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料入手深化延安文艺研究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延安文艺(包括整个解放区文艺)是一个深刻的历史存在。延安文艺上承五四文学与左翼文艺，下又直接推动、制约着当代文艺的发展。没有对延安文艺的整体审视与研究，20世纪文学史的描述就会模糊不清。

坚实的史料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基础。延安文艺史料在战争年代大量散佚，“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当前，深化延安文艺研究，仍然应从发掘、整理史料入手，从而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根据。以下四个方面史料的爬梳、整理都是迫切的。

第一，继续对原生态的延安文艺史料进行发掘与整理。以延安报刊史料为例，笔者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时，接触到的解放区报纸约200种，初步梳理的文艺刊物、文化刊物、报纸文艺副刊近90种。这些刊物和副刊，发表有大量文学作品和研究文字，收藏有各类文学信息，内容丰富。但是，至今还未出版延安文艺、文化期刊全目，延安报纸文艺副刊、文化副刊全目以及解放区优秀作品全目。

第二，加强对延安文艺研究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70多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许多研究者一直在默默地进行着耕耘，虽然研究的学术质量参差不齐、影响大小不一，但这些研究仍然是延安文艺研究重要的积累。仅出版的较有影响的史料就多达百种，如《苏区文艺运动资料》、《晋察冀文学史料》、《冀鲁豫文学史料》、《福建革命根据地文学史料》、《湖南革命根据地文学史料》、《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资料》、《延安文艺纪盛》等。大型史料与作品选集出版有《中国解放区文艺大词典》、《延安文艺丛书》、《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等。另出版有《丁玲研究资料》等一批解放区作家的专题研究资料。在史料发掘的基础上，一批研究专著也陆续面世，如《延安文艺概论》、《中国解放区文学史》、《江西苏区文学史》、《山西抗战文学史》、《晋察冀文艺史》、《中国革命军事文学史略》等。

这些史料的编选对于研究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校勘不精。二是缺乏严谨的学风。作者时常先入为主地对某个材料进行价值判断，以此来决定史料的取舍，存在着任意删改原始史料的现象。三是观念滞后。这样，无疑会对研究质量的提升造成影响。

延安文艺史料研究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来自新一代研究者。他们的研究特色鲜明:一是向实证研究回归。王培元的《延安鲁艺风云录》、吴敏的《延安文人研究》、李军的《解放日报·文艺》，研究成果特色鲜明，呈现出一了种历史的张力，延伸了读者的想象视野。二是自觉地进行艰苦的人格磨砺，使研究最大限度地接近了历史的真实。朱鸿召、袁盛勇、田刚、江震龙等有着献身学术的执着，不懈地追求研究真正的自觉。

第三，对健在的延安文艺当事人口述史料的抢救。在这方面，目前已经出版有一些较好的成果。研究者以平实严谨的学风走向当事人，对许多重要的文学史实、文学事件进行了整理，认真倾听、耐心记录了当事人的叙述，史料翔实珍贵。实录是口述历史的灵魂。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当事人的记忆模糊，或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个别回忆录甚至变成了对历史的重构。使用史料时应该进行必要的辨析。

第四，还应该开展对专题性学术史料的发掘与整理。目前，一些专题性史料的研究几乎仍处于空白状态。如现代文学语言变革研究就是一个研究薄弱的领域。从19世纪后期白话文的兴起，到左翼知识分子大众语的提倡，再到他们进入延安后和工农兵的结合，创造的接近口语的成熟的现代文学语言，这一变革史就需要及时作出理论阐释。又如，在特殊语境下延安文学作品的修改问题，同样应该提到研究日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后的几次修改，事实上包含着重大的理论指向，值得人们深思领会。再如，解放区具有另类特性作品对工农兵文学的丰富，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概言之，对于任何研究者来说，没有对史料扎实的把握，在学术上就不会有质疑的勇气和发问的能力，就无法从史料中过滤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发出独特的学术之声。延安文艺史料的进一步发掘与整理，必将增强研究的学术性与客观性，把研究质量整体地向前推进一步。

(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