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魔幻”话题与《红高粱家族》

金介甫在《中国文学（一九四九-一九九九）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中警告我们：“中国新时期文学关心社会批评远甚于文学价值。”[3]事实确是如此。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登陆”，通常被看作当代文学创作摆脱文化政治干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更多的表述所阐明的，却并非金介甫所说的“社会意义”，而是对中国作家“艺术创新”价值的肯定。也许正因为这样，在1985年前后发表的文章中，拉美“魔幻”成为竞相谈论的热门话题。

在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的“对话”中，众多讨论者都希望把它视为超越“文化政治”的“纯文学”作品。作者莫言坦承：这篇小说“带点神秘色彩、虚幻色彩”，并“稍微有点感伤气”。“他的构思不是从一种思想，一个问题开始，而是从一个意象开始”（施放）：“作者把政治背景淡化了”，他“有意识地排除了政治意念”，所以作品才“达到了另一种境界”（徐怀中）：“这种距离感也许是使作品产生朦胧气氛的原因”（李本深）。[4]在这里，文学批评更注意强调的是莫言小说与文化政治之间的“距离感”，目的是引导读者找出作品文本中那些“神秘”、“魔幻”的东西，从而对“现实主义”作品中直观、功利的效果加以阅读性的抑制。通过莫言的小说，有些批评家还发现，“魔幻现实主义”在审美效果、艺术技巧上有比“现实主义”更高和更先进的价值。陈思和说：如果《苦菜花》作者冯德英“所持的历史观，仍然是进化的一元观”，那么莫言小说中“‘我’对历史的探究、恍惚、疑难、猜想”，再配以“白日梦幻的叙述基点”，则在“形式审美上产生了一种新奇的魅力”[5]。该文以“历史与现时的二元对话”为标题，反映了把莫言放在“历史”与“现时”紧张关系中来评价和认定的愿望。而此意图也得到了季红真的认同：“莫言小说的叙事方式可谓变化莫测”，“间杂转述”“且意象纷呈，时空交错”，于是才会有“对民族伦理生存历史与现状的洞悉，更深一层的探索”。[6]这样，通过与“历史”（文化政治）的故意偏离和对“现时”（魔幻现实）的主动贴近，莫言小说经过了“魔幻”话语谱系的过滤和重新认定，他的艺术“追求”因此被固定为：“只有在这个层次上，我们才能理解他作品中那永难驱除的忧郁所蕴含着的生命内在冲突”，才能理解在《红高粱》作品系列中，那“蓬勃生长的人性”，纠缠于“原欲之中”，所“获得宗教般神圣光彩的至美内容”。[7]

不过，在对“魔幻现实主义”话题的理解上，有的文学批评可能会有不同意见。“莫言在《红高粱》里表现出清醒、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这可看作小说的内核和实质。”（雷达）[8]“现实世界和感觉世界的有机融合，使莫言创作呈现出一种‘写意现实主义’风貌。”　（朱向前）[9]——这样的“结论”，企图在拉美魔幻的压力下重释“当代”现实主义的活力，以期拯救创作界食洋不化的“艺术危机”。然而，“本地造”的现实主义能否有效抵御“外国造”魔幻现实主义的大举入侵？人们不免心存疑虑，也难有主张。为此，批评家胡河清特别为我们开出了另一个药方，他引入“骨”、“气”、“韵”等概念，相当明确地断定：“研究莫言、阿城的人物塑造也应该运用东方美学的这种综合的方法论”，并投入现代意义的眼光，“这样才能确切地看出他们作为一种独特文化现象的存在价值”[10]。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崇尚和张扬个性的年代。文学批评当然应该有各自为主的个性差异，不过当主观色彩过分投射到文本上，则容易对作家作品得出“千奇百怪”的结论，而且大都是“才能”之类的口气的。当然，这样不统一的状态，也说明当代文学在获得某种精神自由后，解释活动有了日益开阔的空间。因此，有人又以“生理缺陷”和童年的感觉方式，从“种的退化”等角度，去解读莫言小说魔幻化追求的意图。而且有论者更明确地指出，《红高粱》系列实际上是一部“史诗”小说，“小说企图通过红高粱家族的族史，来探索中国人在历史新旧交替期间，所遇到的种种人性问题”（香港，周英雄）。[11]但是，上述解释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化政治、人性、家族、心理生理、传统现实文学和东方美学等方方面面所做的多样且自由的“对接”，却令研究者大感苦恼。对他们来说，从这些价值体系如此多重、交叉而纷乱的文学批评话语中，该怎样理出头绪呢？

在“寻根”、“先锋”、“魔幻”、“形式革命”成为显学的年代，批评家都不可能绕开这些话语开展任何有价值的批评活动。某种程度上，批评能否具有“有效性”，就在于如何占有和繁殖上述知识，把作家文本纳入一种预设范畴并生产出新的文学常识，这是人人都懂得的道理。莫言也乐得接受类似的“定型”：“有时候，评论家不但引导读者，而且引导作家向某一方向走。”[12]但又强调说，“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堆传奇故事”，口头传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传奇化的过程”，没有必要“一切都被拔高”。[13]千百年来的阅读史和传播史已积累了层出不穷的文学经验，作家与批评时有冲突当然也会妥协，创作既是对各种文学范本的反抗，也是创造性的大胆模仿，这本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中外文学史还告诉人们，没有标明“反叛”、“创新”字眼的文学史，就不可能称作“有意义”的文学史。在上述文章中，认为莫言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便会在小说中寻找与此相关的“叙述”、“意象”、“空间”因素，突出其文本效果的离奇、非常规特征，“他几乎调动了现代小说的全部视听知觉形式”，给“主体心理体验的内容带来多层次的隐喻和象征效果”（季红真）[14]。认为他“不完全”是魔幻的，则找出中国的“现实主义”的理由，“《红高粱》里表现出清澈、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正是“小说的内核和实质”（雷达）。至于把他看作“东方”魔幻的，也有道理发现理论上新的例证，《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的“特异功能”，造成了一种罕见的神秘之美，而且在“我爷爷”、“我奶奶”身上也都显现了这些素质（胡河清）。为保持与“魔幻”文学知识的一致性，更多人拒绝文学“外部”的分析方法，把人性心理当成新的整体逻辑和今人与历史对话的基础（陈思和）。他们特别提醒，“当我们审视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时，别忘了那渗透其中的主体意识；当我们注视作品的情节模式时，别忘了那与个人经历密不可分的情绪记忆……”而这就是“莫言的小说”（程德培）[15]。这样的批评话语，意图是要发掘出作家小说与外国文学结合后的“东方智慧”……

有一百个理由相信，80年代对莫言的批评有其历史逻辑和知识背景。出于对文坛现状的不满，要在不理想的创作队伍中找出符合自己愿望的当代“文学英雄”，这个要求当然不应受到粗暴的嘲笑和质疑。然而如果接着上述话题说，那些批评文章就不能说不存在可讨论的余地。一是既然“魔幻”话题被认为具有某种“特异功能”，那么它的社会意义中势必会同时也具备了破坏文学秩序和潜规则的能量，直至会冒犯、压缩和简化文学丰富而细腻的“内部”话语。我们在指责“当代”现实主义过于在立场、感情、态度等层面干涉作家创作自由，并大声疾呼“文学自主性”的同时，态度是否也会同样武断粗暴？例如，莫言作品被定型为“农村生活”小说，“散发着一股温馨的泥土气息”，可是又要它承担“意象的营造”、“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同时兼顾“六朝志怪、唐宋传奇，以至明清小说中许多艺术上”的“成熟”　（李陀）[16]。像李陀一样，强要莫言承担如此繁重文学任务的批评家其实并不在少数。但事实上，当时髦“话题”压倒个别“文本”，“魔幻说”变为压抑写作自身的文学立场和价值判断时，莫言的写作究竟还有多大的“生存空间”和艺术想象的余地？再者是文学批评阐释话语的窘迫。“文学史处理的是可以考证的事实，而文学批评处理的则是观点与信仰等问题。”[17]韦勒克、沃伦的这番忠告使人们想起，当批评“遭逢”历史的突变，那与这些“信仰”、“观点”关系密切的各种话语则随时都有可能成为“问题”。文学批评永远都在乐此不疲地与“今天”对话，它当然不会关心“今天”也会在“历史”的反复中怀疑自己：当“五四”文学选择“个人话语”后，解放区文学又把“群众话语”当作了文学“创新”的出发点，而80年代先锋文学的艺术探索，所对抗的恰恰是这一当代文学的集体无意识……这都是历史上的“今天”……面对文坛反复无常的现象，“敏锐”的批评时常会因话语的软弱无力而无地自容。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不止一次地陷入这种不能自圆其说的难堪境地。这次，又赶上了“魔幻”话题中的莫言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