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晋、浙、鲁、赣

尽管有了罗贯中小传,他的生平事迹仍然遗留下两个人们感兴趣的、尚未最终解决的问题,一个是他的籍贯,另一个是他的著作。

关于罗贯中的籍贯,在学术界,目前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说法。主要有山西太原、山东东平、浙江钱塘、浙江慈溪、江西庐陵五说。

应该怎样来看待这些不同的说法呢?

1.“太原”说

“太原”说的根据在于贾仲明《录鬼簿续编》的罗贯中小传。它明白无误地指出,罗贯中是“太原人”。

我认为,这是最正确的、最可靠的说法。

贾仲明是罗贯中的同时代人,又是罗贯中的朋友。他的说法,如果没有出现确凿可靠的、坚强有力的反证,应该有最大的可信性。

2.“钱塘”说

罗贯中的籍贯,在明代嘉靖时人的笔记中,田汝成说是“钱塘”[6],王圻说是“杭州”[7],郎瑛则笼统地说是“杭人”[8]。清人笔记同样也有笼统地说是“越人”的[9]。这些都可以归入“钱塘”一说。

这个说法也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因为在《水浒传》的创作上,罗贯中和施耐庵是合作者的关系,而据高儒(也是嘉靖时人)说,施耐庵是钱塘人[10]。施耐庵、罗贯中二人都曾生活在一个地方,只有这样,他们方始能在小说创作上有携手联袂的机缘。

既然罗贯中是太原人,那么,钱塘便可能是他的流寓地了。也就是说,罗贯中的原籍是太原,寄籍则是钱塘。

3.“东平”说

“东平”说即“东原”说。

“东平”说的根据在于蒋大器(庸愚子)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其后,从万历年间开始,众多的《三国》刊本或其他署名“罗贯中”的小说刊本便给作者增添了“东原”的籍贯[11]。有的刊本更把“东原”错成了“中原”[12]

这里需要辨明六点:

第一,这些刊本的刊刻年代都比较晚。

它们一共16种。其中,12种为明刊本,4种为清刊本。而12种明刊本中,有8种刊行于万历中后期,另4种则刊行于万历之后。

第二,蒋大器本人的时代也比较晚。

他的那篇序文写于弘治七年(1494)仲春。他是成化、弘治年间人,距离罗贯中的时代将近百年之久。

在蒋大器之前,在弘治七年之前,我们还没有发现,曾有人提出过罗贯中是“东原”人或“东平”人的说法。

第三,蒋大器的话并不可靠。“东原”二字实有错讹的可能。

试看蒋氏的原文:

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

其中,有四个专门名词,“东原”、“平阳”、“中平”、“太康”,两个是地名,两个是年号,颇为缠夹不清。

请注意:紧接于“东原罗贯中”之后,有“平阳陈寿”四字。

陈寿明明是安汉(今四川省南充市)人[13]。蒋大器却谬误地称陈寿为“平阳”人。平阳乃五代十国时的县名,其地在今浙江省境内。安汉与平阳,相隔有千里之遥。陈寿不但没有出生在平阳,没有生活在平阳,而且也没有在平阳做过官。蒋大器竟把一位四川人无端地说成了浙江人。

他既然能够把陈寿这位四川人说成山东人,安知他不能够把罗贯中这位山西人说成山东人?

他在陈寿籍贯上犯错误的来由,恐怕是这样的:在《三国》抄本或初刊本上[14],像嘉靖本那样,无疑也有着“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两行字。蒋大器看到了“陈寿”之上的“平阳侯”三字,因而误记“平阳”二字为陈寿的籍贯。

他既然能够把官名“平阳”说成地名“平原”,安知他不能够把山西“太原”说成山东“东原”?

第四,“东原”是古地名,指今山东省东平县一带。而从蒋大器序文看来,他在称呼用作籍贯的地名时,并不使用古地名。

蒋大器序文的末尾的印文,有“金华蒋氏之印”六字。金华有府、县之别。而金华县乃隋代所立之名,西汉名曰乌伤,东汉名曰长山;金华府则系龙凤六年(1360)朱元璋所改之名,元代名曰婺州路,龙凤四年朱元璋一度改名宁越府。由此可见,在蒋大器生活的那个时代,金华是今地名,不是古地名。他称述自己的籍贯时,都不使用古地名,为什么要在称述罗贯中的籍贯时非使用古地名不可呢?

这就不免令人想到:“东原”二字之中,必有误字。“太”误为“东”,实有可能。

第五,有人说,《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小传“太原人”乃“东原人”之误。这个说法缺乏必要的说服力。

天一阁旧藏明蓝格抄本《录鬼簿·录鬼簿续编》一共著录了四位太原籍的作家:李寿卿、刘唐卿、乔梦符和罗贯中。小传中都说他们是“太原人”。前三个“太原”都没有出问题,唯独最后一个“太原”写错了,——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

另一方面,“东原”说的主张者认为,东原就是东平。但元代东平籍的杂剧作家不少,各种版本的《录鬼簿》就著录了八位之多:高文秀、李好古、张时起、顾仲清、赵君卿、陈彦实、张寿卿和李显卿。他们的小传中,都无一例外地说是“东平人”,而没有一处说是“东原人”的。如果罗贯中真是他们的同乡,那也一定会在他的小传中写作“东平人”,而不会写作“东原人”的。这样一来,以“太原”为“东原”之误的说法,岂不落了空?

更何况古人的乡土观念十分浓厚。贾仲明本人就是山东人,如果罗贯中也是山东人,岂有不引为同乡,反而视为异乡人(山西人)的道理?

第六,某些万历年间或万历之后的刊本上的“东原”二字,系当时的书商所加,与作者罗贯中无干,不是他自己的题署。

有人把这两个字指认为“罗贯中本人的题署”。这缺乏依据,只不过是“想当然耳”的臆测。拿现知有此题署的年代最早的《三国》双峰堂刊本(万历二十年,1592),《水浒传》双峰堂刊本(万历二十二年,1594)来说,二者都出于同一家书坊,而前者题曰:“东原贯中罗道本编次”,后者题曰:“中原贯中罗道本名卿父编集”。如果这也算是出于本人的题署,难道他能把自己的籍贯一会儿说成是“东原”,一会儿说成是“中原”吗?难道他能两度把自己的名字误说为“道本”吗?难道他能无缘无故地给自己捏造出“名卿”这样一个表字吗?

4.“慈溪”说

在五种不同的说法中,只有此说是当代学者提出的。

1959年在上海发现了元代理学家赵偕的文集《赵宝峰先生集》。此书的卷首载有一篇至正二十六年(1336)十二月十三日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署名的门人共31人,包括“罗拱”、“罗本”兄弟二人在内。赵偕以及“罗拱”、“罗本”都是慈溪人,——这就是“慈溪”说的依据。

天下同时、同姓、同名的人不在少数。若要证明这一位“罗本”即是那一位罗本,即是《三国》的作者罗贯中,还需要另外举出确凿可靠的、坚强有力的证据。仅仅因为同时、同姓、同名而匆忙断定某甲和某乙为同一人,那是远远不够的,也是无法取信于人的。“慈溪”最大的缺陷,即在于此。

慈溪罗本,有表字曰“彦直”[15]。而《三国》作者太原罗本,字“贯中”。表字不同,他们能是同一人吗?罗彦直非罗贯中。

慈溪罗拱,字彦威,号常明子,乃罗本之兄,“慈溪杜湖人也”[16]。胞兄是杜湖人,胞弟当然也是杜湖人。是慈溪人,而偏偏要特别指出他们是慈溪境内的杜湖人(也就是说,不是慈溪境内的别的什么地方的人),这意味着他们世居于杜湖,是在杜湖其地土生土长的。

戴良《九灵山房集》有一篇《书画舫宴集诗序》和一首《寄罗彦直》诗。从这两篇作品可以窥知,罗彦直是个家境丰饶的书画收藏家,所居名“书画舫”;洪武二年(1369)十月,戴良等人曾在“书画舫”饮酒赋诗。其时,罗彦直久居于慈溪的书画舫中,过着优游自在的生活。

而《三国》作者罗贯中却自号“湖海散人”,是个离乡背井的漂泊者。他和罗彦直完全是两路人。

赵偕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罗彦直以之为师,显示了他对理学的向往和追求。这也是和《三国》作者罗贯中大异其趣的。从《三国》所反映的思想看,罗贯中和理学是根本搭不上界的。

5.“庐陵”说

庐陵即今江西省吉安市。罗姓乃当地的望族。

“庐陵”说的根据在于《说唐演义全传》的题署。但这并不可靠。因为第一,《说唐演义全传》共68回,它根本不是罗贯中的作品。第二,《说唐演义全传》现存最早的刊本刊行于清代乾隆四十八年(1783)。

怎么能根据一个晚出的、伪托的作品来确定罗贯中的籍贯呢?

在当前的学术界,此说影响不大。

以上五说,按其提出的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太原说—东原说—钱塘说—庐陵说—慈溪说

而以最早的“太原”说为最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