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对性中写作

七八年前诗人萧开愚在一篇评论我的诗歌的文章中，谈到过当代诗歌写作者中有不少人对常识的忽视，以至于使之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少数人拥有的秘密。这种情况到了现在似乎已经有了改变，但改变的结果是关于常识的说辞在某些人那里变得像“切口”一样流行，并成为了与别人进行斗争的武器。这两种情况都不正常，说明无论是七八年前还是现在，当代诗歌都是在倾斜的状态下展开的。也正是因为此，当很多人都以欢欣鼓舞的态度，把当代诗歌的成就捧上了天时，我仍然没法乐观起来。我觉得大量的写作者不过是在潮流的裹挟下从事写作，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写作应该怎样处理属于个体的问题。

在我看来，个体的问题尤其重要。不管是使常识成为秘密，还是明确地服膺于常识，有一点都是必须明确的：诗歌的选择是自我经验的选择。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产生某种具有真理意味的指导原则，尤其是落实到具体的写作上；而且也只能落实到具体的写作上我们才会看到，写作的一体性是不存在的。这时候，无论是物象的关照、修辞的选择，还是技术的使用，都自有写作者内在的要求，不可能被简单地规定。所以，如果要为当代诗歌规定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反对任何意图下的诗歌规定性。这是长期的工作，因为从多元化被当做我们时代的特征以来，人们常常陷入写作是自由的错觉中，反而丧失了对个体相对性的正确判断，甚至使之绝对化后变成产生压制性的独断力量。

不要以为这是悖谬的现象。为什么当代诗歌写作中总是出现一些人对别人的诋毁？为什么自以为是已经变为很多人的潜意识？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理解写作永远不可能获得绝对的正确性。每个写作者，当他选择了某种写作理念时，他选择的不过是对自身而言有效的写作生成系统，同时也意味着他放弃了更多的写作生成系统。尽管人们可以说，系统的比较是存在的，是可以分辨出一定的优劣的，但却无法说，相对于一个系统，另外的系统是无法成立的。也就是说，在当代诗歌写作中，任何写作都不可能具有天然的优越感，更不可能把自己说成是唯一有效的。事实的确如此。

面对这样的事实我常常想，这说明作为写作者，很多人一方面夸大了自身写作的意义、它的重要性和普遍性，另一方面则没有认识到诗歌具有的无限的可能性。尤其是在这后一方面几乎没有谁能够做到“前设性”地发现诗歌。相反，人们总是在与自身相关的诗歌写作中建立价值评判标准，或者总是以过去的诗歌作为尺度，建立起自己的评判标准。如此的结果是什么呢？当然是“壁垒”的产生。有一句古话叫做“文人相轻”，其实这种“轻”说到底就是，人们总是把自己的写作的正确性凌驾在别人的写作之上。而这怎么可能？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不管什么时候，我凡是碰到这样的情况都是一笑置之。

虽然一笑置之，但我仍然感到有必要从另外的角度看待问题：当我们懂得了个体化的非绝对性质后，能够站在什么样的高度获得写作的有效性？在我的认识中，写作的有效性包含了写作在题材、形式、技术等方面与事物存在的关系。只有解决好这些关系，才有可能最终使写作变得有效。这不是简单的。在处理这些关系时要求我们真正看到题材、形式、技术的作用，看清楚它们对事物进入诗歌所承担的运载能力。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写作者必须不单单要理解语言，而且还应该理解语言面对的事物。只有这样，所谓的深入地写作才会发生，不然的话，就无法言说写作对现实的承担。

不管别人怎么说，对现实的承担在我看来是写作不可缺少的。当然，我理解的现实承担包含了这样两方面的意思：1．写作能够对正在发生的事做出反应；2．写作能够创造高于现实的现实。其实这也是从古至今对写作的要求。虽然说诗歌从来都呈现出多种形态，但只要我们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没有哪一种形态不是在这之内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多人总是夸大了自己的独创性，夸大了自己卓尔不群的意义。在这一问题上我更愿意说的是，不存在非现实的诗歌，只存在对诗歌深入的程度。如果说我有自己对诗歌的认同路径，那么我的认同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这样的基础当然不是唯一的基础。我也不把它看做唯一的基础。

再回到前面的话题，哪怕我承认常识对诗歌非常重要，但也不会同意“反常识”就不重要。任何事物在不同的人那里推导出的结论很可能不一样。同样是常识，有人从中找到的是普遍性，有人说不定从中看到的却是特殊性。在诗歌这样的领域，普遍与特殊，不可能将之对立起来只做二元论的结论。要是那样，类型化将成为我们看到的唯一诗歌景观。虽然说在某个具体的时间段上，受到人类文明的总体进程的影响，诗歌写作会出现某种趋向，但仍然不能就此说面貌的相同对于写作是绕不过去的事情。必须绕过去，哪怕就此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到被人说成不合时宜。

何必要合时宜？我自己就更愿意做不合时宜的写作者。我甚至认为，疏离，对于写作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品质。正是在疏离中，对某些问题才会看得更清，才会使独立性获得非姿态化的意义。而今天，在对某些问题的强调中，姿态化已经变成一种时尚，这是可怕的，它使得写作变成了表演，变成了获取某种话语权力的行为。也许从善恶的角度讲，话语权力在特殊的情况下是必要的，但从审美的角度来讲，话语一旦进入到需要权力的范畴，它的价值就会变异，并失去美学的意义。到了这种地步，诗歌之为诗歌的初衷也就不存在了。因此，说疏离，实际上还有另一个意思：反对一切使写作姿态化的行为。

这样的反对不是干预，不是前面说到的对个体化的破坏，而是表明不管怎么写、写什么，都必须与人内在的精神性相关。写作是自救而非炫耀，告白而非宣喻。这当然不是指写作到了最后仅仅变成灵魂的自我修补行为，而是写作只有在完全成为内在的需要时，问题的解决才会显露出针对性。针对性肯定是重要的。如果说我们在今天对写作还有什么要求，那要求就是，它必须针对我们意识到的问题，不管这问题源自对生活的认识，还是源自对诗歌形式的认识，抑或是源自其他的什么。总之一句话，要是写作变成了对别人的写作压制的行为，变成了目的性明确的摄取，其价值就大可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