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面临的挑战

从香港的发展来看，香港回归20多年来虽然基本上保持了繁荣稳定的局面，维持了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国际地位，但是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在经济发展速度上，香港不用说与珠三角经济两位数的迅速增长无法相比，即使与1997年回归前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新加坡相比，也显然落伍了。2001年，新加坡的GDP仅为中国香港的一半左右，但到了2010年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中国香港，人均GDP达到5.5万美元，而中国香港大体在4.2万美元徘徊。香港不仅在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在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动力等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香港作为国际化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的高水平服务型经济体，经济腹地对其持续增长尤为重要。在香港回归和中国加入WTO之前，香港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枢纽和桥梁，整个中国内地实质上都是香港服务的经济腹地，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内地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和直接，香港的经济服务腹地逐步缩小，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也在减弱。因此香港想要持续繁荣稳定，维护国际上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战略地位，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扩大经济服务腹地和发展空间，为其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市场。

从珠三角发展来看，香港回归后，珠三角也保持了20多年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但与此同时，在经济、社会等方面也遇到了新的瓶颈。过去珠三角经济崛起所依赖的四个方面的红利，都在不同程度地弱化，甚至逐步消失。

比如，在市场经济改革方面，在十八大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包括珠三角九个城市在内，广东省与内地相比基本上失去先行一步的体制优势，广东省的改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改革创新领域乏善可陈，靠“吃老本”维持着表面上的繁荣。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广东省各级领导干部在新的改革时期缺乏曾经敢闯敢试的精神以及应有的历史责任感，在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方面，少了主动的谋划和思考，多了被动的照抄照搬；少了积极推进改革创新，多了消极落实上级部署；少了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多了从文件出发、上传下达，失去了广东省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应有的使命和担当。从客观上讲，近几年，广东省一些官员倾向于求稳怕乱，搞一些形式主义、花架子。广东省在20世纪80年代涌现出一大批不同层次的敢闯敢试的改革家、改革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已经成为历史。

在对外开放方面，广东省作为世界工厂和中国对外开放的先行地区，是中国加入WTO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随着加入WTO对外开放红利的逐步消失，广东省对外贸易从2013年起已经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进出口总额从2013年的近万亿美元下降到2016年的9 407亿美元。在国家部署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战略格局中，国家并没有把发挥珠三角毗邻香港的优势放在特别的位置上，而是仅仅划出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各一小片地区，与上海市、福建省、天津市自由贸易区一样，进行由国家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程度有限的自由贸易区试验。

在经济增长方面，随着我国21世纪前10年高速增长的结束，广东省的经济增长也结束了10多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从2011年起，经济增长下降到8%左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金融、房地产等领域的泡沫风险，以及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传统制造业产业升级缓慢，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还没有完成。在制度红利方面，也遇到了一些新问题，面临着新的突破。

综上所述，在香港回归20多年后的今天，香港和珠三角的经济社会发展都遇到了新的问题。香港持续繁荣稳定，更好地发挥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功能，急需扩展其经济腹地和发展空间，开拓更广阔的市场，而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发展也需要注入改革开放新动能。因此，在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进行制度创新，开创粤港澳经济社会合作和联系的新模式，解决好香港发展的扩展空间和珠三角发展的新动能问题，既是粤港澳地区自身加快经济社会深度调整与转型、实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有利于继续探索“一国两制”框架下珠三角大湾区区域合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充分发挥香港和澳门的独特优势，促进珠三角的经济社会进一步繁荣发展，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再迈出新步伐。

应该说，国家在香港回归20多年之际，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规划列入国家战略，提出打造国际一流的大湾区和世界级的城市群的战略目标，对香港、澳门地区和珠三角以及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