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河姆渡文化与半坡文化比较研究

作为中国远古文化的代表，河姆渡文化与半坡文化有着许多相同的特征。首先，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大致相同，经碳14测定及年轮校正后，河姆渡文化的发源时代大致在距今约7000年前，略早于半坡文化的6000多年，二者基本上还是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即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女性是这一时代社会的主导力量，她们不仅在生产中占据主要位置，还是家庭、部落组成的基础，婚姻、丧葬等社会活动也都围绕妇女展开，这是这一时期文化的基本特征。

由于所处的时代接近，河姆渡文化与半坡文化的社会组织形式与生产生活条件也基本相同。人们以氏族形式聚居，构成一个个部落，氏族或部落的领袖都由女性担任。无论是河姆渡文化还是半坡文化的先民都已经学会建造房屋，开始在自然环境中营造固定的生存空间。在生产工具方面，金属工具还没有被发明，人们采用能够天然直接获取的材料制作工具，但一种新的生产生活用具——陶器已经被发明，其技术也被迅速推向成熟，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河姆渡文化与半坡文化都发源于大江大河的流域覆盖地区，水资源充足，自然条件相对于远离水源的其他地区优越。因此，在这种特定环境滋养下，二者也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受江河眷顾的文明发祥地一样，成为农耕文明兴起的摇篮。无论是河姆渡文化还是半坡文化，都发明了种植技术，产生了原始农业的萌芽。尽管渔猎经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在社会生产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但这些萌芽的作用不可小视，它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后世中国社会经济的走向，也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尽管河姆渡文化与半坡文化存在着诸多的共同点，但二者在具体细节上的不同也显而易见。这种差异，多数可以追溯到二者发源地的自然环境差异上，是远古文化形成基础比较研究开展的重要参考资料，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生产工具的结构差异

尽管河姆渡文化与半坡文化的先民使用的工具都是以天然材料加工的工具为主，但二者在结构上存在着巨大差异。根据考古发掘情况看，河姆渡先民的生产工具有骨器（包括牙制和角制器物）、木器、石器、陶器等，其中骨器居主要地位，木器也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水平很高，除了前代文化已有的骨针、骨镞、鱼钩等小件器物外，还能加工一些相对大型的器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用于耕作的骨耜和用于纺织的骨匕。

河姆渡文化的骨耜作用如同现代的铲，多由一整块有蹄类动物的肩胛骨加工而成，骨耜上不仅有用于系绑绳索的穿孔，还留有安装木柄的銎和装柄浅槽，使工具在使用时更加牢固耐用，是河姆渡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生产工具。骨匕是一种纺织工具，因其形似匕首而得名，一端长而宽扁，类似匕首刀刃部分，另一端为一个细小的把手，类似匕首的柄。这类骨匕也多是用一整根大型动物的肋骨制成，通体打磨光滑，在制作难度上更高于骨耜，许多器物身上还雕刻有细密阴刻线构成的纹饰，以各类凤鸟图腾最为典型，表现出高超的工艺水平。

木器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也较多，且种类十分丰富，有矛、匕、铲、纺轮、槌、器柄、桨、矢、碗、桶、棍、齿状器、经轴等，加工工艺同样高超。矛的前端有经过火烧硬化的处理痕迹，攻击性和耐用性都有提高。木碗上发现了髹漆的痕迹，是中国发现的最早漆器文物。当然，最能反映当时木器加工技术的还是一些大型木器，这其中除了有带有复杂精密榫卯的各种建筑构件，还有六支木桨。有桨必定有船，尽管河姆渡遗址并没有发现完整的独木舟遗存，但考古人员还是在遗址中发现一块中心挖空，一端收敛略尖，一端残损，横截面为弧形的巨大残存木器，被当做作板使用，应该是当时一条废弃的独木舟。另外，在新近发现的河姆渡文化余姚田螺山遗址还出土了保存较为完整的独木桥和木构寨墙。在当时的条件下，制作这样巨大的木器是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的，而河姆渡人用简单的工具完成了这些奇迹般的作品，不能不令人惊叹。

与河姆渡文化的先民相比，半坡文化先民的主要生产工具为石器，且加工较为粗糙，缺乏整齐的棱角，加工部位多在器物的刃部，通体打磨器很少。骨器多为小件的骨镞、骨针、鱼钩等，没有大型器物，也没有木器发现的记录。客观地说，半坡文化尽管稍晚于河姆渡文化，在决定生产力大小的一项重要环节——生产工具的制造上，似乎要稍落后于河姆渡文化。这一现象恐怕和二者发源地的环境脱不了关系，河姆渡文化的发源地宁绍平原，无论是植被覆盖率还是物种丰富程度都远远高于黄土高原，优越的自然环境在为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带来丰富的生存资源之外，也提供了丰富的工具材料，这也正是骨、木等可以直接由生物体获得，加工也较方便的原料成为河姆渡人生产工具的重要原因。而生活于黄土高原的半坡人，获取这些原材料的机会相对小得多，尤其是木材，对于生态系统极为脆弱的地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长期持续采伐的，因此在半坡文化中没有发现这些器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2．主要经济作物不同

河姆渡文化和半坡文化都产生了原始种植业，但二者的主要经济作物完全不同。

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河姆渡文化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水稻是当时河姆渡人最主要的经济作物。在河姆渡文化年代最早的第四层中，发现有大量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的堆积，最厚处甚至超过一米。根据同时出土的水生植物孢粉，以及出土骨骼所属动物的生活习性来看，河姆渡文化先民生存的区域很可能有大片的沼泽分布，且气候温暖湿润，降水充足，这一环境为水稻的栽培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是这里成为稻作文化发祥地的自然基础。

半坡文化的先民们主要的经济作物是粟，或称稷，也就是小米。考古人员曾在半坡遗址中多次发现罐装和窖藏的粟，这种作物不同于水稻，对水和土壤的要求不高，是优秀的耐干旱、耐贫瘠作物，非常适合生活于黄土高原的先民们种植。此后，粟作为黄河流域耕作文化的代表随着黄河文明的壮大而深入人心，不仅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必需品，还登堂入室进入了祭祀活动，成为不可或缺的供奉品，并作为农业的象征成为了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符号。

3．房屋建筑主要形式不同

考古资料显示，半坡文化先民的房屋建筑形式主要有圆形半地穴式、方形半地穴式、圆形地面式、方形地面式和方形地面连间式。其中方形地面连间式的房屋在半坡文化遗址中发现得极少，而总体上看，地面式房屋又远远少于半地穴式房屋，圆形、方形半地穴式房屋是半坡文化的主要建筑类型，其中圆形半地穴式一般面积较小，方形半地穴式一般面积较大。这种建筑的特点是房基凹入地下，坑壁基本上就是房屋的墙壁，房屋内设有灶坑，但基本没有隔间，只在入口的两侧设有两道隔墙，房屋内的居住面经各种材料涂抹后烘烤坚实，房屋内外都埋立柱，用于支撑顶棚。这种建筑高出地面的部分很少，还带有浓重的穴居风俗遗留，保留了大量的原始气息。圆形、方形地面式建筑的格局基本同于半地穴式建筑，区别是地基不下凹，平地起墙，墙体由草拌泥的红烧土或石灰质物质构成，立柱嵌于墙中支撑屋顶。这种建筑相对于半地穴式建筑更加接近现代建筑，是建筑工艺进步的表现。

不同于半坡文化的先民，河姆渡文化的先民采用相对复杂得多的榫卯式结构建造房屋，创造了作为中国木结构建筑鼻祖的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完全由木材拼接，材料之间有精巧的榫卯用于加固，其外形上最大的特点是居住面高于地平面，建造于数排桩木之上，居住面以下腾空，甚至可以部分半立于水中，与后世我国南方许多少数民族居住的吊脚楼在基本结构上没有太大的分别，是先民们智慧的结晶。

半坡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先民房屋的建筑方式不同，主要取决于黄土高原与宁绍平原不同的自然环境。黄土高原的植被覆盖率相对较低，而黄土本身又有极易采取的特性，因此半坡文化的先民在建筑房屋时自然多采用土工的形式。当然，黄土质地疏松，不能直接作为建筑材料，必须经过火烧，拌入草枝或石灰等材料加固后才有稳定性，因此相对于直接挖掘房体来说，在平面上垒砌地面建筑的难度无疑要大得多。直到现在，生活于黄土高原的人们还在黄土层中直接开掘窑洞，这也正是半坡文化中半地穴式建筑仍然占据建筑形式的主流，没有完全让步于地面式建筑的重要原因。

7000年前的宁绍平原温暖多雨，降水丰富，尤其是每年夏秋之际多暴雨暴风等强对流天气。森林覆盖率高，使得人们被迫与各类毒虫猛兽同居，受各种湿热瘴毒的侵扰。在这些不利因素面前，河姆渡人就地取材，发明了干栏式木构建筑以增强安全性。相对于原始的土工建筑，有着榫卯穿插的木结构体系在坚固度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可以抵御雨水的长期侵蚀和各种强对流天气的侵害，凌空而起的干栏式结构又将人们与来自于森林的湿热瘴毒、毒虫猛兽相隔开来，避免了河湖泛滥的侵害，提高了居住的安全性，而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也在与当年宁绍平原自然条件相近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建筑中保留。

4．陶器制作工艺和装饰工艺不同

对于河姆渡文化和半坡文化的先民们来说，陶器都是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具，但从考古出土的实物来看，这两个文化的制陶工艺仍然存在着许多差异，主要表现在陶器的制作工艺和装饰工艺两个方面。

首先看陶器的制作工艺。一般认为，半坡文化的陶器制作技术已基本超越陶器制作发明的初期阶段。其胎土用料都来源于当地，主要可分为两种：一种胎质较为细腻，烧成后胎体呈现砖红色，称为泥质红陶；另一种陶器胎色相近，但胎质稍粗，胎土中夹杂着细小的沙砾，称为夹砂红陶，烧成温度约为950—1050摄氏度。所有陶器皆为纯手制，小件器物直接捏塑成型，大件器物则采用泥条盘筑法，即使用长泥条盘旋堆砌成基本型，再用手工修整牢固的技术。特大件器物则采用泥圈叠加法，即先用多个大泥圈砌出基本型，再手工修整牢固的技术。小件器物一般胎质较细，而胎质较粗的夹砂红陶多为大件或特大件的炊具和容器。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说夹砂红陶是半坡陶器中较为粗陋的品种，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夹砂红陶的胎质并非是由于淘洗不够精细而致粗疏，相反其中的沙砾很可能是故意加入的，以此来提高大型器物胎土在受热后的稳定性，提高成品率。如此看来，这反而应该是半坡文化的先民高超制陶工艺的重要体现了。

从已发现的实物来看，半坡文化的陶器皆为平底器、尖底器或圜底器，尖足器极少，没有袋足器。器型主要有钵、盆、壶、罐、瓮、豆、灶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种尖底瓶，这种瓶是当时的一种汲水器，特征为小口带唇，鼓腹尖底，腹部两侧带系，可穿绳索。这种尖底瓶在造型上符合力学原理，放入水中后即快速下沉，盛满水后会自动立起，方便取用，是远古先民们智慧的结晶。

相对于半坡文化，河姆渡文化的陶器制作工艺更为原始，从现有的实物来看，贯穿全部四个文化层，出土数量最多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是一种被称为夹炭黑陶的陶器。这种陶器胎质灰黑粗松，因在胎骨中往往存在大量植物羼和料炭化后残留的木炭颗粒而得名，烧成温度大约为800—850摄氏度，成品硬度低，吸水性强。所有陶器均为手制，小件器物直接捏塑成型，大件器物也采用泥条盘筑法制作，造型不准确、胎壁厚薄不均、弧度不统一等问题大量存在。尽管有学者认为夹炭黑陶胎体中的炭化植物是河姆渡人有意添加入陶土的，其作用与夹砂红陶中的沙粒一样，可以提高器物在烧制过程中的稳定性，但无论这种说法是否真实，从出土器物来看，在烧制温度、器型规制度和吸水率的比较上，河姆渡文化的夹炭黑陶的表现都略逊于半坡文化的陶器，表现出陶器制作技术的原始性。

河姆渡文化的陶器多圜底器和平底器，但包括鼎、鬶在内的尖足器多于半坡文化，主要器型有釜、钵、罐、鼎、盉、鬶、灶、甑、支座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种陶釜。这种陶釜明显地分为口、颈、肩、腹四区，口多敛口，少数为敞口，颈肩多粗壮，常突出器表呈起楞状，早期的颈部更是超过肩部，外撇成喇叭状，颈肩的起楞带有高起的脊突。器腹一般较深，底为弧度较大的圜底，与一种陶制支座或陶灶配套使用。

无论从陶器的选料、烧制的温度还是器型的准确性和技术的创新性来看，河姆渡文化的制陶工艺都要逊色于半坡文化的制陶工艺，而在主要器型上，二者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半坡文化的代表器型多为盆、瓶、壶等水器，以平底器居多，带有直接加热功能的圜底器，尤其是尖足器的数量很少；而河姆渡文化的代表器型多炊器，带加热功能的圜底器占主要位置，尖足器的数量也多于半坡文化。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半坡文化的先民在生活中比较在意处理人与水的关系，而河姆渡文化的先民则更关心与火有关的事务。这一构想并非空穴来风，而恰恰是与黄土高原与宁绍平原各自不利于人类生存繁衍的主要矛盾面相适应的。

居住于黄土高原的半坡文化先民，与水的矛盾显而易见，干燥的气候使人们更加注意水的贮存，于是水器就成了半坡陶器的主要器类。除了气候干燥带来的相对缺水问题外，水源的取用问题也很尖锐。黄河水流湍急，高原中的小溪小河多位于梁峁间的深谷，直接汲取与平原地区相比难度增大了很多，而著名的尖底瓶正是具有远距离取水的妙处，因此极有可能就是为适应这种矛盾而被发明出来的。

不同于黄土高原，河姆渡区域并不缺乏水源，这里河湖众多，地势平坦，水的取用也很容易，在7000年前，这里的气候与现在相比要更加温暖湿润。广阔的森林分布区内气候湿热，猛兽盘踞，毒虫孳生，人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也容易染各种疾病。因此，对于河姆渡文化的先民来说，处理好这一问题是关系生存的重大问题，解决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增加火的使用。火可以干燥空气，还可以驱赶猛兽毒虫，提高食物的卫生程度。陶器中丰富的炊器种类，正是河姆渡人热衷于用火的最佳例证。除了陶釜的盛行，河姆渡人还能够制造各种设计精美、搭配巧妙的灶和甑，尤其是体型硕大的陶灶。这种陶灶形似倒置的头盔，器内有安放陶釜的乳突支点，支点到生火处留有部分空间，用于通风，盔状兜起的造型既便于稳定柴火，又能防止火星的外溅，灶底设有圈足支架，灶外壁两侧有系可以提拿，随时可以抬入生活区使用。陶灶的使用，是人类的烹饪习惯由直接用火烘烤食物向隔火蒸煮食物过渡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中国烹饪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此人们就可以不用受天气的影响自由享用烹饪过的食物了，这正是河姆渡人热衷于探索与火相关事务的重要体现。

再来看半坡文化与河姆渡文化陶器在装饰艺术上的区别。作为一个在当时刚发明不久的新兴事物，陶器成为远古文明文化艺术的重要载体，陶器的装饰艺术就是一个远古文化艺术风格的主要代表。那么半坡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的陶器装饰艺术具体有哪些不同呢？

在装饰手法上，半坡文化的先民选择用平涂的方式在陶器上表现艺术效果，创造了闻名于世的半坡彩陶文化。半坡文化的彩陶，主要由含锰量较高的黑色矿物颜料绘作，很少使用赭石等含铁量高、偏红色系的颜料，在绘制时多用直线条，很少使用弧线，常见的纹饰有：宽带纹、平行线条纹、三角纹、网纹、鹿纹、人面纹、鱼纹和由鱼纹演变而来的各种图案，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人面纹和鱼纹，多绘制在泥质陶盆上。这些图案虽多由简单线条和色块构成，不具立体感，但艺术形象生动活泼，极富装饰性，具有朴实而灵动的艺术气息。通过考察半坡文化彩陶中的主要纹饰，不难发现除了代表半坡文化先民自身的人面纹外，与水有关的网纹、鱼纹和由鱼纹演变而来的各种图案占有极其特殊和重要的地位，这依然是半坡文化的先民尤其关注与水之间关系的重要体现。

不同于半坡文化，河姆渡文化的先民多采用雕刻和雕塑的手法装饰陶器，这点与河姆渡文化的其他艺术品的装饰手法是相一致的。河姆渡文化最负盛名的艺术精品——“双鸟舁日”象牙雕，在一块蝶形象牙块上用细密流畅的阴刻线，描绘了一对凤鸟托抬光焰万丈的太阳缓缓升起的场景，整个图案布局精妙，刻画细腻，堪称远古雕刻艺术精品。相比牙、骨质器物上的雕刻工艺，河姆渡文化的陶器装饰工艺也毫不逊色，除了普遍存在的一些较为简单的刻线纹装饰外，一些艺术精品运用阴刻线的技术可谓炉火纯青。如著名的猪纹黑陶钵，在钵的外壁用阴刻线刻画了一头屈肢俯首的猪形象。不同于半坡文化的先民在装饰时较少使用曲线和弧线，河姆渡文化的先民特别热衷于用各种弧度不一的曲线，甚至于用圆形线条构筑图案。在陶钵上的猪图案中，除了鼻端和背部的鬣毛使用短直线表示外，身体的其他部分都用各种曲线表示，头部和腹部中心各装饰有圆形阴刻线，用来表示眼睛和身体肌肉，而腿部的曲线基本没有规律，弧度按照猪的解剖学结构自然延伸，使整个猪的图案仿佛正在行走一般，极具灵动感。在河姆渡遗址发现的一块陶片上，人们发现了由阴刻线组成的盆栽植物图案，该图案底部盆的部分由直线组成长方形图案，主体植物部分完全由曲线构成，用短小均匀的弧线表现植物的叶脉，用长而多波折的曲线表现植物宽大叶片的卷折效果，线条随意流畅，颇有后世写意花卉画的意蕴。更值得称道的是，植物的叶脉并不是平行分布在叶子的中间，而是随叶片卷折方向分布，其弧度的曲面也基本与叶片卷折的曲面一致。这说明河姆渡人已经具备了空间透视的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用线条表现立体的事物了，这在艺术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飞跃。

除了以阴刻浮雕手法，河姆渡人的圆雕技艺也十分高超，能够制作各种立体艺术形象，已发现的陶塑作品包括陶猪、陶牛、陶羊、陶狗、陶兔、陶鱼、陶蝾螈、陶怪兽、陶人首等，这些陶塑并不刻意描绘细节，多着重塑造作品的立面造型。如一件著名的陶猪，周身并不施刀，五官、肌肉、毛发皆不作描绘，采用纯捏塑的手法塑造，背部高耸，垂耳俯首，四蹄微向前屈，造型准确而不乏生动情趣，整件作品具有超乎精雕细刻的灵动感。又如一件陶塑人头，只有眉眼和口部用简单阴刻线装饰，其余完全由捏塑手法制作，人面长狭，基本作上稍宽的圆柱状，看似刻板，但在颧骨和鼻部却陡然高出脸部许多，呈夸张的小丘状，为整件作品注入生动气息，使之拥有了突出描绘对象脸部特征的漫画效果，表现力极强。

既然半坡文化的陶器装饰艺术仍然带有强烈的水崇拜气息，那么河姆渡文化的陶器装饰艺术又与其发源地的自然环境有着什么关系呢？通过简单考察河姆渡文化陶器中出现的艺术形象，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雕刻还是陶塑都在尽力展现与养殖业有关的内容，其中以猪的形象最为典型，既出现在了雕刻中，又出现在了陶塑中，这正是河姆渡人生活面貌的集中体现。相对于半坡文化，河姆渡文化的养殖业要发达很多，这与两地的自然环境差异不无关联。半坡文化先民居住的黄土高原，无论在动物的种类还是绝对数量上都不丰富，且植被覆盖率低，不足以为大规模人工饲养提供饲料，而宁绍平原的广阔森林中生活着大量容易被驯服的动物，林区大量的果实和沼泽平原区丰美的水草也为养殖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饲料。从考古资料来看，目前可以确定为人工驯养的牲畜有猪、狗、羊和水牛，另外如兔、麋鹿等也有驯养的可能，但尚缺乏物种学上绝对的证据。在所有驯养牲畜中，数量最多的就是猪，在河姆渡文化的地层中几乎随处都能发现猪的骨骼，其中超过一半的骨骼属于未成年个体，证明在驯养后不久即被宰杀，除此之外，狗的骨骼也相当丰富，这些证据足以反映当时养殖业之发达，也正是艺术作品中屡次出现猪、狗等牲畜形象的主要原因。

5．丧葬文化不同

如果说远古时代包括陶器装饰在内的各类工艺美术体现了先民们对于生的热情，那么有关丧葬事务的文化内容就彰显了先民们对于死的理解了。从考古资料看，河姆渡文化和半坡文化在丧葬文化上的差异非常大，这不仅仅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还深深影响了后世的文明发展进程。

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考古人员清理出的墓葬数很少，四个文化层一共只有30座，所有墓葬均无墓坑，其中4座婴儿墓葬有作瓮棺的葬具，瓮棺为普通陶釜、陶罐，带有相当的临时性，成人墓葬不见葬具。年代最早的第四层没有发现成人墓葬，只清理出三个幼儿的瓮棺葬。第二、三层的墓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为俯身葬。第一层多单人仰身直肢葬，少数为仰身屈肢葬。各层位尸骨头部朝向并不统一，第二、三层头多朝东或东北，第一层头多朝西或西北。另外，随葬品普遍出现在第一层的墓葬中，第二、三层的墓葬极少有随葬品发现，第一层墓葬中的随葬品多为釜、豆等生活用品，较少见到生产工具。

相对于河姆渡文化，半坡文化的丧葬习俗要考究得多，以半坡遗址为例，考古人员共清理出250座墓葬，其中成人墓174座，除2座位于遗址东、南部，2座位于灰坑内外，绝大多数墓葬都统一安排在遗址北面的墓地中。墓地除东南方稍乱外，其余均排列整齐，墓葬中遗骨绝大多数头朝西方，误差一般不超过20度，葬式绝大多数为仰身直肢葬，另有少数俯身葬、屈肢葬和二次葬。有随葬品的墓大约占到总数的二分之一，随葬品数量最多的有17件，一般以五六件者为常见，基本组合是由罐、钵、尖底瓶和壶组成的生活套装，部分陶器器口被有意识地破坏后随葬。

除了成人墓葬，另有76座幼儿墓葬，葬俗同样考究。在76座幼儿墓葬中，有73座实行瓮棺葬，多埋在住房的周围。瓮棺并非如河姆渡文化般带有随意性，而是有一定的模式，一般以瓮盛尸骨，上扣一个陶盆或陶钵，作为棺盖。盆或钵的底部多有人为凿出的小孔，意在供灵魂出入使用。另有3座幼儿土坑墓，其中1座较为特殊，墓主为一名三四岁左右的女童，出土包括各类陶器、饰物在内的随葬品达79件之多，在随葬的钵内还发现了粟的痕迹。除此之外，此墓还是所有半坡墓葬中唯一使用葬具的，葬具为木板。这种厚葬幼儿的葬俗在其他半坡文化遗址中也有发现，当是考察半坡文化丧葬文化的重要对象。

河姆渡文化与半坡文化的先民对于丧葬事务的关注程度完全不同，河姆渡文化的丧葬习惯应该到第三文化层所处时代才刚刚开始，第四文化层中简易的瓮棺葬很可能只是出于对于幼体夭折的怜悯，换言之这种行为还停留在动物性本能层面，并没有推广到普遍个体。在丧葬习惯出现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还仅限于埋藏尸骨，没有深入到精神层面，因此人们还长期缺乏对于死亡的理解，这点从墓葬缺乏统一的墓地和墓坑，随葬品也极少的现象可以判断。直到第一文化层所处时期，随葬品开始普遍出现，表明人们开始普遍有意识地考虑灵魂归宿的问题，对于死亡的理解初步形成，但从葬俗简单的情况来看，人们对于这一精神问题的探究兴趣还是十分有限。除此之外，头向的改变，反映了新兴的丧葬习惯并不是立足于旧的基础上的，可以说河姆渡文化第一文化层时期丧葬文化的发展，是具有一定突然性的，而不是一个有序传承的过程。

与河姆渡文化相比，半坡文化的丧葬习俗可谓繁复细密。尽管河姆渡文化在年代上要略早于半坡文化，但其正式出现丧葬现象的年代，与半坡文化所处时期是基本契合的，而其丧葬文化发展较快的第一文化层时期还要晚于半坡文化。至于丧葬习俗的内容，无论是墓地的选择、墓坑的排列，还是随葬品的使用和处理，尸骨的朝向，乃至瓮棺的形式，半坡人都有着统一的规划和安排，具有明显的制度化倾向。这种制度式葬俗贯穿半坡文化始终，是一个有序传承的过程。这种重视统一、重视延续的文化习惯并没有随着半坡文化的衰落而消失，而是在黄河流域不断丰富，继续发扬，最终形成了最初的礼乐制度，使黄河文明率先立足于中华大地精神文化之巅。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河姆渡文化与半坡文化在对待丧葬事务的态度上有如此大的差别，这其中又有多少与二者形成基础间的差异有关呢？河姆渡文化在自然条件以及社会经济的诸多领域较稍晚于它的半坡文化优秀，因此直接以生产力发展水平或社会进步程度来衡量二者在丧葬文化上的差异是站不住脚的，解决问题的关键恐怕还是存在于我们已经了解的信息中。由于河姆渡人生活区域的自然条件相对平和，无论是气候上还是地理上都不存在较为极端的因素，而这种条件本身也适合开展各项生产活动，使得河姆渡人能够专心于创造物质财富，即便以较小的群体为单位生活，依然能够繁衍生息。在这种状态下，在物质生活上相对较为自如的河姆渡人可能就不会对死亡特别关心了。半坡人则不同，他们生活在自然条件相对不稳定的环境当中，气候季节变化大，地理条件不佳，生态系统脆弱，各种自然灾害频频威胁着他们的生存。在这种相对极端的自然环境下，一方面，人们容易对于自然现象产生反应，将其视为神秘力量加以崇拜，同时激起对于自身处境的思考，原始的丧葬行为正是基于这种思考而出现的；另一方面，不同于河姆渡人，半坡人在相对恶劣的环境下恐怕无法以较小的群体存在，必须依靠社会性更加强的组织形式才能在夹缝中求生，这点从两个文化的代表遗址在规模上的差距就能体现，河姆渡遗址的发掘面积为2630平方米，而半坡遗址的发掘面积达到10000平方米，估计半坡人的完整居住区大约在30000平方米左右，二者社会组织规模的差距显而易见，在这种条件下，半坡人也养成了与河姆渡人不尽相同的文化观念。首先，他们极容易，也极希望死去的先人仍能作为他们的同伴继续生活在他们周围，以保持集体的力量。这使得半坡人从事丧葬活动的愿望加强，并催生了视死如生的随葬行为。其次，加强社会性的愿望使得半坡人在日常生活中，统一和制式的要求越来越多，这些要求最终上升到精神世界，形成固定的原始信仰，并反映到丧葬文化活动中。当然，这种统一性源于人们无论贫富贵贱都要面对的自然环境问题，因此只停留于人们的精神世界，并不能阻止社会前进的脚步，半坡墓葬拥有较统一的葬式但却有随葬品的数量分化说明了这一问题。最典型的例子即是那一例独特的女童土坑墓葬，这种厚葬幼儿的行为说明死者的地位必然高于一般半坡人，这表明在统一的精神状态下，人的个体境遇差异并没有消失，推动社会进步的物质刺激也仍然存在，而当自然对于人的控制逐渐减弱时，这种最初的统一也将在局部有所改变，人们的精神刺激将更多地来源于人类社会本身所发生的变化，从而产生更加复杂化的文化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