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外国文化——诱人的沃土

本书定名为“外国文化史”，一是表明它的相对性和学理立场，即相对“中国文化史”而言，只以它为论述的参照系，不包括中国文化史的内容；二是全书既大量描述了外国文化的千姿百态，深入梳理了外国文化的发展脉络，又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尽可能为读者创造一个非常明晰、舒适的阅读空间，给他们一种史论结合的阅读快感。应该说，学习这种外国文化史对于当前共同生活在地球村上的人来说，是面对政治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转型期社会最佳的文化选择。

一

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有着极为复杂的词义演变史。“最接近的词源是拉丁文cultura，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拉丁文colere。colere具有一系列的意涵：居住（inhabit）、栽种（cultivate）、保护（protect）、朝拜（honour with worship）。”“英文中‘culture’这个词的一个原始意义就是‘耕作’（husbandry），或者对自然生长实施管理……‘coulter’与‘culture’是同源词，意为犁锋（刀）。”“如果文化的原始意义是耕作，那么它既暗示着规范，又暗示着自然生长。文化是我们能够改变的东西，但是被改变的材料拥有其自己独立的存在，这又给予了它类似于自然之反面的东西。”“人的本性与一片甜菜根不尽相同，但是它像田地一样需要耕作——以至于当‘文化’这个字眼将我们从自然转向精神的时候，它也暗示了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密切联系。”“‘文明’减少了民族差异，而‘文化’却使得它们更为突出。”

“文化”作为学术用语，最早见于英国人泰勒1865年所著的《人类早期历史与文明发展之研究》，六年之后他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做了系统的阐释：“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稍后，克罗伯与克拉克洪在其合著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分析了一百六十多个有关文化的定义，最后他们的结论是：“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它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体系一方面可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

克利福德·格尔茨则认为，“文化是一幅地图、一张滤网和一个矩阵”。他同意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人是悬挂在由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因此，他说：“文化乃是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

多年来学者专家有关文化的定义更是数以百计，但有一个定义赢得了更多人的认同，即“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总和”。文化既包括人类动态的创造过程，也包括人类积累下来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成果。“文化不是附加在已经完成进化或最后完成进化的动物身上，而是这种动物自身产生过程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中心的组成部分。这个缓慢的、持续的、几乎像冰河流动一样的、经过冰川时期的文化发展过程，以在其进化过程中发挥主要的指导性作用的方式改变了进化中的人类所承受的选择性压力的均衡。”文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由众多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子系统，按一定的方式结构而成。

威廉斯认为，文化具有三层意义：思想、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关于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群体或全体人类）；关于知性的作品与活动，尤其是艺术方面的。后者通常是现在最普遍的用法：“culture”是指音乐、文学、绘画与雕刻、戏剧与电影。

在中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易·系辞下》），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文与化并联使用，则最早见于《周易·贲卦》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先将“文化”合为一词而用的是西汉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亡诗·由仪》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云：“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主要指封建王朝的“文治教化”，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此词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但又与之相联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兵”, “文治武功”。当然，“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并不很流行，而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则据说源于日本。

“文化”中文原指文治和教化。这一概念的现代意义，源于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其涵义众说纷纭，据统计约有160种以上的解释，现在一般认为：“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在这里“文明”也可理解为“财富”。我们认为文化不仅包括了文学、艺术、哲学、历史、教育、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社会科学，还应该包括自然科学及人类自我行为的本身，如性文化、吃文化等。这是广义的文化概念，即我们现在论述的概念。有时我们说的文化则特指社会意识形态，即只包括文学、艺术、教育等精神文明（财富）的狭义文化概念。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文明”中文原指文采光明，文德辉耀。现在的涵义源于近代形成的一个法文单词，“意思是指在一个特定时代存在的一种特定文化或特定文化阶段”。这一概念有时易与“文化”概念相混淆，但却有区别。“文明”的范畴比“文化”小，但内涵提炼要高。“文明”强调的是阶段性成果，而“文化”强调的是连续性成果；“文明”相对比较稳定，而“文化”变动性较大；“文明”可以等同于一种社会状态，而“文化”则是在历史上已经成型或重复出现的成分。无论“文化”和“文明”有哪些联系与不同，它们同属于“历史”的属性是改变不了的，这也是二者在概念上容易混淆的根本原因。

在编写文化史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文化交流的动态性和文化构成的宗教性等几种现象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剪不断，理还乱”的梳理中，格外重视这几个问题的讨论和阐发。

二

文化既然是人类社会实践的阶段性劳动成果，那么文化史就应该是这种劳动成果延续性的展现。而文化史既然表现的是文化发展的一种连续状态，那么它就和历史一样要有先后的顺序，并基本和历史同步发展。因此，我们将“外国文化史”也分成上古文化、中古文化、近代文化和现当代文化四部分。这四个时期的文化，无论是国家、民族和地区都表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特点。

上古时期的文化，相比较而言，东方处于领先地位。人类文化的发源地、世界文明古国巴比伦、埃及、中国、印度、希伯来都地处东方。它们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被誉为世界文明的摇篮，并深深地影响了西方文化的进程。古希腊是欧洲文化的发源地，由于它的文化发生较东方为晚，因而受到后者影响。但是由于它经罗马时期的传承而形成传统，因此不仅文化成就灿烂，作出过杰出的贡献，而且也为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处于东方的希伯来文化与西方的希腊文化相互交流与吸纳，产生了基督教，它对东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古时期，东方文化的发展势头未减，与西方相比，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中国、印度、阿拉伯、波斯、日本等东方国家，其文化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中国的四大发明，印度的数学，阿拉伯的翻译和著作，波斯的诗歌和日本的艺道，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西方许多国家的基督教文化成为封建统治者的精神支柱，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人文传统遭到破坏，欧洲文化发生变革，发展受到了阻碍。

近代时期，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成为欧洲文化勃兴的发端。其核心人文主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巨人。他们的思想和著作影响了欧洲数百年。接踵而至的思想文化运动和文艺思潮，伴随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欧洲各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西方文化的发展势头赶上和超过了东方文化。而东方许多国家因始终未能改变封建农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加之西方资本主义以强势文化的姿态伴随资本的涌入，所以直至19世纪后半叶，一些东方国家才陆续进入近代社会，其文化自然也就相对落后于西方文化，成就也远逊于西方社会。

世界进入现当代社会以后，西方文化仍保持着良好的发展趋势，并以主流文化的姿态称雄世界。东方各国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西方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启蒙思想的影响，纷纷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文化也随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致使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方中心论的思想逐渐丧失了市场。当前东西方各国密切合作、相互学习，其文化也处于一个因相互交融、彼此影响而得以大发展的过程中。

三

文化的物质性和它的精神性，使它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不同民族文化长期交流、相互渗透的产物。从发生学的观点考察，文化在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与相互吸纳，使得现实中没有纯而又纯的民族文化。人类自身的发展逐渐打破了各种隔阂，取长补短，才使各自的文化得以发展。这种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经历了一个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从物质到精神，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长期而变化的过程。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方式和途径多种多样，千差万别，但归纳起来主要有和平式的与暴力式的两种。

和平式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包括经商贸易、宗教传播、互派使者、学术交流、体育竞赛、书籍译介等。中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香瓷之路是中外贸易往来的必经之路，中国的四大发明通过它们传遍世界各地。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各种思想也通过它们播扬到中国内地。古埃及的图画文字经象形文字逐渐演化为类似字母的24个单音符号，在其影响下，腓尼基出现了以22个辅音字母书写的文字，并通过航海经商的途径将之流传到希腊，从而间接成为西方各国字母和文字的源头。

中国明末清初时期，西方国家依仗资本优势和文化强势向东方殖民和渗透，形成西学东渐之大势。各国传教士相继来华，他们一方面传播宗教，一方面与中国士大夫合作翻译西方科技著作，同时又将中国儒家的经典及其他著作译成各种文字，促进了双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阿拉伯帝国建立之后，阿拔斯王朝为了改变阿拉伯文化的落后面貌，派使者和学者到拜占庭帝国搜集古希腊罗马典籍，并开展了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750—850）。其结果不仅促进了阿拉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也保存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为日后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提供了物质和精神准备。

暴力式的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种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途径，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文化发展的作用。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远征东方，建立了包括从巴尔干半岛到印度河广大地区的亚历山大帝国，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尤其他于公元前332年征服文明古国埃及以后，建立了亚历山大里亚城，由于同时生活着大量的希腊移民和亡国后流散到此的犹太移民，使这里“成为希腊哲学和东方宗教……的最早的重要会合点”。埃及文化、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三者在此交汇、冲突与重生，为后世世界性宗教基督教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也使当时先进的东方文化传到希腊和西亚，并在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十字军东征是西欧从1096年开始至1291年进行的针对东方的八次军事远征，其本质是侵略扩张，在人类历史上无疑是一场灾难，但客观上对东西方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也有促进作用。东方先进的手工业和农业生产技术传到西方，不仅使之改进了造船方法，学到了精织、印染技术，学会了种植水稻和西瓜等，而且打破了东方的神秘感，开扩了西方人的眼界，大量的阿拉伯词汇融入西方语言之中。西方社会不仅再也不认为阿拉伯人是“野蛮的禽兽”，而且受其影响更讲究理发、洗澡，并开始穿轻软的东方织品，吃加有香料的东方美食，饮芳香的东方美酒等。东方文化逐渐成为西方文化生活中难以放弃的参照。

人类社会的发展致使文化交流处于更大的动态之中。古代时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文化交流的半径较小，不论是规模还是形式都有局限性。自15世纪发现新大陆以后，人们的视野更加扩大，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潮水几乎冲决了一切樊篱。

四

文化构成的诸多因素中，宗教性是不能回避的。由于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且也是其组成的重要成分，因此，文化中的宗教性问题愈显重要。在文化构成的诸种要素中，宗教因素犹如一根强有力的但又无形的线，将文化连接成一个整体。要想了解各国的文化就必须对各国的宗教现象有一定的了解。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度，宗教因素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它几乎成为各国文化发生和发展的重要渊源。人类早期的文化，如绘画、雕刻、建筑，都是为了进行祭祀、巫术和娱神的目的而产生的。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某种仪式时的颂诗、祈祷与墓碑铭文等文学形式都与信奉宗教有关。甚至早期的医学、天文学、几何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现象也都有浓厚的宗教性。这表明人类早期社会的各种文化特征，普遍与宗教信仰分不开。

从图腾崇拜开始，人类的宗教观念就开始强烈起来，表现初民时期那种单纯的思维和天真的幻想。当人类原始思维认识到动植物并不优于人类时，人形神就开始受到敬畏，这就产生了以人为中心的新宗教观念。人信仰神的思想逐渐复杂化和深化以后，人们千方百计想了解世界的起源、神的诞生，探索人自身奥秘以及神和人关系的各种努力，为神学的发生创造了条件，这时期各国的文化更加成为宗教信仰随意驰骋的广阔天地。

当神学进一步发展并形成思想体系时，人类的文化也发展到较高程度，追求信仰理念和思维逻辑的犹太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开始产生了。这些宗教的原始形态几乎都是在社会广大的下层人民中间传播，表达了他们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是寻求一种精神寄托的结果，处于一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之中。但统治者总会千方百计、软硬兼施地将其正统化，最终成为统治者可以接受、甚至利用的一种思想。由于各种近代社会宗教的这种演变都极其相似，因此当它成为某一时期文化的载体时，其自身的宗教性和世俗性就成为一个混合体，对文化发展起到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因此，恩格斯指出：“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总有宗教变迁相伴随。”

整个世界文化可分为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文化体系和欧洲文化体系。这四大文化体系都和宗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儒释道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婆罗门、佛教、印度教是印度文化的核心；伊斯兰教是阿拉伯文化的精神支柱；基督教是欧洲文化的信仰源泉。在不同文化体系的形成过程中，除却以共同的心理素质为基础，以相对统一而未间断的文化传统来维系以外，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以这四大文化体系之间的相互渗透为特征的文化传播，其宗教因素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当形成具有新特点的文化时，被吸纳与补充进来的文化因素中，宗教几乎都是第一位的。

文化中的宗教性，主要指宗教观念、宗教信仰和宗教神学作为文化的载体，极大地丰富了文化的内容，直至现在，许多的文化都是依靠着宗教的力量保存下来、传承下去的，而许多具有浓厚宗教文化传统的国家，其文化流传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主要靠的也是宗教的巨大穿透力。当然宗教自身的宿命论、出世观也对不同的文化产生过一定的消极影响，这也是我们难以回避的。

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对于外国文化史包括学术思想史的研究由于起步较晚，还不够深透，虽然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变，但是与其他针对外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相比，还有极大可开拓的学术空间，这部《外国文化史》的出版，就是为正在盛开的研究外国文化史的百花园奉献的一抔沃土。因为它是编著者研究探索的初步成果，肯定有许多不尽人之处，所以我们愿意与读者一起分享阅读修改它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