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补天”意象与儒释和合思想

魏颖

【摘要】“补天”意象是《红楼梦》的核心意象。围绕“女娲补天”的神话，繁衍出贾宝玉以情“补天”、薛宝钗以俭“补天”、贾探春以法“补天”等象征性情节。“补天”意象在一定程度上和合了儒、释文化思想，折射了曹雪芹复杂而多元的精神诉求。

【关键词】《红楼梦》 “补天”意象 儒释文化 佛教思想

关于《红楼梦》的创作主旨，众说纷纭，学界一般将其归纳为双重主旨：一是以个人经历为线索写家族盛衰史，可称为家族悲剧；二是以个人情感体验为基础，以宝黛爱情为中心写一群少女对理想世界的追求与失落，为闺阁昭传，可称为女儿悲剧或情的悲剧。这双重主旨在整体结构上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家族盛衰构成了小说的基本环境，贾宝玉与一群年轻女儿的爱情和命运是由此决定的；另一方面，家族盛衰是小说描写的整体生活内容，而女儿命运“情”的悲剧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是小说的重心但不是全局，因而二者又是整体与部分（中心）的关系。从全书的整体构思布局看，无论是“大旨谈情”的女儿悲剧，还是“伤时骂世”的家族悲剧，归根结底都统摄于小说中的核心意象即“补天”意象。围绕着“女娲补天”的神话，繁衍出若干补天型人物，如贾宝玉、薛宝钗、贾探春等，以及由“补天”人物创造的象征性补天情节等，它们共同组合成“补天”意象，其本质都是曹雪芹“补天”情怀的投射，也就是说，曹雪芹“十年辛苦不寻常”创作《红楼梦》，宗旨并非他在小说楔子里所说的为人“消愁破闷”“喷饭供酒”，而是有着救世济人的高远境界。

《红楼梦》的“补天”意象与“女娲补天”的神话存在怎样的互文关系？补天型人物的救世济人表现在哪些方面？“补天”意象的文化根源何在？这都是本文关注并探讨的问题。

一 “女娲补天”与“弃石下凡”

“女娲补天”是《山海经》中代表性的神话故事，叙述上古时候，共工与颛顼争夺帝位失败，共工一怒之下用头撞向不周山，折断了天地之间的支柱，导致天空破了一个大洞，向西北方倾斜，支撑四极的柱子折断了，大地向东南方塌陷，山林燃起了大火，大地上洪水泛滥，人们流离失所。于是，女娲熔炼五色石以补青天，折断鳌的四肢来把擎天的四根柱子支立起来，杀黑龙来拯救翼州，累积芦苇的灰烬以抵御洪水。终于，苍天得以修补，苍生获得拯救。《列子·汤问》对“女娲补天”的神话也有所记载：“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

《红楼梦》的第1回，置换变形了这个神话：“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梗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在接下来的叙述中，青梗峰下灵性已通的“石头”带着上古时代弃而未用的遗憾，幻形为一块小儿口中可衔的美玉，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又跟随神瑛侍者（贾宝玉的前生）下凡历劫，在历经人世悲欢离合、世态炎凉后，归位为青埂峰下的一块巨石。石头对前尘往事“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都记录在自己的身体上，名为《石头记》；经空空道人检阅后改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 “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通过这个楔子，曹雪芹将自己是《红楼梦》创作者的身份隐去，假托石头写人情世态，一来躲避当时文网森严的文字狱，获得“真事隐”的效果；二来使小说获得普遍的象征意义：小说中的“石头”并非普通顽石，它来历不凡，出自曾经补天的女娲之手，遗憾的是“被弃不用”，跟随神瑛侍者下凡经历了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后，得以了结“补天”夙愿。

值得说明的是，“弃石下凡”的楔子与“女娲补天”的神话叠印在一起，互见文意，“补天”成为时代不同的两个故事的语义交汇点，并由此生发出相互依托、相互映衬、相映益彰的复合性意象。然神话中女娲所补之天，为有形之天；“弃石”所补之天，为无形之天，它具有原型象征意义，代表着天道，即一种终极意义上的法则或秩序。这两个复合性意象叠合在一起，获得了包蕴深广的象征意义，暗示了曹雪芹遭遇家族败落的悲剧后发愤著书，“以文代石”，补天道之阙的情怀。

二 象征性“补天”情节

“弃石下凡”的拟神话使《红楼梦》弥漫着浪漫、空灵的色彩，也隐约透露了曹雪芹的创作意图。为丰富、充实“补天”意象，曹雪芹通过塑造补天型人物来表达济世主张，寄托自己对于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封建末世之“天”进行针砭、修补的情怀。具体而言，大致可分为贾宝玉以情“补天”、薛宝钗以俭“补天”与贾探春以法“补天”等象征性“补天”情节。

（1）贾宝玉以情“补天”。贾宝玉在出场亮相之前先由王夫人向林黛玉做了介绍：“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是家里的 ‘混世魔王’……你只以后不要睬他，你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贾宝玉的言行常常与封建家长的要求和期待背道而驰，在王夫人口里是个“孽根祸胎”“混世魔王”，这种充满贬义的评价与《西江月》判词中的“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等都是反语修辞，如冯其庸所言：“我们如从表面上来看贾宝玉的言行，不过是一个 ‘似傻如狂’的孩子，但如果进一步深思，就会发现，在他的言行里却隐藏着一种反传统、反程朱理学、反八股科举的叛逆思想。”虽然贾宝玉喜欢在闺阁厮混，但从他为平儿理妆、为香菱调换石榴裙、和黛玉同悲“葬花吟”等细节中可以看出他对女性的爱慕是一种发乎情、止乎礼的尊重，这与一般的纨绔之弟的皮肤淫滥大相径庭。并且，在贾宝玉“似傻如狂”的外在表象下隐藏着自己的思想和追求，“事业”一词在其口中不止一次出现，使这个人物形象所承载的思想耐人寻味：宝玉挨打后，遍体鳞伤，见平日和他相处的女子无不露出“怜惜悲感之态”，遂感慨道：“既是他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叹惜。”（第34回）。晴雯被逐出大观园不久就香消玉殒，一位伶俐的小丫头为安慰贾宝玉，说晴雯去当芙蓉花神了，宝玉马上去悲生喜，又一次谈到了“事业”: “此花也须得这样一个人去司掌。我就料定他那样的人必有一番事业做的。”（第78回）那么，贾宝玉所牵挂的“事业”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愚顽怕读文章”的贾宝玉并非怕读一切文章，他喜欢杂学旁收，对《楚辞》《南华经》《六祖坛经》等都有自己的独到体悟，在第18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与第78回“老学士闲征姽婳词”中。贾宝玉的才学不仅让清客幕僚们交口称赞，就连一贯严厉苛责的贾政也暗暗称许。贾宝玉欣赏、爱慕并怜惜黛玉、湘云、香菱、晴雯这类女子，实际上是对真情、真美、真才华、真性灵的钦羡与追求。因此，贾宝玉的事业是“主持巾帼，护法裙钗”，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以情“补天”，最终以情悟道，堪破世间的种种幻象，和那块通灵宝玉一道归彼大荒，同时，曹雪芹假托青埂峰下灵性已通的石头（入世后即幻化为贾宝玉随身佩戴的美玉），将自己一生的辛酸和血泪镌成文字，完成了“以文代石”，补天道之阙的“事业”。

（2）薛宝钗以俭“补天”。薛宝钗出生在“珍珠如土金如铁”的皇商之家，却常穿半新不旧的衣裳，闺房也布置得十分简陋：“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瓯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第40回）一位大富人家的小姐，穿着起居为何如此简淡？有人指出这是因为薛宝钗颇有城府，是为给贾母，特别是王夫人留下勤俭、稳重的好印象，因为王夫人素日最恶“乔妆艳饰”者。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无偏颇，因为贾母来到蘅芜苑，见薛宝钗的闺房布置得“雪洞”一般，深为不满：“使不得。虽然他省事，倘或来一个亲戚，看着不像；二则，年轻的姑娘们，房里这样素净，也忌讳。我们这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去了。”贾母要鸳鸯取些玩器、摆设到宝钗闺房里来，王夫人、凤姐都笑回说：“他自己不要的。我们原送了来，他都退回去了。”（第40回）可见，贾母和王夫人并不希望薛宝钗过于朴素，贾母甚至认为薛宝钗“雪洞”般的闺房犯了“忌讳”。

要破解薛宝钗闺房的“雪洞”之谜，还需从薛宝钗教导邢岫烟处着手。第57回写道，宝钗见出身寒微的邢岫烟裙上有个碧玉佩，是探春送的，一贯寡言罕语的宝钗竟对邢岫烟滔滔不绝起来：“这些妆饰原出于大官富贵之家的小姐，你看我从头至脚可有这些富丽闲妆？然七八年之先，我也是这样来着，如今一时比不得一时了，所以我都自己该省的就省了。将来你这一到了我们家，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只怕还有一箱子。咱们如今比不得他们了，总要一色从实守分为主，不比他们才是。”从这段言谈可以推断，薛宝钗对自己家族的前程充满了担忧，明白薛家已经在走下坡路，所以她首先从自己做起，“该省的就省了”。这里的“不比他们”，有人理解为是要邢岫烟不要跟贾府的贵族小姐攀比，因为碧玉佩是贾探春送给邢岫烟的，但从上下文判断，贾、薛、王、史四大家族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仅薛家今非昔比了，贾家也是“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冷子兴评），因此，薛宝钗口中的“他们”，是泛指当时炙手可热的封建权贵们，并非贾府的贵族小姐。联系贾府主子们的生活，可谓奢靡腐朽，元妃省亲，对大观园“极加奖赞，又劝：‘以后不可太奢，此皆过分之极’”；秦可卿出丧，贾珍为了丧礼风光，单捐“龙禁尉”的虚衔就花了一千二百两银子；刘姥姥赴宴，吃了凤姐喂的茄鲞，觉得味道与平常茄子大为不同，听了凤姐介绍茄鲞的做法后，连连摇头吐舌：“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薛宝钗对贾府的奢侈排场所带来的危机深感忧虑，她作为尚未嫁过去的女儿家又不便直言，只能怀着沉重的忧患意识，自己在穿着起居上恶繁悦朴，并趁探春送岫烟玉佩的机会借题发挥，其实是内心深处已经将自己看作贾府的一员，负有对未来婆家的责任，希望以身作则，通过自己崇简尚朴的言行感化周围的人。

（3）贾探春以法“补天”。贾探春也是曹雪芹赋予了“补天”情怀的人物。探春虽是位庶出的主子姑娘，却有着一般男子都没有的胆识和抱负，她和贾宝玉一样都想做一番“事业”: “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第55回）借王熙凤告病之际，探春与李纨、宝钗一起理家，对贾府进行改革，试图挽救封建贵族大家庭行将就木的命运。在改革时，探春推行了一系列兴利除弊、开源节流的措施，特别是不徇私情、依照法例来整肃家政不乏“补天”价值。探春理家期间，其亲舅舅赵国基正好去世，在如何对待丧葬费的问题上，李纨说：“前儿袭人的妈死了，听见说赏银四十两。这也赏四十两罢了。”探春却找来旧账查看，发现买来的奴才和家生奴才的赏银是有区别的，袭人是外面买来的丫鬟，按照惯例其母去世后赏银是四十两，而赵姨娘属家生奴才，依例丧葬费是二十两，于是探春依照旧例及时制止了多拨给亲舅舅的银两。赵姨娘因此前来闹事，骂探春：“如今没有长羽毛，就忘了根本，只拣高枝儿飞去了！”受生母羞辱，探春泪流满面，干脆六亲不认，仍旧依法处理了此事，以免贻人话柄。

探春的才智在贾府“内抄”中表现得尤为精彩。因绣春囊事件，王善保家的和王熙凤等一同抄检大观园，在别处都没碰到什么阻力，唯有在探春住的秋爽斋，得到了不同凡响的“礼遇”——探春“命丫鬟们秉烛开门而待”，说出了一番富有预言性的话来：

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阅；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却不能。我原比众人歹毒，凡丫头所有的东西我都知道，都在我这里间收着，一针一缐他们也没的收藏，要搜，所以只来搜我。你们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说我违背了太太，该怎么处治，我自去领。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 ——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的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第74回）

探春严于律己，按规矩办事，她相信自己所管理的秋爽斋是井井有条、门庭清白的，面对王善保家的奉王夫人之命抄检秋爽斋，探春的态度一方面是正气凌然，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另一方面也对自家人抄检自家人有着强烈不祥的预感。《红楼梦》第105回有锦衣军抄捡宁荣府的情节，正好验证了探春的预言：“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探春预言”在小说中是一个象征意义深广的情节，借探春之口，曹雪芹不仅预言了贾府这个封建贵族家庭行将崩溃的命运，而且潜伏了对整个封建社会末世危机的预见与批判——我们知道，《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曹雪芹自己的家族历史、舅祖李煦的家族历史都隐含在小说叙述中。康熙皇帝曾经六次南巡，其中四次都是由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舅祖李煦负责接驾，为此两家落下了巨额亏空。“在康熙死后，雍正一上台，雍正元年就从李煦开刀，以亏空国帑的 ‘罪名’，流放到东北极边，不久冻饿而死。而曹家也在雍正五年底，雍正六年初抄家败落，罪名也是亏空国帑。”客观地讲，曹、李两家被抄，虽然与这两个家族的奢侈腐化有一定程度的关系，但主要还是康熙执政的时候，每预备接驾一次，曹、李两家都“把银子花的淌海水似的”（第16回赵嬷嬷语）。曹雪芹借元妃省亲和赵嬷嬷的议论，为自己家族败落的根源一泄忧愤，并通过探春之口预言了穷奢极欲的大清王朝也是岌岌可危。可以认为，《红楼梦》中四大家族盛极而衰的命运是封建王朝之缩影，家族败落了，家族中每个成员的悲剧不可避免，同样，国家腐朽了，国家中每一个家族的悲剧也难以逃遁。历史与小说互文见义，表现了曹雪芹敏锐的历史洞察力，以及家国天下的情怀。

三 儒、释和合思想

《红楼梦》产生在一个新旧交汇、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历史时代。当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政局，一再翻覆，官场倾轧和斗争极其激烈，曹雪芹的家族也经历了“呼啦啦似大厦倾”的悲剧。曹家两次被抄后，曹雪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南京搬迁到北京，做过幕僚，卖过字画，穷困潦倒时甚至投靠亲友，寄食朱门。其好友敦诚曾写过一首诗《寄怀曹雪芹》，含蓄地透露了曹雪芹晚年颠沛、潦倒的生活，末尾云：“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扣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在敦诚看来，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有着深厚文化积累的曹雪芹，最好的人生道路，就是在山间水畔、黄叶林间过清贫的生活，坚持完成写作事业。曹雪芹晚年居住在北京香山卧佛寺与樱桃沟一带创作《红楼梦》，与敦诚的看法不谋而合。

为进一步了解《红楼梦》的文化根源，应该介绍一下北京卧佛寺。卧佛寺是大乘佛教唐代禅宗的皇家寺庙，供奉的主佛是释迦牟尼。迄今仍完好地保存着世界上最大的铜铸的释迦牟尼卧佛（公元1321年铸成）。铜卧佛表现的是释迦牟尼涅槃前向他的弟子嘱咐后事的情景，神态安详，略带忧戚。在《红楼梦》关于惜春的图画和判词中，对卧佛寺有所涉及：“后面便是一所古庙，里面有一美人在内看经独坐。其判云：堪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妆。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第5回）判词中的“独卧青灯古佛旁”，而非前文的“独坐”，含蓄地透露了古庙为卧佛寺。

曹雪芹深谙释家文化，小说里的不少情节都与佛教相关。如《红楼梦》第1回以僧道二仙对青梗峰下石头的点化为总纲：“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持；况又有 ‘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生悲，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曹雪芹描绘原有的百年世家和荣华富贵，转眼间化为泡影，与大乘佛教的经典《金刚经》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具有内在相通性。第22回，贾母给宝钗过生日，宝钗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并为宝玉讲解其中的《寄生草》填得极妙，宝玉听了，喜得“拍膝画圈”，在接下来与黛玉、湘云闹矛盾中，宝玉幡然悟出《寄生草》中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于是由情悟禅。小说人物甄士隐、贾宝玉、柳湘莲、贾惜春、紫鹃等在遭遇了人生困厄后，都勘破情缘，了悟红尘，选择了出家作为人生归宿。

值得说明的是，曹雪芹的人生经历与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不无相似之处。释迦牟尼本为悉达多太子，降生于2500多年前的古印度，目睹生老病死，感悟世间的无常，为找到一条真正的解脱之道，舍弃王位、妻子，及后宫六万婇女，夜半踰城出家，苦行六年，最终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开启佛教。释迦牟尼经历了从富贵荣华到清贫苦修，终于开悟的过程。相同之处是，曹雪芹的人生历程也是从锦衣玉食、朱楼春色到茅椽蓬牖、瓦灶绳床；不同之处在于，释迦牟尼是主动选择了他的人生道路，曹雪芹则主要是被动承受家族兴衰的巨大变迁。也许，释尊主动抛弃荣华富贵的大悲大智启发了曹雪芹，使晚年穷困潦倒的曹雪芹获得了创作不朽奇书的精进力量。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但可以肯定的是，曹雪芹来到荒僻的香山创作《红楼梦》，是在做人天师表，完成一项悲天悯人的大丈夫事业。

众所周知，中国的本土文化经过先秦时期百家争鸣，逐渐和合形成儒、道两大显学，并在两汉之际和合地接纳了由古印度原创的佛教文化。儒家文化崇尚入世有为、积极进取，释家文化主张出世无为、消极退隐，两者存在鲜明反差的同时也存在互济互补的趋势，在儒家话语权的主导下，佛教思想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不断与儒家思想融合，逐渐显示出儒释和合的内在相通性，也造就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独特且复杂的价值体系。

在《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身上，具体且深刻地体现了儒释和合的思想。其一，贾宝玉周旋于众女子之中，不论是对黛玉、湘云、宝钗这些贵族小姐，还是待晴雯、芳官、平儿、紫鹃等丫鬟，都能“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宝玉的“爱博而心劳”即一种“情而不淫”“好色不淫”的“意淫”，与佛家的“多情乃佛心”同构对应，究其来源，是出自“国风好色而不淫”（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儒家传统审美观。其二，虽然贾宝玉摈弃仕途经济，但他对儒家学派的宗师孔子又是敬仰的。第77回，贾宝玉由海棠花无故死了半边感慨晴雯早夭，并由此发了这么一番议论：“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若用大题目比，就有孔子庙前之桧、坟前之蓍，诸葛祠前之柏，岳武穆坟前之松。这都是堂堂正大，随人之正气，千古不磨之物。世乱则萎，世治则荣，几千百年了，枯而复生者几次。”孔子、诸葛亮、岳飞等代表着鞠躬尽瘁、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文化人格理想，贾宝玉认为他们死后英灵永存，因此他们的庙前之桧、祠前之柏、坟前之松等都因为堂堂正气成为“千古不磨之物”。其三，贾宝玉对大观园中的女儿，对整个社会和自己的家族都抱消极无为的态度，他还曾对劝导他的尤氏说：“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第71回）从表面看，好像贾宝玉只知道在脂粉堆里“混日子”，没出息，实质上曹雪芹是借贾宝玉之口批判沽名钓誉的“禄蠡”，以贾宝玉的无所事事、遁入空门表达自己的愤世嫉俗与“无才补天”的忧愤。

值得深思的是，曹雪芹笔下的“补天型”人物都“有命无运”：追求个性自由的贾宝玉最终只能看着他所爱的晴雯、黛玉先他而去，阴阳两隔；恪守封建礼教、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薛宝钗在贾宝玉出家后守了活寡，成为封建礼教的殉葬者；具有传统的社会人格，“才智精明志自高”的贾探春无法力挽狂澜，不得不远嫁他乡……曹雪芹在他（她）们身上寄托的“补天济世”的意愿恰恰是“古代儒家学说注重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精神的写照，充分体现了曹雪芹对于绵延两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内在认同”，同时补天型人物无可逃遁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象征了封建末世时期人们的茫然与困顿，找不到合适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标准，就不可能摆脱悲剧命运。

综上所述，曹雪芹呕心沥血创作《红楼梦》，目的在于“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其解脱之道，虽是“以色入空”的释家思想，就其实质来说，乃是匡时济世的儒家精神。通过“补天”意象，曹雪芹寄托了自己的身世之感与愤世之情，不仅糅合了知其不可而为之，明道济世的儒家思想，而且渗透了悲天悯人，视富贵荣华如梦幻泡影的释家文化。也就是说，“补天”意象在一定程度上和合了儒、释文化，折射了曹雪芹复杂而多元的精神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