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对于我这种专业背景不是中国语言文学的“外行人”来说，编辑这样一本中文版的《来自东方的视角：莫言小说研究论文集》委实令人奇怪。在此，我非常乐意交代事情的缘由。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一直在高校从事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从2005年到2008年我在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对中国翻译家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撰写了题为《梁启超“豪杰译”批评》的博士论文（2009年1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梁启超“豪杰译”研究》）；后来又逐渐转向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英译研究，重点考察其作品在海外的翻译、传播、接受和影响情况。而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我十分欣赏莫言、余华、苏童、马原等人的作品。在我看来，中国文学作品外译的数量近年来在逐渐增加，但真正能走出国门、走进目标语文化的文学作品却很少。而这些先锋派作家在这方面起着表率作用，他们的作品在不断地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国外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群和关注度。而对这些作家作品的英译研究无疑是翻译研究中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自2009年起我指导三位翻译方向学术型研究生对余华、苏童和莫言的英译作品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2012年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结合自己的翻译专业优势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对于莫言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在英语世界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因此对我来说，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2013年2月，我历时一年多翻译完了一本名为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Theory，Interpretation，Pedagogy（中文名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阐释和教学法》，2013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性论文集。这本书由美国两位著名生态女性主义学者Greta Gaard和Patrick D.Murphy编辑，一共收录了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12篇代表性论文。在我进行第三次样稿审校时，这本论著的结构和设计思路突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为何不借鉴它也编辑一本关于莫言小说研究的论文集并将它译成英文后出版呢？而从我掌握的资料来看，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学者对莫言的研究成果并不被英美学术界所了解。

于是，我开始系统收集和整理多年来关于莫言及其作品的研究论文1500多篇，并对其中的150篇进行了认真的阅读，在考虑到论文集篇幅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筛选最终收录了18篇代表性论文，这些文章涉及宏观、微观和比较三个方面。宏观的论文共有8篇，包括李敬泽的《莫言与中国精神》、郭杰的《独创性和超越性：莫言的启示》等；微观的论文主要是针对莫言的小说如《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丰乳肥臀》、《生死疲劳》、《檀香刑》等，共计9篇；还有一篇是比较莫言与福克纳的论文。由于收录的文章主要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故我把论文集定名为《来自东方的视角：莫言小说研究论文集》。我收录的原则和标准均侧重论文选题和研究的深度，由于“外行人”的身份，我没有受到其他“内行人”在收录论文时可能遇到的各种困扰。事实上，在获知收录的论文作者的基本信息后，我还曾为自己“敏锐”的学术眼光“沾沾自喜”过一阵子。

在取得18篇论文作者的版权授权后，我成立了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翻译小组，成员由与我共事多年的同事夏建新、唐艳芳、李艳和陈芳蓉，以及我的研究生金骆彬和Marco Lovisetto组成。我们落实了分工，明确了工作进度，并定期举行研讨。整个翻译工作于2013年6月正式启动，虽然收录的大多数论文内容艰深，再加上中国大陆过去二三十年的学术规范与西方大相径庭，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经过不断的努力，我们仅历时一个月就高质量地完成了6篇论文的翻译。另外，我还邀请了前面提及的、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英语系主任Patrick D.Murphy教授担任合作编辑，所有的初译稿由我和Murphy负责审校和修改。与此同时，由Murphy负责联系的多家美国出版机构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和Palgrave Macmillan均对《来自东方的视角》的出版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我们计划在2014年7月前完成所有论文的英文翻译，2015年上半年在美国出版发行。

2013年7月中旬，我与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学院院长李贵苍教授在北京拜访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剑英先生，洽谈继续开展进一步合作的相关事项（我和李教授共同担任了由赵先生策划的“生态文学批评译丛”的主编，该套译丛涉及国外生态文学批评的10本经典论著，我负责翻译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阐释和教学法》是其中的一本）。在会见期间，赵先生听说我正在编辑、翻译《来自东方的视角》时，建议我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行出版该论文集的中文版，他认为国内中文版与国外英文版的出版并行不悖。尽管之前有几家大学出版社曾找我商谈过论文集的出版事宜，但我一直没有在国内出版中文版的计划，部分原因是我对自己作为“外行人”的身份缺乏足够的自信。但经过认真考虑后，我最终接受了赵先生的建议。

在该书出版之际，我要向所有的论文作者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没有他们的版权授权，本书的翻译与出版也就无从谈起，我尤其要感谢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李敬泽先生、华南师范大学的郭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程光炜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柠教授、武汉大学的陈国恩教授、香港城市大学的吴耀宗助理教授、台湾中华大学的周英雄教授等（恕不能一一列出）在发给我的邮件里给予我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同时，我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赵剑英社长和浙江师范大学的李贵苍教授，你们的关心与无私的帮助使我备受鼓舞，敦促我不断前行。另外，我还要感谢参与翻译项目的所有小组成员，这些年我们以低调务实的态度，发挥翻译团队的整体优势，致力于本土文化外介工作，在李渔作品系列译著的出版和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立项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突破。最后，我也要向帮助我打印文字资料、联系论文作者、邮寄授权协议书的金骆彬、潘雨晴、施宵宵、潘雯辰等四位研究生表达我的谢意，感谢她们为我做了这些虽然琐碎但又非常重要的事情！

作为一名高校翻译专业教师，我认为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应该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充当起中西文化沟通和交流的桥梁。正如我在发给论文作者的电子邮件里所说：“莫言作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中国人，我们有责任将东方学者对其作品取得的研究成果通过翻译让西方尤其是英语国家的学术界了解与认识。将中华学术传播到海外，不仅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这一代翻译工作者的义务！”

是为序。

蒋林

于浙江师范大学

2013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