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莫言获奖的里程碑意义

自1901年首次颁发以来，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诺贝尔文学奖已经颁给了一百多位具有高度成就和广泛影响的各国作家。[1]虽然对这份名单上某些作家的上榜理由、水平和成就，人们不可避免地还会存有一些争议，但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世界文学的最高荣誉，则是举世公认、无可置疑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截至2012年10月11日，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蜚声国际的文学荣誉，却一直与中国作家无缘。[2]这与中国近百年来新文学传统的发展成就是不相符的，但却真实反映了外部世界对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认知程度，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一种令人沮丧而又无法超越的隔膜。这一状况，由于瑞典文学院2012年10月11日宣布中国作家莫言的获奖，已经得到了相当的改变。这是随着时代推移而产生的历史性变化，因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在宣布获奖者姓名及其获奖理由时说，中国作家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瑞典文学院新闻公报中说：“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官世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接受专访时说，莫言是一位很好的作家，他的作品十分有想象力和幽默感，他很善于讲故事。此次莫言获奖将会进一步把中国文学介绍给世界。[3]

当我们说莫言的获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时，我们理所当然地首先是从文学上看待这种意义。

莫言是活跃于当代文坛上的一位勤奋的、多产的、富于个性化的、具有强烈独创性和想象力的中国作家。自1985年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这一成名作以来，20多年时间里，莫言陆续发表了《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食草家族》、《丰乳肥臀》、《红树林》、《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十多部长篇小说，以及一些中篇和短篇小说。如此众多的作品，足以证明这是一位极为勤奋的作家。而其作品中一以贯之的鲜明个性、强烈的独创性和奇幻诡异的想象力，即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让他在为数众多的中国当代作家中名列前茅，获得了中国文学的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以及其他许多重要奖项；不仅如此，他的作品还通过二十多种语言的翻译，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此看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实在是当之无愧的。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可能很多人（包括获奖者和评审人）都强调，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基于文学的理由颁给作家本人的奖项，我们却不能不看到，莫言的获奖，实际上也是近百年来中国新文学传统发展演进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个意义上，它才更加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当1901年首次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迎来112个年头的时候，正值发端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新文学传统将要完成一个世纪的蜕变和再生。新文学传统的本质，就是运用自古以来具有悠久传统的白话文体，融会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文化成果，而以真实深刻地表现当下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精神轨迹和心灵状态为旨归。由于“救亡”与“启蒙”主题的相互交织，重视伦常教化、讲求社会功利的传统文学观念，亦即强调现实性功能的观念，在新文学传统深层意识中，一直保持着颇为强大的影响力，这就在积极干预和推进社会生活的同时，也若隐若现地忽视了文学的超越性功能。而不绝如缕的超越性的线索，终于在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时代氛围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个性化、独创性、想象力等文学创作的本质精神特性，在一个宽容和鼓励的环境下，正在蓬勃地繁荣和发展起来。法国艺术史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过，只有处在同时代众多艺术家所构成的时代精神的森林里，伟大艺术家犹如一棵巨树拔地而起的辉煌成就才会成为可能。莫言的成功，是时代整体的精神氛围的个性化呈现，其中凝聚着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精神追求，大而言之，它以个案的形式，展现了新文学传统经过百年发展而自然形成的格局和结果。这当然不是莫言获奖之后才引发的意义，但他的获奖却提醒人们更深入地关注和思考这一问题。

在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下，在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莫言的获奖，一方面将有助于增强中国作家的信心，唤起中国社会对文学更普遍的关注，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学（文化）与世界之间日益加深的交流；另一方面也将有力地拉近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和普通中国人之间的距离，使这一世界性的文学荣誉，由于13亿中国人的广泛关注而更富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