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全集》编校余墨——兼及现代作家文集编辑中的若干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在《师陀研究资料》[1]编就之际，我就萌生了编辑《师陀文集》的最初设想。当时虽有师陀先生支持，但由于条件尚未成熟，此事就拖了下来。

1988年师陀逝世后，我陆续读到了先生的故朋旧友撰写的悼念之文，常因文中叙述的真切情景而怦然心动。特别是卞之琳先生的两篇悼念文字[2]，其亲切犹如两位老友的悄声对话。卞文说:“师陀，特别是三四十年代的‘芦焚’时期，写记事杂文、随笔、小品、通讯之类，率多写得具有一种特殊魅力，诗一般的乡土小说醇味。”卞之琳建议:“希望在今日出书难，一些出版社不惜给名家出大部头选集、文集、全集的好意当中，约哪位熟悉师陀其人其文的还有足够时间与精力的友好或亲属为他编一套文集，据原书出版先后，剔除重复处，就用原书名，加上未编集一二本，分卷而版式一律，可让读者各取所需，零整购买，该是经得一读再读的，也为我们新文学历史回顾研究与新文学前途借鉴研究，比我在这里略有提供的史实以外，略抒哀思以外的废话，有意义多了。”如果说卞之琳的约“友好或亲属”为师陀“编一套文集”还是一种期望;那么，海外研究者夏志清在师陀逝世后致师陀夫人陈婉芬女士的慰问信中，则已经提出了编辑师陀文集的一些具体建议。信中说:“要好好纪念师陀，真想写篇文章，讨论他一生的作品，但首先应该把它们看全(至少看大部分)。这几年来师陀已寄给我几种他的作品(包括《芦焚短篇小说选集》在内)。另外刘增杰先生来纽约，也亲自把《师陀研究资料》送给我了，此书对研究师陀极有用。刘是开封市河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不知你同他有无信札来往?师陀尚未发表的遗稿、日记、书信，可由你同他合编出版。”[3]所有这些，都再一次唤起了我编辑《师陀文集》的渴望。几经努力，河南大学出版社王刘纯先生的果敢决策，师陀夫人陈婉芬女士的配合支持，终在师陀逝世十五周年之际，出版《师陀全集》的梦想即将化为现实。

扩大作品搜求视野:笔记、日记与书信的整理

在20世纪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城乡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千头万绪，纵横交错。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逼迫着人们流亡、逃难、迁徙，长时间地处于不安定的生活状态之下。各种政治力量随之也不断地进行着新的组合，新的分化，直至新的聚积。上述社会因素直接影响着文艺的生存形态和文艺样式，制约着作家创作的整体风貌，也给作家文集的编辑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在近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师陀写出了大量的散文、小说和其他作品，相当一部分作品从未收入过集子而散佚于报刊，连作者自己也说不清楚集子之外还有多少作品。所以，我最初的设想是编《师陀文集》。与全集相比，文集给编者留下的编选空间较大。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当然必须入选，其他一些暂时找不到的作品则可以忽略不计。可是我的设想出版社王刘纯先生持有异议。他说，“还是出全集好，全集一网打尽，可以给研究者提供更有价值的作品和史料”。我最终被他说服了。

不言而喻，出版全集，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求全。这应该是第一位的工作。所谓求全，即期望出版的《师陀全集》，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师陀著作的结集。这里至少包括两项任务:一是搜集到师陀已经出版的各类作品的集子和未结集的作品;二是扩大视野，把搜求的目光转向笔记、日记、书信、未刊稿以及与作者思想、创作有关的其他材料。

任务明确了，但实际作起来并不容易。单就完成第一项任务来说，从报刊上查找到师陀作品集子以外的全部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师陀先后生活于河南、北平、上海，使用多个笔名发表作品。以抗战时期为例，他在大后方、解放区，“孤岛”和沦陷后的上海，发表作品多使用不同的笔名，查找的难度更大。我们以数年之力，多方扩大查找线索，加上师友相助，终于基本上完成了搜集作品的任务。[4]计全集新收入短篇小说20篇，散文(包括散文诗)49篇，诗歌10首，长篇小说(未完)2部，论文等25篇，共约50万字，占已出版师陀作品的五分之一。

完成第二项任务，即将笔记、日记、书信、未刊稿收入全集，不仅面临着资料搜求问题，更涉及编者文学观的转变，不断提高自己对上述史料重要性的认识。实际上，笔记、日记、书信等等，是作家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解读作品的钥匙，打开作家心扉的一扇窗户。这一部分文学资料的收入，读者在阅读作品时产生的某些疑团就有可能烟消云散，迎刃而解，文集或全集展现的作家个性会格外鲜活透明，还给读者的是作家更为本真的心灵世界。正如樊骏先生所说:作家的日记、书信，“孤立地看，它们诚然往往失之零散、琐碎，不少内容还可能使人感到没有头脑。但它们都是当事人亲笔写下的原始的直接的实录，包含着大量真实、具体、准确的史实。把它们缀合在一起，可以发现作家的日常生活、人事往来、文学活动、生平经历、思想感情(包括一闪而过的念头、难向人诉说的心理波动、毫无保留的自我解剖等)，以及文坛事件、社会历史变故等方面丰富而且可靠的素材或者线索，成为认识作家和把握历史演进轨迹的重要依据。”[5]全集收入师陀的笔记、日记、书信、未刊稿数量较大，共约40万字。

师陀十分重视自己的旧笔记。在回忆“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抄去的旧笔记时，他颇有感慨:“我手边放着八册旧的笔记本，是作协上海分会发还的‘抄家物资’。回想起十一年前，抄去的远远不止这些，连在‘牛棚’里被抄去的，前后总共有二十多册吧。那么它们是幸存者了。……这八册旧笔记本就留着我学习的足迹，或者恰当地说，是足迹的一部分。它们也留着我的一部分日记。看了它们，我记起我曾经参加过‘土改’;我曾经去农村深入生活;我曾经出国访问……可是我还记得我曾经参加过‘三反五反’，我曾经参加过私营工商业改造运动，我曾经去东北参观访问，那到底是哪一年呢?我记不起来了。那些能帮助我记忆的笔记本没有还给我，就是我去农村的日记也是残缺不全，它们也许被随便处理了，更有一个可能，被送进造纸厂做‘还魂’纸去了。”师陀还说，“我的笔记本是派下列几种用场:听报告的要点记录，深入生活或参加运动的日记，一部分学习心得，正式座谈会准备发言的提纲，也记载准备日后要用的资料。如果已经不用的笔记本后面还有大量空白，为节省物资，偶尔也用来打草稿或派其他用场，例如《伐竹记》以及写了一半的《列御寇》就是。”[6]

从这段话不难看出，对师陀来说，旧笔记实在是他创作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的不少优秀作品，通过笔记这个中间环节的孕育、发酵而得以降生。其实，师陀笔记本的“用场”远不止他所列举的几种。师陀很少有诗作问世，我们在笔记里却看到他的一些构思精巧的诗作。在“文化大革命”最困难的日子里，笔记本还竟帮助他度过了险境。在这时期的笔记里，记录了他字斟句酌的自我“检讨”和“揭发”。他用所谓虔诚的“检讨”躲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灾难;而他以“揭发”之名行保护之实的文字，再现了师陀与友人生死相依的真情。写于1968年1月6日的笔记《每周思想汇报》，可以让读者从一个很小的侧面，具体感受到在非正常年代师陀所经历的精神熬煎:“许久以来已经不能系统考虑什么问题。血压高，头晕，后脑痛，心脏闷塞……视力模糊，有时突然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的生活是躺着，坐着。有时习惯地拿起一本书，或《文汇报》，很吃力地看一段，只好放下，因为记不住，看到下一句时，已经把前一句忘了，也就不明白它的意义。因此，一篇社论，往往看好几天好几遍才能看完，但是总的意义还是记不得。”这则生活实录告诉我们，师陀的笔记，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他心灵的真实记录，从中不仅能够了解他部分作品的创作过程，而且让人感受到了他灵魂的痛苦与挣扎，从而为师陀研究提供了真实可贵的文字资料。在《师陀全集》中，我们特意收录了少量这方面的材料。

师陀的日记是不完整的。今天能够看到的日记，是1953年1月1日至1954年8月15日的下乡生活日记以及他返回上海后的日记;1954年7月至8月赴东北参观访问的日记;1957年8月15日至9月18日访问保加利亚的日记。除此之外，还尚存少量写于1963年至1982年间的零碎日记。

1952年年底，师陀响应号召，赴山东莒县吕鸿宾农业社深入生活。日记虽然记得简略，且多述风雨阴晴，衣食住行，但从中仍然能够感受到作家当时生活的具体情状。如1953年1月1日日记云:“一日星期四，农历十六，昙，风息，冷更甚，室内生火，杯中结冰”;1月16日日记又云:“阴，甚冷。入夜小雪一阵即止，寒风怒吼，天晴星出，地上如撒一层盐粒，为入冬以来最冷者”。日记中也记录了一些农谚，以及作者偶获的创作灵感:一段简短的对话，一个富有特色的生活细节。日记还反映了他对全国文学发展动向的关注，与部分作家的交往，以及自己创作农村题材小说的进展。[7]

到山东农村体验生活的时候，师陀已届中年，当时他尚未结婚成家。日记中多次出现了一个年轻女性。如日记中云:“我以为×××[8]不会来了，但是竟然来了!痛苦与欢乐，泪在我眼里。××，××!”第二天记载:“晚，与×××谈。某[9]扰扰不肯去，状至可厌”。另一天又记述:“返分区遇×××，以带互助组学习人员得赴县也。略谈后别去。下午愁肠寸断，以阅读书报治之，苦益甚，复冒风至阎庄，彼已离去。即于市上饮二壶。”这个在日记中屡屡出现的女性，对于研究师陀的感情生活是颇有价值的。将近十年之后，师陀与陈婉芬女士相遇，才建立起了美满的家庭。师陀的日记中，还记载了他其他方面的生活，都有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师陀，认识师陀，感受解放初期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

即如1963年以后的一些零碎日记，也往往能让读者从片言只语中，从作者看似漫不经心的勾勒中，折射出当时生活的某个侧面和人物的神情状貌。这是师陀1967年1月的一则日记:“1月15日，批斗石西民。16日或17日游行，至锦江，倒下，气喘。造反派小头头把他拉起，又走，骂他装死。又倒下，又骂，一摸鼻息，即用黄鱼车送医院。医生诊断，已死。”短短数语，实录了一个惨不忍睹的历史事件。1982年10月24日日记，写了他和巴金的一段对话:“十月二十四日，还巴金借款五百元，谈了许多，主要劝他检查身体，注意身体;劝他辞去上海文联和作协主席……临出门我说他的一棵米兰被偷去真可惜，他风趣地说:可见现在形势好了，人人都爱种花了。十年内乱中他曾被偷去二只鸡。我说:比起偷你的鸡来，形势是好了，那时只想到吃，挨饿的想吃，不挨饿的也想吃。”这段日记，同样惟妙惟肖，意味深长。

在随意的日常生活叙述中，师陀日记带着他独特的人生经验，他的追求与探寻，他的挫折与孤独，以及他对生命的虔诚，经过感性升华和理性过滤，化为小说中的画面、人物、场景和结构，化为那些成功的佳作乃至某些作品的平庸。这就是我们在师陀日记中能够感受到的。研究师陀，从阅读他的日记开始，不失为一种选择。

同样，作家书简也是解读作家创作内蕴的一个重要方面。20世纪中国作家，不少时间处于动乱的生活环境中，除少数外，一般书简都篇幅短小，但也简短情长，画龙点睛。书简的私人性使其较少修饰而具有随意性，从中更可以窥见双方的人格和真性情。由于书简多以手写而不是以印刷品的形式保存(电子邮件时代以前)，因而随着作家生活的变动而流失严重。以师陀为例，20世纪上半叶友人致芦焚(师陀)的书简，几乎已荡然无存。下半叶友人的书简到1988年师陀逝世时，仍保存千余封(师陀写给友人信的数量应不下于这个数目)。但几年之后，友人致师陀信则仅余二百多封，而师陀致友人信已不足百封。阅读师陀致友人信和友人给师陀的书信，使我获知了有关师陀的许多过去知之不多，或竟一无所知的情况。

收入《师陀全集》中师陀致友人书信共80封。抗战时期师陀的信件，虽然只保存两封，但对研究他的创作和思想，仍具有一定的意义。1943年5月24日，师陀在回复柯灵的约稿信时，最早地揭露了“假芦焚”在沦陷区上海的丑恶嘴脸。信中说，“接办刊物的困难是意中事，你要稿子，在情义上既不能拒绝，而我却远在前年年底就收拾起来，决心不再发表什么了。一时不想动笔。旧稿倒积存了几篇，惟用时需将题目制版，因为就我所知，从去年起便有另一位‘芦焚’在上海发表文章，此其所谓以别大雅也。又，今后凡作品以贱名刊出，题目未经制版而字迹不符者，倘非转载，则即为另一‘芦焚’所为，与弟无涉。如果方便，祈将此信揭登贵志，聊作声明。”[10]这封短信，实际上记录了师陀的创作从芦焚阶段向师陀阶段的历史性转变。

在师陀保存的友人来信中，1949年2月芾甘(巴金)致师陀的三封短简(一封完整，两封为残简)，具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仅就师陀个人生活而言，短简逼真地再现了师陀当时生活的苦况。因为拿不起租住房屋的“顶费”，从1947年起，师陀就被迫从上海搬到嘉兴乡下生活。到了1949年初，生活更加窘迫，师陀不得不向巴金求援。巴金接信后立即回复师陀:“开明版税单[11]至今尚未送来。这次据我估计大约只有七八百元。今天在文化生活社为你借支了一千元，由交通银行汇上。”对于汇去的一千元，巴金在信中感慨地说:“一千元还不够买一条三炮台香烟。”用借给师陀的一千元和一条香烟作比较，表明了巴金对师陀处境的深切同情。当时，巴金要赴香港。他在短简中特意告诉师陀:“你每月的饷我已关照过，托文华会计直接交交通银行汇给你，希望不致出乱子”，关切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来往于书简中关于师陀创作的讨论，占据着书简的主要篇幅。文友关于师陀某些作品直率的善意批评，是在书简以外的文字中很难见到的。[12]我还特别看重书简中文友之间的精神交流。交流是一种心灵的互动。这种交流，不是一方居高临下的指导、教诲，而是平等谈心，以自己的亲身遭际，春雨般地滋润对方的心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老友沈从文给师陀的长信语重心长，不仅是对师陀受到伤害心灵的抚慰，而且还可以帮助读者进一步探询形成作家创作风格的外部环境，以及制约作家创作心态的内在心理动因。

由于社会和个人的因素，师陀有不少未刊稿的质量较高却未能面世，我们把其中的一部分收入全集，以使读者更全面地窥见师陀全人。

当然，我们把“求全”作为第一位的工作，并非意味着不顾创作水准，毫无选择地有文必录。对于未刊稿的处理，我们采取的是既开放而又谨慎的态度，力求做到全而适度，全而不滥。因为我们深知，任何求全都只是一种向往。生活给人们留下的，更多的还是无法弥补的缺憾。如由于征集困难，目前全集所收师陀书信，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校勘:从传统方法到现代校勘的转型

在《师陀全集》的编校工作中，我们体会到:校勘应是保证出版质量中心的一环。由于传播方式的变化，在现代，“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展开的”[13]，期刊成了文学作品的主要载体，这就使作品的校勘和传统的校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我国历史悠久，典籍丰富，从事校勘的学者，多湛深经史，校理群书，成绩斐然。但他们的校勘，往往多限于考订文字，订伪补脱。校勘最有成绩者如钱大昕，其校勘也主要是围绕着文字正误进行。如“校以当代史实，而知书中有后人妄改字”，“校以当代史实，而知书中有特殊缺笔字”，“校以行文义例，而知注语误入正文”，“校以文字形声，而知注中有讹误字”，“校以史传，而知作者时代之误”，“校以他书，而知作者姓字之误”。[14]六项之中，有多项涉及文字的校订。现代校勘当然有着传统校勘经验的直接继承。但也要承认，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文学作品的样式、传播方式、作者的写作手段都发生了变化，从而伴随着新的校勘任务，产生了新的校勘形态。

第一，现代作品，特别是许多叙事作品，卷帙浩大，动辄洋洋百万言，原有的以字、词、句为主要校勘内容的格局被打破，原有的某些规范难以适应变化了的文学需要。

第二，就作者来说，传统作品的校勘对象，多为已作古的作者的作品。现代文学的校勘对象，则大部分是活跃于文坛的现当代作家的作品。由于政治的、社会的、个人的多种因素，一些作品自诞生以后，作者就不断地进行着修改，造成了文本的不确定性，使作品的初刊本、初版本和以后各版发生了很大的差别。传统校勘学在这种不断修改的文本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第三，就传播方式来看，作家以期刊为中心开拓着自己的文学疆域。而期刊众多，天南地北，国内海外，这也和进入现代之前作品的流通情况有了根本的不同。

总之，新的时代对校勘的要求已经不完全是从文字到文字，从书本到书本，校勘开始和社会调查、访问知情者等多项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并运用新的校勘手段，扩展着自己的活动空间。新的校勘对象，推动着从传统校勘学向现代校勘学的转变;催促着人们通过对现代作家文本校勘的实践，总结出一些新的校勘原则与方法。在师陀作品的校勘中，就出现了较传统校勘复杂的情形。

一是同名异文。即作品的篇名相同，而内容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篇文章。抗日战争时期，师陀以芦焚的笔名发表了散文《八尺楼随笔》。师陀的散文集子里没有收录这篇作品。我写信给师陀，打听这篇作品的刊载情况。他回信说，自己记不清了，好像在解放区的什么刊物上发表过。《八尺楼随笔》这个新颖的标题召唤着我的热情。经过不厌其烦地翻检期刊，我终于在豫皖苏根据地1940年出版的《文艺战线》第2、3期合刊的目录上，找到了《八尺楼随笔》。在《八尺楼随笔》的总标题下，作者用其一、其二、其三、其四四个小标题，发表了内容略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四篇随笔。在抗日战争艰难的日子里，作品表达了师陀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和期待，并以辛辣的嘲讽指向侵略者、压迫者，向他们投以蔑视和鞭打。

找到《八尺楼随笔》的喜悦还没有过去，麻烦接着又来了:《八尺楼随笔》题目下赫然写着“上海转载”。文章是从上海哪个刊物上转载来的呢?我当时心想:当然是最好能找到上海的那个刊物，把散文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但万一找不到呢?此时我也心存侥幸:既然文章找到了，把《文艺战线》上的《八尺楼随笔》收入全集完事，这个“上海转载”可以忽略不计了。虽然这样想，心里不踏实。最后，我还是跑到上海，找到了刊于上海的《八尺楼随笔》。意想不到的是，上海的这篇《八尺楼随笔》却不是《文艺战线》的那篇作品。刊于1941年7月30日《奔流》文艺丛刊第6辑《激》的《八尺楼随笔》，署名君西。散文的论题、风格和《文艺战线》那篇迥然不同。作品是一篇豫皖苏根据地的热情颂歌。散文在赞扬根据地军民建设新生活的同时，还以曲折的手法，揭露了国民党制造摩擦，进攻豫皖苏根据地的罪行。指出:给他写信朋友地址的变化，是由于敌人制造的“一件阴谋的余波”。《奔流》的《八尺楼随笔》和《文艺战线》的《八尺楼随笔》是两篇内容完全不同的同题散文。如果我糊里糊涂地把《文艺战线》的《八尺楼随笔》当作是转载于上海的这篇《八尺楼随笔》，那显然就是张冠李戴。何况，《文艺战线》的《八尺楼随笔》发表于1940年，而上海《奔流》的《八尺楼随笔》刊载于1941年7月，那里会有没有出版就被转载的事呢?极有可能的是，解放区那篇《八尺楼随笔》上的“上海转载”，是编者为了师陀的安全而故意摆出的迷魂阵。[15]

二是异名同文。这种现象在师陀的作品里出现较多。如短篇小说《一九二八》发表于1934年4月1日《春光》第1卷第2期，1936年5月收入短篇小说集《谷》时改题目为《谷》。短篇小说《里门拾记·过客之二》发表于1936年4月6日《大公报·文艺》第123期，收入1937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里门拾记》时改题目为《秋原》;短篇小说《春的梦》发表于1936年6月1日《文季月刊》第1卷第1期，收入1938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野鸟集》时改题目为《春梦》;短篇小说《大地的儿子》1936年6月发表于《榴火文艺》创刊号，1936年10月15日发表于《作家》第2卷第2期时改题目为《野种》;短篇小说《卑微的巨人·里门拾记》发表于1936年8月9日《大公报·文艺》第194期，收入1937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里门拾记》时改题目为《巨人》，收入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版《芦焚散文选集》时又改题目为《老抓传》;散文《关于死》载1937年4月5日《中流》第2卷第2期，收入1938年11月开明书店版时题目改为《死》;随笔《〈里门拾记〉的前后》载1936年12 月21日《大公报》，收入1937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里门拾记》时改题目为《里门拾记·序》;散文《虹庙行》发表于1937年4月21日《大公报》，收入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版《芦焚散文选集》时改题目为《除夕的虹庙》;短篇小说《鬼爷》载1940年1月《文学集林》第3辑《创作特辑》，收入1946年5月上海出版公司版《果园城记》时改题目为《城主》，收入1958年新文艺出版社版《果园城记》时又改题目为《“鬼爷”》;《曹操》作为“故事新编”发表于1959年3月21—23日《文汇报》，收入1979年3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山川历史人物》时作为历史小说改题目为《党锢》。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作品题目的变化，有时一篇文章三次改换题目，在阅读作品时不一一加以考辨，就会使研究者误以为是不同的文章。河北大学一位青年学者，曾来信指出过我80年代编《师陀研究资料》时就发生过类似的错误。

三是作者署名相同而实际上是不同作者之文。师陀这一类的作品不多。但此类现象，也曾经给他带来不少的烦恼。1942年3月15日上海《中华日报》《文艺》第22期，1942年4月15日《中华日报》《美音》第5期，发表有署名芦焚的论文《诗与节奏》。文中大谈中国诗人胡适、朱湘、徐志摩，法国的波特莱尔，英国的白朗宁，俄国的大钢琴家和德国的浪漫派作家，又论列商籁体、湖畔诗人，洋洋洒洒，招摇过市。如果没有师陀的声明，[16]读者是很难辨析《诗与节奏》作者的真假的。师陀在《致“芦焚”先生们》一文中还透露假芦焚并非仅活动于上海一地。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就有又名“向烽”的芦焚在活动;当时在杭州的刊物上也还出现过一个“芦焚”。文坛上的这种鱼目混珠现象提醒人们，只有加强作品的考证工作，才能避免因署名相同而造成的差错。

四是对文集编选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现象，要想方设法刨根问底，不能主观臆断，应如梁启超所要求“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17]1943年3月，芦焚写了一篇通讯《华寨村的来信》。人们知道，华寨村是师陀家乡村庄的名字，即河南省杞县华寨村。《华寨村的来信》中除了说明自己在乡间的苦闷心境外，特意抄录一段上海小报消息:“名作家芦焚日前返里，临行有以报章间读其文字为言者，芦初微蹙其额，继徐言曰:……据云……今后当常住乡间，养鸡种豆，弃绝笔墨，直至战争结束。呜呼!此君斗室一榻，枯处数哉，如居饿夫墓中，日常过从者不过三四人，而三四人者，固素知也。……今且行矣。江南秋老，夫复何言!”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师陀都躲在上海他自称的“饿夫墓”内，他什么时间返回过故乡呢?没有回乡，又怎么会从华寨村给上海写信，并有小报记者的这段消息?带着这些疑问，我专程去请教过师陀先生。他笑着诡秘地回答我:“抗战时期我没有回过老家，那是为了骗人。《华寨村的来信》是为了造成一种假象，好像我已经离开了上海，以躲避敌人的搜捕。”原来，这篇以假乱真的小报消息，完全是师陀自己一手炮制，以便在生存空间逼仄的上海保护自己，迷惑敌人。多亏我及时向作者求教，这团乱麻才没有打成死结。记得鲁迅说过，“装假固然不好，处处坦白，也不成，这要看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刻刻防备。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18]这个《华寨村的来信》，就是师陀穿在身上的甲。

五是作品体裁的互换。师陀突出的艺术风格，是小说的散文化，散文的小说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作“写出来的短篇小说有点像散文，散文又往往像短篇小说，没有一篇合乎规定的标准”，“既然没有一篇合乎规定的标准，我便把它们称为‘四不像’”。[19]仅收在江苏人民出版社版《芦焚散文选集》中被师陀当作散文的短篇小说，就有《说书人》、《灯》、《邮差先生》、《老抓传》等多篇。在编选中，我们尊重作者对文体的理解;但在收录时则核对作品发表时的情况，原发表时是小说归类于小说，是散文编入散文集，而不在意作者后来的变更。

六是校勘中难度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版本问题。鉴于问题需要一定的篇幅来说明，我们在下一部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师陀全集》校勘中的问题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每个作家文集、全集校勘中出现的问题是不可能相同的。现代作家作品校勘中出现的复杂情况，从根本上说是由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决定的。由此，笔者认为，与现代社会的文化建设相适应，应该在实践(包括古人和今人的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从传统校勘学向现代校勘学的转变，建立起新的现代中国校勘学。对诸如现代校勘学的性质、任务和研究对象，现代校勘学的原则与方法，现代校勘学的基本操作规范等问题，逐渐取得一致认识或接近一致的认识，以实现现代出版质量整体素质的提高。

版本选择:以初版本为基础

选择一个好的版本，做好校勘工作，直接决定着一部现代作家文集、全集的学术质量。具有可信性的版本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基础，从而使研究能够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这些年来，在师陀著作的出版中，许多严肃的出版家做了不少工作，积累了一些有价值的经验。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新文学碑林之一种，于2001年出版的师陀短篇小说集《谷》，就是一个较成功的例子。编者在“出版说明”中指出:新文学碑林出版的“每一本书都力求以初版原创风貌与读者见面，内附原版封面与插图”，希望“提供一套精良的参考资料”。经我们与《谷》初版本核查，证明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的。但不可否认，在一段时间内出版的某些师陀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重视版本的现象。《果园城记》的出版，就有类似的情形。1999年，在“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评选中，经丛书编辑委员编选，复评委员会、终评委员会评定，《果园城记》榜上有名。“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的”的《丛书前言》告诉我们:“丛书的每一种图书对所使用的版本做了精心选择，选择的原则是在尊重初版本的基础上从优择用，再版时仅对所用版本中明显的编校错讹进行修订。”[20]丛书编辑委员会确定的版本选择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在丛书目录中，《果园城记》书名下列出的出版单位和时间是1946年上海出版公司版(以下简称初版本)，而实际上，他们选用的却是1958年新文艺出版社的《果园城记》本。1946年上海出版公司本和新文艺出版社本差别极大，首先是篇目的变化，如:①初版本有《序》，新文艺出版社未收;②初版本有《刘爷列传》、《孟安卿的堂兄弟》，新文艺出版社本未收;③新文艺出版社本增加《北门街的好汉》，初版本未收;④新文艺出版社本增加了《新版后记》。其次，初版本和新文艺出版社本每篇的内容也有较大变化。例如，以首篇《果园城》为例，这篇七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说，1958年本较初版文字改动竟达二百一十多处。改动并不仅限于个别字句，而多涉作品内容。

且看《果园城》两个结尾的异同。《果园城》描写了作品中的我在离开果园城七年后又回到果园城看望亲戚:守寡的孟林太太和她唯一的女儿素姑。素姑是一个“像春天一样温柔，长长的像一根杨枝，而端庄又像她的母亲的女子，她会裁各样衣服，她绣出一手出色的花，她看见了人或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着，却从来不发出声音”。这位从12岁起就开始为自己缝绣嫁衣，绣满了一口大箱子又一口箱子。如今，她已经绣到了29岁，在闺房中慢慢憔悴。箱子里锁着她的无数岁月，锁着这个嫁不出去的素姑的青春。初版本《果园城》的结尾，描写了素姑看见我以后的心理活动，以及我对素姑遭际的感受:

“你老了呢”，孟林太太为难的说，接着好像想改正自己。

我用眼睛去找素姑:她不知几时——并且不知为了什么她已经躺在孟林太太的背后，隔着装台，我看见她的苍白而又憔悴的脸，她的在暗中显得乌黑的眼正灼灼的望着我。我觉得眼泪已经壅塞了我的咽喉，要涌出眼眶来了，我要说不出一个字了。

“我们都要老的”。我勉强敷衍着说。

那为了什么而生气似的，像一个女巫，或者更像女校长的听差的女仆，已经送上茶来。仍旧是先前的样子，每人一只盖碗。

1958年《果园城记》新版《果园城》的结尾是:

“你老了”，孟林太太困难的说。

我望着坐在她旁边的素姑，苍白而又憔悴，忽然想起那个传说中的古怪老头和他的三个美貌女儿。孟林太太应该另有原因，因为害怕女儿重复自己的遭遇，才一味因循把她留在身边的。我感到一种痛苦，一种憎恶，一种不知道对谁的愤怒。

“人都要老的”。我低声回答。

那女仆送上茶来，仍旧是老规矩，每人一只盖碗。

很显然，两个结尾相比，在人物心理刻画、语言感染力等方面，初版本都较1958年新版更具韵味。

“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丛书编辑委员会选择1958年新版本并非是“精心选择”。退一步说，如果编辑委员会真的认为1958年本优于1946年初版本，那也应该向读者说明，而不必在百种优秀图书目录上标出1946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丛书编辑委员会的做法很容易对读者产生不必要的误导。

《无望村的馆主》的新版较初版本改动更大。初版本署季孟著，1941 年7月作为开明文学新刊由开明书店出版(简称开明本)。1946年12月出版过再版本。全书除“小引”和“尾结”外，分13章，127页，共7.1万字。1983年7月，作为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之一，《无望村的馆主》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横排本(简称福建本)。福建本除“小引”外，另增加“结尾”和“跋”，主体部分12章，全书132页，共8.4万字。

除一般文字改动外，福建本大的改动5处，即:

①福建本“小引”部分增加从第1页末行至第3页第10行;新增加了第15页;共增加3页。

②福建本第4章、第5章分别增加第37页第9行至第38页第8行，第39页倒数第6行至第42页、第46页第7行至第47页第10行，共增加约4页。

③福建本第11章增加第100页至第110页，第12章增加第111页至第114页，第115页第7行至第117页，第118页至第119页第4行，共增加约17页。

④福建本结尾增加第118页至第121页，共3页。

⑤“跋”的部分第122页至第132页，为全部新增，共11页。

以上福建本成段修改共新增38页，约2.1万字，占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强。这种伤筋动骨的修改，突出表现在对人物命运结局的修改上。作品主人公、败家子陈世德的妻子百合花，在开明本原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弱女子。陈世德把她赶到娘家，孤苦无告，躺在床上一年多，已经病得奄奄一息。把家产荡了个精光的陈世德，走投无路，又到喜梦庄来找妻子百合花，想骗点钱鬼混，陈世德对百合花说:“你知道我快完了……”接着作品描写百合花:

“快完了。是的，大家都快完了。”他的太太低声叹息着说，她低下头去玩弄被窝。

陈世德没有想到这时候空气已由苦痛，气恼和羞惭转成哀伤。她的太太的只剩下骨头的细小手指在棉被上动弹着，她说她不能跟他回无望村，因为现在她正当病着，同时她已经听说他过去的行为，他使她只有憎恨。她唯一的希望是将来他能再来一趟，她愿意死后能埋葬在姓陈的地里。……忽然间——她也许是想到她的美丽将要完全消灭，她受过的像她这种年纪不应该受的折磨，她当初的希望都成了空虚，即使她的寿命长久，也不过是像尼姑空活一场。因此她用双手掩住脸，肩膀不住的耸动着，扑下去哭起来了。

这是一个懦弱的、不知反抗的百合花，一个最大愿望是死后“能埋葬在姓陈的地里”的百合花。封建思想对她的毒害让读者心情沉重。而在福建本描写百合花和陈世德(小三千两)会面时，百合花则成了一个有主见、争自由的新女性。见面后，百合花直接质问陈世德来喜梦庄的目的是什么。她的气势使陈世德只好老实供认:

“钱，给我点钱。”陈世德哼哼唧唧回答。

“你要多少?”

“五块，五块大洋。”

“五块可以，从此可一刀两断了?”

这个宝善堂的末代子孙听说“一刀两断”，明明表示要跟他离婚，日后再没有缠头，感到自己要的太少了。改口说:

“要一刀两断，得给三十块。我……”

“你讲话算数?”

“算，算数。”

“那给我一张休书。”

“休，休书，我不会写，”他吞吞吐吐说。

百合花冷笑道:

“你有本事卖十五顷地，连个休书都写不出来呀?”

陈世德被问住了。她接着说:

“那我替你打个草稿，你亲笔抄一遍，打个手印。”

陈世德点点头。她很快就写起来。

两个版本写出了两个不同的“会面”。就百合花的性格来说，福建本的确是变化太大了，变化得使人物性格前后判若两人。评论者对此曾向作者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唐弢对《无望村的馆主》的修改就颇有微词，他在给师陀的信中说:“《无望村》已重新拜读，恕我直言，这样改，利弊互见。我也非常同情百合花这个无辜的女孩子，这样改，对她是好得多。陈世德和她会面(原书)一场，确有冲淡读者对这位地主少爷憎恨之处，但另一方面，改变了悲剧结局，客观上又不免减少了他的罪孽，他的恶孽反而不如原来写法的深重了。不知尊意以为如何?”[21]

对于作品内容的改动，特别是对百合花命运结局的改动，师陀有他自己的用意。他说:“我对梦喜庄的百合花是抱着充分同情的，但是我原来把她写成只知‘三从四德’的妇女，从认识上歪曲了这个人物，她善良，她无辜，纵然她不可避免地受过封建思想的影响。她的结局太悲惨，反而引不起读者的同情。现在我把她的结局改了。‘跋’是我加进去的，使这个在旧社会受尽欺凌的女孩子有一线生机”。[22]

任何作品都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作家当时对生活理解的艺术表达。在动荡变化的时代，作家几十年以后对作品内容、人物等作较大的修改，即使出于最良好的愿望，也有可能对作品原有的美学思想进行着修正。师陀认为自己“歪曲”了人物，因而在福建本中更加清晰地凸显阶级冲突，让受压迫的百合花觉醒，其中有着强大的无所不在的主流文学意识形态潜在或明显的影响。

概言之，从对《果园城记》和《无望村的馆主》的具体考察看，初版本作者着意于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本身似乎存在一种耐人寻味的距离感，文字更见光泽，有隐蔽在字里行间的活力;而修改本则往往增加了贴近现实的功利性表述。即以语言而论，出于对流行的大众化风格的追求，向往于使自己的作品明白如话，大众一看即懂，修改后的语言在通俗化的同时，也就丢失了特有情境下浓烈的生活气息和感情冲击力，作品的思想力量也随之被弱化、稀释。胡乔木就批评师陀对《无望村的馆主》的修改:“作为未识面的老朋友，说句老实话，你近年行文我觉得有些啰嗦而枝蔓，不知是否年龄的心理变化反映?总之，这就不免有伤文体简洁完美了。”[23]

通过对师陀初版本和修改本的对比研究，我们发现:师陀作品的修改，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小的讹错的改正。如《马兰》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后，发现一些明显的文字错误，他就致信巴金，要求修改。芾甘(巴金)1949年2月14日复信师陀:“《马兰》早售完。再版时当改正你列出的错误。”这一类的修改当然是必要的。第二类的修改则是如《无望村的馆主》这样大的修改。大的修改虽然在语言方面可能显得更为准确、流畅，但在艺术上，作品并没有整体上的提升，甚至还出现了个别艺术上的保守僵滞现象。为了尊重历史，尊重作品原初的存在，这次《师陀全集》所收作品，基本上选用初版本，或收录初次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以使读者能够比较真实地把握师陀的作品。个别修改较大的作品，则在所收作品之后，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修改本的部分章节，以方便读者相互参照。

余墨之余

2003年7月下旬，复印完要寻找的师陀最后一篇散文，刚刚走出上海图书馆，滚滚热浪就突然猛扑过来。太阳像个火球把街道照得白亮白亮。马路不声不响地伸向远方，躺在那里喘息。街对面传来了带有夸张性的播报:今天上海气温攀升到了39.3℃，为1934年以来的最高气温。大上海69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让我撞着了。

高温的烘烤使我想起了自己和友人为《师陀全集》出版付出的艰辛，眼前似乎也浮现出了一幅幅动人的画面:那是一双双向我伸出的援助之手。赵福生先生几乎是“有求必应”，多次冒酷暑往来于上海图书馆。他的快捷体现着一种上海人的效率和干练;王广西先生在郑州除了热情帮助复印作品外，还主动推介我不曾见过的有关师陀的史料;任永全先生热情地向我提供了发表在华中解放区文艺刊物上的师陀作品;马俊江先生从保定寄来了他新近编就的师陀部分著作和研究论文目录索引，这位青年学者的严谨学风给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解志熙先生一天四次从北京打来电话，让我分享他找到一篇师陀早期作品的喜悦;中国现代文学馆吴福辉先生、许建华先生，星期天还组织工作人员，赶着为全集复印师陀的未刊稿和信件;河南大学文学院和图书馆的黄志琴女士、李顺翔先生，任劳任怨，一直忙着查资料，编索引，复印校对，抄写未刊稿。至于师陀先生夫人陈婉芬女士和公子王庆一先生，更是翻箱倒柜，主动发掘资料，提供线索。婉芬女士关于她们一家共度欢乐与苦难的描述，她与师陀先生在新婚喜庆日子发生的件件趣事[24]，一些美好的回忆，都加深了我对师陀的精神、个人情趣的理解。我的学生王鹏飞，夏秋之间，一直为全集的出版奔走于京沪。他先从上海师陀先生家属那里提来了一大包师陀的笔记和作品，接着又从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扛来了多至十多公斤的复印件。他的踏实和诚恳让我感动和心疼。出版社王刘纯先生的魄力，袁喜生先生的诚恳，谢景和先生的认真，他们审稿时一丝不苟的态度，常无声地催促我暗自检点，不敢懈怠。至于为了全集的出版，妻子陪伴我先后三下北京、两赴上海的苦心搜寻，更是我心中的永存。一句话，今日出版的《师陀全集》，是师友和师陀先生家属共同心血的结晶，是全集所有参与者留给岁月的永恒印痕。在《师陀全集》即将与读者见面之际，我愿向他们表达由衷的敬意。

只要是存在就是历史。只要是历史就会走远。我们乐意《师陀全集》接受历史的汰选。

(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

[1]《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2]《话旧成独白:追念师陀》(《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果园城·序》(收入罗岗编1997年珠海出版社版《果园城》)。

[3]1988年11月9日夏志清致陈婉芬信。

[4]说“基本上”，是指有几篇作品，如师陀1939年所作论文《关于契诃夫的一点感想》等文，至今仍未能看到。

[5]《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载199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6]《从我的旧笔记而想起的及其他》(代序)，载《山川·历史·人物》，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笔者看到的师陀的大小笔记本共十六本，其中包括记录他“去东北参观访问”的那本笔记本。被抄去的“二十多册”，除作者所说发还的八册外，也许后来又发还了一些。

[7]日记中多次提到唐弢、王世祯等人的信以及与王统照的交往。唐当时正编辑上海《文艺月报》，多次向师陀约稿，对师陀发表的短篇小说《前进曲》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日记中关于师陀自己创作情况的记录也较多，如10月20日日记云:“短篇第二草稿成，仍需大改”，11月6日日记云:“夜，借惠云屋内写完短篇”，12月20日日记云:“得《前进曲》稿费”等。

[8]为了表示对这位女性的尊重，《师陀全集》编者特意把她的名字隐去，而用×××代替。

[9]某，指在场不肯离去的没有眼色的第三者。

[10]1943年7月1日《万象》月刊第3年第1期。

[11]指开明书店支付给师陀的版税单据。

[12]参见《师陀全集》第8册《心灵之约——友人书简中的师陀》，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6页。

[13]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14]张舜徽:《清人的校书工作》，载《中国文献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5]几年之后，研究者又发现了师陀第三篇署名《八尺楼随笔》的文章。参看《师陀全集续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6]参见《致“芦焚”先生们》(载《马兰》，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师陀在文中声明，要将笔名芦焚，奉送给“汪记《中华日报》上的‘芦焚’”。

[17]《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18]《给萧军、萧红信》1935年3月13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13卷。

[19]《谈风格》，《文艺报》1983年第12期。

[20]《丛书前言》，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7月版《果园城记》。

[21]1984年3月12日唐弢致师陀信。

[22]师陀:《〈无望村的馆主〉序言》，写于1981年7月21日，引文录自师陀笔记。

[23]胡乔木1984年6月12日致师陀信。

[24]收入全集中的陈婉芬女士为师陀先生所画的一幅漫画，以及师陀在漫画上的题字，展现了他们在新婚时相互嬉戏的有趣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