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塞纳河畔
- (俄罗斯)伊·奥多耶夫采娃
- 8656字
- 2020-08-29 19:28:27
献给尤·杰拉皮阿诺
三个月过去了,但我仍未料到,我永远离开了彼得堡。头一个月我在里加度过,我父亲在那儿安了家,然后我从里加迁往柏林。
我喜欢国外吗?不喜欢,一点都不喜欢。这里的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我在彼得堡想象的可不这样,这不是我想象的国外生活。
我老想回家,可我一个字也不敢提,要听说我想回彼得堡,父亲准会晕倒。
我没向任何人承认我完全失望了。大部分从俄国跑出来的人都对柏林的生活欣喜若狂,恣意享受。简直难以想象,过不完的节日,商店里什么都能买到,饭店、咖啡厅、出租车。还想要什么呢?
到了这里大家好像都把诗忘记了。让人难以相信,正是这些人,不久前,深夜沿着没有路灯的可怕街道,疲惫,饥饿,冻得发抖,冒着严寒,淋着冷雨,常常要穿过整个彼得堡,只是为了到艺术之家和文学家之家听诗歌朗诵。
我独自留在柏林,处于“守活寡”的处境。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已经走了一个星期,到巴黎去看望他的小女儿列诺奇卡去了,当然还有前妻。他到巴黎去是得到我允许甚至祝福的,谢天谢地,我不是个嫉妒的女人。他不在期间我舒适地安顿下来——在德国公寓租了一套带卧室和客厅的住宅,而他的朋友和熟人遵照他的嘱托不断来看望“守活寡”的我。
我通常上午逛商店,在棕熊饭店或费尔司杰尔饭店用午餐,晚上到各咖啡馆,流亡人聚居的地方去。用奥楚普的话说:
我时光过得充实,
我钻研时髦舞蹈,
我上电影院——
因为理应如此。
我们大家在柏林都热心钻研时髦舞。连白发苍苍的安德烈·别雷都被时髦舞迷住了,他像尼采那样把舞蹈同哲学联系在一起。对他来说,一天不跳舞便算白过了。他在“舞蹈学院”学特别的“体操动作”,并极为投入,可跳起来却像被一群仙女围绕着的长尾猴。
场面相当难看,特别是在可以跳舞的咖啡厅里。安德烈·别雷同女舞伴跳了几步狐步舞,突然放开她,围着她有节奏地跳出“越来越宽的旋转舞步”,拼命弯腰,做鬼脸。可怜的女舞伴羞愤得恨不能钻进地缝,无可奈何地望着他,不知该不该走开。好心的德国人一面喝啤酒一面摇头,笑话疯教授,给他鼓掌打气。
今天是特别的日子,我的第一个舞会,我所参加的第一个真正的舞会。
在彼得堡我步行参加舞会——穿着毡鞋,在没膝的雪堆里跌跌撞撞,手里拿着装夏季皮鞋的袋子——我当然没有舞鞋,也没有舞装,只有已故母亲留下的服装,虽然是真正的巴黎货,但做工粗糙,并且被我笨手笨脚地改窄了。而现在我在这儿第一次参加舞会,缝制了大开领的绸舞衣,腰窄下宽的裙子,理发师给我做了参加舞会的发型,头上别着绣花飘带,脚上穿着锦缎舞鞋。当然不乘坐马车,乘坐的是尼古拉·奥楚普和彼得堡熟人鲍里斯·巴什基罗夫接我的出租车。巴什基罗夫是“半个诗人”,我们管那些没有根底还要写诗的人叫做“半个诗人”。
参加舞会,像通常那样,往往有点激动,但心里却非常快活。头一次舞会在年轻的生命中总算件大事,尽管我嫁给格奥尔基·伊万诺夫已经两年了,可我觉得还像第一次参加舞会。
我到了舞会,立刻大失所望。不对,还“不是那么回事”。同我们彼得堡的舞会完全不同——它们带有某种大国的,某种悲壮和辉煌。
记得祖博夫公爵坐落伊萨基叶广场上的那座黑色大理石府邸,那间没生火的昏暗的圆柱大厅,我们在大厅跳舞,冻得牙齿打战,可我们跳得精疲力竭,跳得头脑发昏,但玩得开心极了。记得1920年冬天,在一次舞会上,有人磨了大家半天——追问什么地方能弄到酒。大家回答这儿从来都没有过酒,他两手一摊,指着我说:
“那这位姑娘在哪儿喝醉的?不喝酒她能这么快活!”
可这儿的一切都无聊乏味,有一股小资产阶级的庸俗气味。一切都彬彬有理,井井有条,又是乐队,又是明晃晃的支型吊灯,打得锃亮的地板照出盆景的枝叶,舞厅深处设有小卖部,摆着一排酒瓶、蛋糕、点心和三明治,仿佛应当喜欢。可我不喜欢,非常不喜欢。我环视四周,感到少有的沉闷。
但是,尽管舞会同我希望的不一样,我一跳舞失望的情绪和沉闷便消失了,我又快乐起来。当然不像在彼得堡那样,但仍然快活。我甚至觉得这儿也很开心。当然不如彼得堡,但按照柏林的标准就算不错了。
我意识到对祖国的思念啮噬着我的心,我的一切不满都是由此而引起的。
这儿有许多彼得堡的熟人,很多我只知姓名的作家和诗人。奥楚普到德国比我早,他介绍我同阿·托尔斯泰、明斯基和爱伦堡认识。
间歇的时候巴什基罗夫向我走来。
“伊格尔·谢韦里亚宁在这儿。您愿意不愿意同他认识?”
“伊格尔·谢韦里亚宁?愿意!非常愿意!指给我他在哪儿。我从没见过他,连照片也没见过。他在哪儿?”
“您瞧,就在第三张桌子后面的角落里,”巴什基罗夫指给我看。“同他妻子坐在一起,他称她为公主,尽管这个憔悴的女人一点都不像公主。瞧见了吧?”
第三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位羞涩的年轻女人,一点都不像公主。她身穿带长袖的深色服装,通常的发型,脸上没扑粉,显得有几分寒酸——鼻子不协调地闪闪发光。她旁边坐着一位瘦高的黑发男子,穿着长下摆的旧式燕尾服。他宽大的脸上的五官呆滞不动,仿佛用木头刻出来的。他挺直腰板,傲慢地仰着头。他全身显得拘束、僵硬,就像下巴顶着的高得过分的领子。这种领子不仅在柏林没人戴,就是在彼得堡也没人戴了。
他闷闷地坐着,样子就像在车站等候转车的旅客,焦躁不安,明显地感觉到这儿完全不是自己待的地方。谁也不注意他,仿佛没人知道他是谁。
难道这真是伊格尔·谢韦里亚宁?那个“天才的伊格尔·谢韦里亚宁?”他曾骄傲地宣称:
我征服了文学,
登上威名远播的王位?
不,这不是我所想象中的“紫罗兰王子”。
“我去对他说,您在这儿等着。我马上把他带过来。”
巴什基罗夫去请谢韦里亚宁,我站在墙边等待。
我看见巴什基罗夫走到谢韦里亚宁跟前,对他说了些什么,谢韦里亚宁不断摇头,没从座位上站起来。
巴什基罗夫回到我身边,一脸窘态。
“您瞧,他声明,他习惯女人向他自我介绍,自己不能主动结识女人。绝对不行!”
“真傲慢!随他去吧。认识不认识天才谢韦里亚宁对我无所谓。”
我没朝他那边望一眼便同下一个舞伴跳舞去了。我一直到舞会结束再没想过谢韦里亚宁。我准备回家的时候,他在巴什基罗夫的陪同下,突然出现在前厅。
我想从他旁边走过,但他拦住我的去路。
巴什基罗夫隆重地把他介绍给我,谢韦里亚宁向我鞠躬,我把手伸给他。他吻我的手,仿佛给予我莫大的恩赐。按照他的观念,不是他吻女人的手,而是女人应当吻他的手。
“您要走了?可我想同您谈谈。您能不能耽搁一会儿再走,陪我坐一会儿,”他强调道,“我恳求您!”
“不行,谢谢,”我说。“我该回家了,我累了。”
看来,我的拒绝让他吃惊,脸上露出不满的阴影。
“您不愿意?可我想同您谈谈,正式同您结识。”已经是气恼的口吻了,“然而强求同女人结识不合我的规矩——您回家吧!”
“不行,不行,”巴什基罗夫插话道,“不能这样就算了。明天再举行一次会面,”他转而恳求我。“就在您家里。明天还是后天?会面一定非常有意思。”
“我不反对这样安排,”谢韦里亚宁傲慢地宣称。
“那太好了,”巴什基罗夫高兴地喊道。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赞同。
“伊格尔·瓦西里耶维奇,您如果有空,后天,星期二,四点钟,偕夫人到我家来喝茶。”
他的脸色开朗了,大概我的邀请,我知道他的父称,都让他高兴。
“深表荣幸……”
他又郑重地吻我的手。
“我去接你们,”巴什基罗夫应许道,“我送你们去!你们各自在家里等候吧!”
分手的时候,我向谢韦里亚宁点了点头:“星期二见,伊格尔·瓦西里耶维奇!”便沿着楼梯向出口走去。
星期二为准备他们来喝茶,我买了许多饼干和馅饼,从四点便开始等伊格尔·谢维里亚宁和他妻子。等得心焦。
今天我要到父亲的德国朋友家参加午宴,在出发之前还来得及更换衣服。
已经六点钟了,可他们还没来。我烦躁起来,如果他们再迟到半小时,我便不能接待他们了。德国人一向严格遵守时间,约定好的午宴绝不能迟到。如果迟到,他们便永远不会再邀请我,把我视为野蛮人,同我断绝往来。
六点一刻谢韦里亚宁和妻子终于出现了。他嘴里叼着烟卷,大咧咧地走进来,后面跟着激动得脸都抽搐的巴什基罗夫和同样激动的“公主”。
我掩饰着自己的不满,热情地向他们问好,没给他解释来得这么晚的机会,马上对他们说,非常遗憾,我过半个小时要出门,不过还来得及喝茶。
“请坐。”
“公主”羞愧地坐在椅子边上,谢韦里亚宁依然站着,挑剔地打量桌子。
“酒呢?你们这里没有酒?”他粗暴地问道。
“我这里没有酒,”我回答。
“我不喝茶,”他大声说。“赶快派人买酒,我付钱!”
我惊讶地望着张皇失措的巴什基罗夫。他前言不搭后语地解释道,在来的路上谢韦里亚宁为了壮胆和激发灵感,进了几家咖啡厅和酒吧。
“看在上帝的分上,您别生气。对不起。您明白……”
我没生气。我把馅饼向“公主”那边推了推,她神色惊慌地往自己的碟子里叉了一个,但不论是馅饼还是侍女端给她的茶,她都没动。
“咱们上饭店!”谢韦里亚宁让大家跟他走。“走吧!干吗在这儿闷坐着?闷死了!”
他确实没必要待在这儿。我悄悄对巴什基罗夫说:
“快把他从这儿带走!”
“对呀,咱们上饭店!走吧!”挽着他向大门走去。“公主”站起来,向我伸出手指蜷着的手,低声说:
“请您原谅,啊,请原谅!”
谢韦里亚宁停在门框上,回头对我说:
“您呢?快穿衣服!您不去,我就不走。没有奥多耶夫采娃我不走!快点!别磨蹭!”
巴什基罗夫往外拽他。
“奥多耶夫采娃直接上饭店。我保证,她一定来!过五分钟就到。”巴什基罗夫向他保证。
“别磨蹭,”谢韦里亚宁又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不许拖拉!我最讨厌等人!”但终于被拉走了。
“公主”同他们一起走了,差点哭出来。
“请您原谅。请您发发慈悲,原谅他吧!”她不停地说。
他们走后我关上门,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总算走了!他还可能摔器皿,打架闹事呢。幸好平安无事。
但并非完全如此。他下楼梯的时候,一路把所有人家的门铃都按了一遍。
“同他永远了结!我永远不再见他,永远不见!”我决定了,赶紧去换衣服。
次日清晨巴什基罗夫来了,请求理解并原谅昨天发生的事:“谢韦里亚宁陷入绝望,一夜未眠。他想迷住您,就像当年迷住无数女崇拜者那样,为了增加灵感,来的路上……”
“我一点都没生气,”我打断他,“我理解并原谅昨天发生的事。但我不想再见他,永远不再见他。”
巴什基罗夫做了一个戏剧动作,双手抱头。
“这是一场噩梦!一场灾难!可今天他还想来看您,您不能这样残忍。”
“别说了。没有噩梦,也没有灾难。您对他说,我祝他和爱沙尼亚女人万事大吉,向他致意。让他别难过了。您也别纠缠我,不然我真的生气了,而且不仅生他的气,还生您的气,连您也不想见了。”
过了几天,脑子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印象,因为这儿,在柏林,对“生活的感受”同先前在彼得堡的感受完全不同。我沉浸在新的感受中,把谢韦里亚宁完全忘了,巴什基罗夫也避免向我提起他。
我在家里读书,身着白围裙的侍女——这儿她们尚未绝迹——向我禀报,一位先生打听我,但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我感到惊奇,因为我没等待任何人。我的朋友和熟人不用通报就直接找我。这人是谁呢?
我走进前厅,谢韦里亚宁站在窗前,穿着大衣,一只手拿着帽子。他一见我全身抽搐了一下,向我冲过来,我急忙后退了一步。
“我马上就走。但如果您不原谅我,我不走。不能……”他脸色苍白,声音颤抖。“您要明白,那对我多么可怕。竟然活到女人拒绝接待我的那一天!”
我向他伸出手。
“您放心吧,您既然来了,就进来坐坐。进来吧。”
“您真的不轰我?”
我穿过走廊,他跟在后面。我坐在沙发上,指给他旁边的位子,但他仍然站着,连大衣也不脱。
“请脱大衣,坐下。”我说。
他站在我面前,又高又瘦,腼腆,完全不知所措。
“我只待一分钟,不耽搁您。但如果您允许……”他脱了大衣,没坐在我身旁的靠背椅上,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如此羞怯,我简直认不出舞会上那个傲慢、无理、僵硬的谢韦里亚宁了。
“我一定要见到您,不然我不能……”
不能什么?为什么他不能?但我没问他。
而他好像确信我现在一定会接待他,急着说下去:
“我非常不幸,太不幸了。您无法想象不幸到什么程度。我,一个女人们像崇拜上帝那样崇拜的人,会出这种事,简直要我的命。您记得契诃夫的小说吗?一个贫穷的姑娘,一贫如洗,半饥半饱,整天按照广告找工作,跑得筋疲力尽,一家账房的看门人不让她进去,她非要进去不可,看门的人推了她胸一下:‘位置都有人占了。您听着,都有人占了!’只轻轻推了她一下,并不粗暴,她掉头就走,跑到桥上,跳入涅瓦河!她什么都能忍受,但不能忍受看门人对她的态度,这要了她的命,就像您拒绝接待我一样。”
“可我并没有得罪您,”我表示反对,脸红了。“真没有任何得罪您的地方。我怕醉汉,怕吵闹。”
“不错,不错。您不能不这样对我。您没想过我,我对您完全无所谓。”
我意识到他说得对,他对我确实无所谓。可现在完全不同了!我非常可怜他。我非常想安慰他。可怎么安慰呢?
于是我未加思索便脱口而出说:
“我从未参加过您的诗歌晚会,但我知道您获得过难以置信的、空前的成功,而我……”
他不让我把话说完:
“不错,不错,空前的,沸腾的。我在杜马瞭望台下朗诵,交通都中断了。而在刻赤,在辛菲罗波尔,在伏尔加人们卸下马,崇拜者抬着我,凯旋将军!多么壮丽,真不敢回想!女商人把钻石手镯、耳环和胸针扔在舞台上我的脚下……”
他的样子变了,声音铿锵有力。
“多么美妙!简直是《天方夜谭》里的故事,甚至更加美妙。索洛古布带我漫游整个俄罗斯,到处都是节日,通宵达旦的盛典!数不清的鲜花抛在我身上,荣耀,迷恋我的女人……还有金钱!无数的金钱!就像一阵阵黄金雨!”
他沉醉了,闭上眼睛,微微笑着。我头一次见到他的笑容——在舞会上,在他来看我的那个倒霉的晚上,他脸上露出的是自以为是、凶狠、几乎是厚颜无耻的表情,而现在他的微笑赋予他的脸一种无助的、孩子般天真的表情。
“要是我那时存钱,现在便是有钱的人了。但钱都随意给了别人,我只要荣誉。而它变成一堆瓦砾,像我一生中其他的事一样。都欺骗了我,都完蛋了——所有的一切!”
他吃力地喘着气。
冬季昼短,窗外黄昏已降临。房间里光线昏暗,我伸手开灯。
“不用,不用,用不着。不要开灯,”他请求道,“这样我容易说话。黄昏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气氛。”
不错,气氛确实特殊,但完全不是我违背自己的意愿让他进来时所期待的气氛。
我突然觉得时间倒退,我们并非坐在柏林公寓里,而是坐在彼得堡喷泉街六十号我的住宅里,我怀着年轻人的好奇心,像那时听古米廖夫讲话那样,贪婪地听他讲话,尽量记住他说的每句话。
他说道:
“想都不敢想,我是爱沙尼亚商人的食客,仅仅因为我娶了他的女儿。我对他不是著名的诗人,而是老爷、贵族、军官的儿子,所以他养活我。他觉得光彩。而我去钓鱼。对着河里的芦苇和睡莲朗诵自己的诗。再没有任何人了。周围都是穷乡僻壤,没有文化的农民。夜间我常常把船划到河中间,星星倒映在水中,芦苇发出有节奏的、悦耳的沙沙声,仿佛为我的诗歌伴奏。我朗诵,自己听自己的声音,轻轻哭泣。我忽然觉得,不是我朗诵,而是‘星体整齐地合唱’。我灵魂中的惊恐才得到抑制……”
他突然打住,仿佛发觉自己说多了。
“对不起,我像青蛙似的不知羞耻地呱呱叫。您大概觉得我像可悲的小丑。可您如果知道我多憋闷,我多么需要说话……您是不是听腻了?我现在就想说话,不停地说。我太渴望听众了!您不觉得枯燥?真的不觉得?”
“没有,没有。正相反,”我让他相信我不觉得枯燥。“请继续说下去。”
“能说说我的童年吗?”他怯声声地问道。
“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都乐意听。”
这是真话。
“您乐意听,那就别怪我了。”
他开始讲他的童年。非常幸福的“金色童年”——冬天在彼得堡,夏天在领地。他谈到一场灾难结束了他的童年。我没弄明白什么灾难,他说的没都听懂,但又不便再问他。我不敢保证他说的都是实情。据他说,他母亲是年迈将军的年轻妻子,很早就守寡了。将军是个嫉妒的老人,留下一份遗嘱:他死后如妻子嫁人,偌大的财产便归他们的小女儿,如女儿去世,财产转给将军的亲属。
“她痛苦了一阵便过去了,像通常那样,当然渴望爱情。于是嫁给一位年轻中尉,她多年的崇拜者,将军在世时便经常到他们家来。小女儿对中尉非常依恋,中尉对她也很好。一切再美好不过了。大家相亲相爱,非常幸福。没人提起遗嘱——女儿极爱母亲,认为她才是彼得堡第宅、领地和钱财的主人,而不是自己。他们度过了幸福的几年,我也诞生了,给全家增添欢乐。女儿已长成少女。可她突然得了脑膜炎,三天便死了,母亲痛苦得差点发疯。新的打击接踵而至——公证人告知她,她必须离开自己的第宅,因为第宅、领地和资本属于她女儿,现在转给将军的亲属。我母亲一下子失去了一切,开始靠洛塔列夫中尉微薄的薪俸度日。将军的亲属把她掠夺得精光。”
谢韦里亚宁长叹了一口气。
“我和妈妈吃了不少苦,不比现在少。艰难可耻生活的开始,可耻艰难生活的终结。多少痛苦和屈辱。我的心灵遍体鳞伤。那时命运抽打我的脸,就像敲打一面手鼓,不仅抽打我的脸,还抽打我的心。我的心是骄傲的,脆弱的,天上的。它经受了什么?您明白吗?”
是的,我明白。明白并且同情。我没说话。我又能说什么呢?而他没等我回答,继续说下去:
“我到这里来想再版我的书。可哪行啊!人家听都不想听,可是那些毫无才华的无用的东西却一再出版。他们向我解释过:没人需要您,对您不感兴趣。选集《窗口》不收入我。我的朗诵会没办成——作协坚决反对。碰见我装不认识。而托尔斯泰那个浑蛋在棕熊饭店拍了拍我的肩膀大声说:‘你们温柔的,唯一的我,率领你们攻打柏林!’接着像白痴那样大笑起来,尖声喊道:‘谢韦里亚宁,您是好样的!您没欺骗我们!说话算数——像您许诺的那样,率领我们进入柏林。谢谢您,我们温柔的,唯一的谢韦里亚宁!谢谢!’然后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就发生在我喝醉了到您家去的那天。难受得喝醉了。借酒浇愁。这您当然不懂。”
有什么不懂的?不对,我完全懂得。我非常可怜他,可怜得心都碎了。
“伊格尔·瓦西里耶维奇,我从没听您朗诵过自己的诗。您要不急着走,请给我朗诵几首。”
他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
“难道您真想听?我太高兴了。您想听多少都行。”
房间里已经昏暗,但他请我不要开灯。我看见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他现在几乎变得漂亮了。他的脸充满灵感。
“我给您朗诵哪首呢?”他激动地问道。
对我来说哪首都无所谓,我极不想听他朗诵长诗,但却说:《这曾发生在海边》。
他像拿破仑那样双手交叉在胸前,仰起头,用我熟悉的腔调朗诵起来——格奥尔基·伊万诺夫模仿他又像朗诵又像唱歌的腔调模仿得惟妙惟肖,并说他的朗诵能对女听众起催眠作用,能使她们失去知觉:
飞溅着透花海浪的大海,
极少城市马车。
女王在城堡演奏萧邦,
她的侍从倾听萧邦,爱上了她……
他朗读完一首,没有停顿,便接着朗读第二首,也不问我感觉如何,然后是第三首、第四首,一直朗读下去。我已经记不清他朗读了多少首。有这样的:
身着刺目的绸纹纱衣裙,绸纹纱衣裙,
沿着洒满月光的小径,您穿过海市蜃楼……
还有:
奥弗列尔小溪弥漫着桂竹香,
西拉西利萨那起松香,还有提琴和弓弦……
还有:
噢,心上人我多么悲伤,噢,我多么思念。
我多么想见到悲伤的你,淡蓝色的你……
还有:
为了塔马拉你也应回到我身边,
为了咱们的小女儿,像只小兔的小娃娃……
我们的女儿?难道他有女儿?我原想问他,但他朗诵得如此陶醉,如此忘我,我不忍打断他。他仿佛陷入迷醉状态。打断仍不能唤醒梦游病患者。我继续听自童年便熟悉的长诗,嘲讽这些“没有丝毫诗意,庸俗到极点,仆人和管家式的标新立异的诗”。古米廖夫和我们已习以为常。可现在我觉得它们完全不同了。我仿佛头一次听他朗诵,渐渐被他迷住。有没有庸俗、粗鄙和标新立异?当然有。但这是并非他的诗所固有的,也不是主要的。就算在这些诗荒唐可笑吧,但从中仍然可以听到“缪斯的叹息,竖琴的叮咚,还有天使歌唱的回声”。它们当中有崇高的、真正的诗。我不再怀疑谢韦里亚宁是真正的诗人。索洛古布是对的,称他为“伟大的俄国诗人”,并使他扬名天下。可我现在才发现这一点。
我越来越陶醉在他不寻常的朗诵——歌唱里,他的朗诵对我产生了“催眠作用”。我闭上眼睛,渐渐沉入诗的火花四射、沸腾的旋涡的湖底。
噢,我想一直听下去,只要他不打住。
我朦胧地意识到,明天“在清醒的,无情的日光下”,将会惊奇地回想起我现在所感觉到的,仍然认为古米廖夫对谢韦里亚宁的判决是正确的。但今天我被他征服,被他迷住,变成谢韦里亚宁的崇拜者。
敲门声。
“您的电话!”
我从沙发上跳起来,突然亮起的灯光使我睁不开眼睛——谁开的灯,我还是他?跑进前厅。
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穿好大衣,焦急不安地等待着。
“请您原谅,我只顾聊天,占用了您不少时间,太放肆了。都七点了。”
“确实,六点半我应该到朋友家,他们正等着我呢。但我并不遗憾,恰恰相反。我非常高兴……”
他打断我:
“您接待了我,并听我念诗,便是赠给我一件珍贵的礼物。我永远不忘。现在我可以平静地走了。”
“尽快再到柏林来。”
他摇摇头:
“我未必还能从洞里爬出来。大概要死在里面了。这是我从洞里爬出来的最后的尝试。它多么可恶地被堵死了。您是洞里唯一的亮光。”
我把他送到前厅。我有很多话想对他说,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我只对他说:
“祝您一路平安,并希望您幸福,伊格尔·瓦西里耶维奇。”
他耸了耸肩。
“算了吧,祝我一路顺风就像祝上绞刑架的人一路顺风一样。我倒应祝您幸福,幸福就像您带的蝴蝶结,对您非常合适。”他认真地补充道。“我不会给您写信,不用等我的信。您也不用给我写信。用不着,反正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谁又说得准。我觉得我们还会再见面。”
但他摇了摇头。
“永远不会再见面了。”他忧伤地又说了一遍,吻手告别。
他走了,门在他身后悄悄地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