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学研究的立场与方法的复合
我们追求立场与方法的复合，实际上是在磨合文道关系。此处只讲以下三点。
（一）原道
道是什么？从自然过程来说，是阴阳差异的幻变；从个体存在来看，是命运无常的棋局；从学术研究而论，是形上形下的冥合；从视脚通化出发，是缘域的启蔽动静。如果说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名词化，实际上是思想的物化和概念化，那么，思想溪流就趋于干涸，趋于枯竭。如果说立场方法的名词化也是时间的单向化，那么，时间的瞬间永恒从此不在。如果说立场与方法的间隔既是时空的错位，也是时空的格式化，那么，原道才是追求“直造先天未画时”的本真工夫。“文源于道”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文学本真问题最深切的理解。“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阴阳多奇谲，才人变常情。文人走笔之时，未必意识到自己在替天行道，也未必一定是以天下为己任。然而出乎自然也好，源于性情也罢，实际上是在以己之独，作道之鸣，由己之气，即道之动，从己之情，通道之缘。虽然诗词文章及其作者无不是有限性的存在，但是笔触所及，无非道机。哲学家喜欢把道解释为规律，其实道更像是自然不然，道法自然而反然。道在人间世更多地表征为有限、有待、有累，这些个“有”，折射出了道的“无”，披露出了命运的无常。文到深处，道至反然。情于真时，诗成天籁。道学家所谓“文以载道”，维护的是政治化、宗教化或伦理化了的“道”。此“道”与本真之道已经隔了一层。这也是为什么战国以降，古人反复“原道”的原因所在。因为道在社会，处处反然，道在人生，时时不然，于是人们终于悟出“道法自然”而务必“反权近道”。诗文才情绽露其然，诗学文论原其所然，诗文之为诗文的所以然，正是对自然反然的质实的舒展。从春秋以来，“文原于道”往往被浓缩为道就是一。不论是审美的文道合一抑或哲思的天人合一，无不长于元一，也蔽于圆一。笔者更愿讲“本根在界”的命题。“本根在界”，就是缘域启蔽，其间的前提、环境、氛围和种源，都体现于缘起时的造化。虽然说“本根在界”仍然有个“界”之局限，但捕捉到了通界“几神”，酝酿着化界的留白。“本根在界”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视脚”通化。这样的视脚，无论因缘偶成，还是无奈开显，其复杂因素落实于文道关系中，就是文学“本性在兹”的特点，就是文学在诸界交汇处的有无相生。换个说法，“本根在界”指陈差异的质实，即真假诸在的交感；“本性在兹”昭显通变禀赋的虔诚，即善恶多元的交错；启蔽动静的冥会暗合，错杂出命运的复杂形态，即妍媸诸相的交织。原道中的时间空间为天地六合启蔽，原道的立场方法为古往今来辟合。古今所谓元一论，抑或圆一说，在原道中都不应是封闭的别称，而应成为化感通变的异质同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各章还会进一步展开论述。
（二）道化
文明的特点是大道为天下裂，文明的轨迹是大道被器制化。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存在着另一种活力—道动于反。从克服事物既成性的非器化方面来讲，道动于反也是器化于道的问题。文学研究需要理解一种道化性的方圆观，即一方面梳理中国文学由根到器的脉络；另一方面求索器化中的非器化可能，包括化解圆一的张力。“规矩与不器”就是有规矩而化方圆。这应该说是中国文学中最精彩但又最被忽略的一个问题。文学的器化是大道潜移中文德的自显，即道隐而德彰；而文学的非器化则是文学游牧向大道本根的回归。器化与非器化刚柔相济，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学道气运化的基本特点。在中国文化的演变过程中，文学的器化与非器化，是道气张力的翕动和文学本根的蔓延。从易学的化解性思想而言，器化与非器化是规矩方圆的变通，规而不固，矩而不僵，方而不板，圆而不封。“君子不器”，适道而变化，根于大道，与时俱化。这种思想引申到文学史的编纂领域，将会触发重大的学术变革。中国古代文学的方圆观留意于这样一种智慧通衢：“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学术研究很在乎环中怎么去超，象外何以得中。我们所说的根器化，就是想突破这个悖论。根器化即道化。根中有道，器化而不失其本；非器化的器在开物，根深而益舒其节。根器化的运动，化解了内与外的界限，至少悬置了得与超的佯谬。
（三）会通
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国古代文学实际上是文史哲贯通的学问，经史子集浑然一体，人们只能适其大要地略事区分，明于文质，划于文笔，别于韵杂，味于意象，归纳性的统绪是艺文志之类的要略性区别。中国文学的精气神最擅长方圆游艺：不在方，不在圆，无方枘圆凿之弊；入得方，入得圆，有西法中用之便。从文运角度看，文道演化，如风云聚散，其纳百川汇众流的人与文互动，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的融会德性。我们过多地依据西式逻辑突出必然性，事实上文与道、文与人关系的要点恰恰在于偶然性。强调必然性者，以为一句必然与偶然的统一就臻于面面俱到，其实散点和合处的灵机触发，才是中国文学的妙道所在。笔者曾在多篇文章中指出，辩证法的统一是整合，易学的和合在融会。整合是以逻各斯为基座、以征服对象为目的的焦点思维，体系化是其必然结果。融会是以大道氤氲为根本、以化感通变为指归的散点透视，会意性是其基本特点。散点透视的散不是了无灵气的如鸟兽散或一盘散沙，而是“会通适要”的与道俱化，是唯道集虚的空谷有声。 20在中国文化史上，文学与其他社会门类之间，长期处于似分而又合的状态，即便在所谓“文学自觉”的魏晋时代，钻仰文心的思想家们仍然诸体兼顾，无文不谈。因此，当我们按西方文学概念在中国的文化史中梳理文学的类特性时，不可忘记通化的立场与方法，既要知体类的规范制式，又要明白通脱大气的与时俱化。拘泥于“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刘祁语），只是其一；还要做“改造文章的祖师”（鲁迅语），方可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