在北京“7·21”暴雨中，微博发挥了推进社会信任重建的实践作用。主要表现为：政府管理部门开辟新媒体阵地，及时发布权威消息，应对突发与危机事件；开通官方微博、官员微博、新闻发言人微博等 (如微博平安北京)；传统主流媒体抢占新媒体高地，利用自有优势，化解危机，通达民意，提升公信力，如《人民日报》官方微博。

——张国涛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现代传播》责任编辑)

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首先，应提升公共事务的信息公开程度，加强政府的公信力建设；其次，要加强对新媒体传播媒介的认识和运用，建立一套与网络民意互动的新机制，寻找执政目标与网络民意之间的契合点，以推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

——谢耘耕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远东书院院长，教授)

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演进规律和变化趋势为：受众议程设置作用显著增强，与媒体议程设置共同引导舆论；在公共事件中，网民关注的落脚点是政府行为；围观心理和追责欲望在提升；经济多元化带来话语的多元性；县市级舆情成为民意汹汹之势等。这些研究结论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的网络舆情、对我国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沈阳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主流媒体和网民看待危机事件主要有以下几种框架：问责框架，主要是对事件责任的追究；人性框架，事件是否伤害到了个人；经济框架，事件是否造成了经济损失，是否涉及索赔；否认框架，事件的当事人否认事件的责任，或者否认事件的严重性；领导人框架；救援解决框架。

——孙少晶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围观改变中国”成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关于微博的研究议题有三个方面：微博对公共事件认知的影响；影响微博参与的各种因素；微博参与对社会的影响。

其中微博参与的形式有四种：微博动员、响应动员、信息生产和信息转评。微博动员最受人关注，但是使用频率最低；响应动员比主动使用微博动员的人多；信息生产和信息转评的人是微博的主要群体。

——韦路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互联网对新闻生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消息源、文本形态、新闻背景、反馈与民意和社会影响。其核心是从组织化生产转向社会化生产。从消息源来说微博的影响变大，与以往不同，互联网上的消息源是多元化的，每个受众也可能成为消息源，人们也可以通过微博和私信来寻找消息源。但这种影响有负面因素，会导致消息源的同质化。

——张志安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报刊业与新媒体相比具有五个方面的独特优势，包括品牌优势、公信力优势、行政资源优势、客户资源优势及人才积累优势。报刊业与新媒体呈以下三种竞合态势：第一，报刊业变被动应战为主动出击，凭借纸媒自身优势，在与新媒体的竞合中取得不俗战绩。第二，新技术的发展，为报刊业与新媒体的竞合不断提供着新路径和新动力。第三，文化大发展的宏观政策背景和不断增长的电子阅读趋势的微观变化，促进报刊业与新媒体在竞合中谋求产业突破。

——杨驰原 (《传媒》杂志主编)

报纸会不会灭亡这个问题是个伪问题，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怎样提高纸媒的质量、提升记者的水平，才是关键所在。增加传播渠道、办全媒体、办网站都不能解决目前报业的问题，最关键的还是报业得在众声喧哗的传媒时代发出最响亮的声音。报业应当朝着“以专业化水准办精品报”的方向前进，为读者当新闻秘书，替读者选新闻精品。

——刘鹏 (《新闻记者》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