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进入退出、产业重构与市场竞争机制的成长

在标准的产业组织分析中，进入、退出对市场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市场结构、利润率或价格成本加成、不同企业市场份额的变化上。然而，由于中国经济的转轨采取了逐渐放开市场，并在计划经济体制外生长出一个市场化导向的非国有部门的“增量改革”方式，所以，进入、退出不仅是市场微观主体、产业组织重构的方式，而且是资源配置方式市场化转型的基本驱动力量。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所有的决策权都集中在国家计划部门手中，微观厂商只是执行计划任务的基层单位。在转轨经济学和产业组织文献中，这样的产业组织被称为“国家垄断”（Naughton,1992; McMillan and Naughton,1992;Jijian Yang,2002）。由于国家垄断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所以，市场逐渐开放过程中，乡镇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大规模进入引起的产业重组会不断削弱国家垄断的力量，从而促进各产业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和市场竞争机制的发育与成长。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转轨特征，我们从两个方面考察进入退出对产业组织结构的影响：一方面，我们用各个产业国有资本在实收资本中的比重RSC的变化来描述进入退出对国家垄断力量的影响。在这个测度下，国有资本比重的下降意味着国家经济控制程度的削弱和市场竞争力量的增强。另一方面，就像标准的产业组织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在非国有企业大规模进入的过程中，产业中企业数量的增加和集中度的下降也会增进竞争，因而我们用净进入率NER和赫芬达尔指数HHI来描述进入退出导致的各个产业市场集中度的变化。

表2—2报告了1998—2007年中国工业部门各个产业国有资本比重RSC、净进入率NER和赫芬达尔指数HHI跨产业平均值的变化趋势。我们看到，在1998—2007年，各个产业国有资本的比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在1998年，全部426个产业平均国有资本比重为33.13%，到2007年，平均国有资本比重下降到7.93%；特别地，这一趋势在市场开放较晚的第二个类型的60个产业里表现得更加明显，在这10年的时间里，这60个产业国有资本的平均比重从78.42%下降到22.29%，下降了5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以非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大规模进入退出使得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和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处于不断削弱的趋势中。表2—2还显示，与 Hopenhayn（1992）的理论模型中的净进入率为零的情况不同，工业部门四位数产业的进入率大多大于退出率，因而净进入率在绝大多数年份里大于零，这自然地导致了市场集中度的下降。这主要是因为不同于Hopenhayn（1992）的市场规模不变假设，中国大多数工业行业高速增长期，较高的净进入率和集中下降是这一时期显著特征。在表2—2中，全部426个产业平均的赫芬达尔指数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而且，即便在市场开放较晚的第二个类型的60个产业里，赫芬达尔指数HHI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也表现出显著下降的趋势。进一步，比较产业类型Ⅰ和产业类型Ⅱ可以发现，非国有企业大规模进入引起的从国家垄断向市场竞争的转变普遍存在于中国工业部门的各个产业中。

这些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作为渐进式改革的增量部分，市场导向的非国有企业的大规模进入激发了市场竞争，削弱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和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因此，进入退出激发的产业重组不仅重塑了中国工业的微观经济主体，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制造业部门的资源配置方式和产业组织结构，使得原来以国家垄断为基础的市场结构开始具有越来越强的竞争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