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译本

中译本《弃儿汤姆·琼斯史》在中国刊行，虽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对这部小说的关注、研究、翻译，却是先行久矣。姑勿论二十世纪前期前辈学人的探索，至少六十年代初，中国出版、翻译界相关主管在统筹世界文学经典出版工作时，就已将这部小说纳入视野。先父担负此书翻译之初，其实非其全部。大约1964年夏，我从西北回京省亲，就听父亲提起，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施咸荣、王仲英诸先生曾专程来访，谈及“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有关专家学者组成）正为已计划列入该丛书的《弃儿汤姆·琼斯史》组稿并物色译者，此时人文社恰巧收到西南一位大学教授对该译作的自动投稿。经慎重审阅，大家认为，应该珍视译者对这样一部文字艰深、内涵厚重经典所付出的劳动，因此特请人文社人员做了通篇校订、加工，但尚需重译、补译相当篇幅。编委会经过研究，才特派青年编辑前来，约先父担负这一任务。

计划经济年代，文化工作同样有严格计划。当时各个国家出版社担负出版物种类都有明确范围。人文社及译文社是主要两家可出版外译中文学作品的出版社，两家出版社又依具体作家作品各有分工。比如我所知哈代作品，由人文社负责，狄更斯作品则由译文社负责。先父当时已在人文出版过《德伯家的苔丝》等三部哈代小说、一首莎士比亚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与一部萧伯纳剧本《伤心之家》；又在译文社出版了狄更斯的《游美札记》，手头正为该社译狄更斯的《大卫·考坡菲》。当时两社的责任编辑以及社、室主管本人，大多也是翻译家，对于父亲的译笔多有了解，或可谓欣赏。此次他们又来约稿，其时先父已年届花甲，在校任课不重，过去参与莎士比亚、萧伯纳、狄更斯翻译，都是出版社先已经过和父亲所属单位北大西语系沟通，再与父亲相互约定；此次，可能也是先已经过此程序，出版社来家面谈，父亲立即欣然接受。一向内敛、与世无争的父亲所以立即欣然，我深知是因为，他向来爱好翻译胜于教书，尤其乐于面对高难度名著挑战；又何况，施、王等人文社编辑在来访时还说，确定将这部书列入《丛书》时，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同志曾经说，‘苏联有的我们都要有！’”更何况，施先生还特别说了一句：“大家认为，菲尔丁那种十八世纪的英语和他的风格，只有您能传达出来！”

人文社和父亲的互动十分快捷。不久，施咸荣又到父亲家中亲自送来一笔预付稿酬，说是出版社的特例。当父亲将手头即将完稿的《大卫·考坡菲》杀青后，本将立即转向投入《弃儿汤姆·琼斯史》。“文化大革命”轰然而至，一切正常工作戛然而止。再不久，父亲收到人文社革命造反组织便条一纸，勒令每月取工资后，按十五元退还预支稿酬。从此，每当我从大西北回京省亲，匆匆帮父母料理家务当中，就多了一项去邮局向人文社寄十五元退款。此事大约延续三年，据此粗略估算，当初那笔预付稿酬大约在三百至五百元间。“文革”风浪渐趋平静之后，大家都在收拾自己的风帆舢板，重新起航，父亲是率先回应出版社重行约稿，并立即拿出译作的译者之一。因为他从七十年代早中期风暴宁和的间歇，即已开始认真重新整理自己此前出版的全部旧译。

补译《弃儿汤姆·琼斯史》的重点，是这十八卷大部头各卷的首章，按中译文计，约六万言。是菲尔丁文学艺术理念、小说创作主张的表述。其中，菲尔丁以其雄健如椽之笔，尽情挥洒，旁征博引，纵横辩证，明引暗谕，表达了一位以社会担当为己任的伟大小说家的胸怀和技艺。先父酣畅迅速地完成了这部分译文，正值北京大学新创《国外文学》约稿，遂委托我们的通家中年好友、不久即任北大图书馆副馆长、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马士沂先生交付该刊编辑部。此部分译稿全文连载于该刊第二、三期，反映不俗；与此同时，这些译文手稿也交付人文社，受到上下经审人赞赏，这是当时责编亲来告知先父。又经若干时日，人文社的社、室负责人孙绳武、蒋路及多位编辑先生女士一行又来造访，称许补译稿后，又恳切言说，出版社在将三位译者稿件汇合，具体编辑处理过程中，遇到某种难题，特意征求父亲意见。最后，经父亲和来客共同商定（其间我也非礼插嘴略抒愚见），索性由父亲再独自译竣一部全书。纳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出版。

八十年代初，中国尚未加入世界版权协会，这类计划还都是作、译者与出版社口头协定，无书面合同文字。记得是从1983年秋凉后，我家已从城中心搬到西郊双榆树，年逾八十的父亲终于喜获宽敞读写、起居、待客空间，匆匆安置好桌椅文具，就开始了他的新一程翻译之旅。每天晨起，依他终生习惯，草草梳洗、简单餐饮，遂伏案读写翻译，约从九时开始，至下午一时午饭止，无论周末，亦不顾节假。

尽人皆知，翻译最首要，也是最浅表的意义和功能，是不同体系种类语文之间的对应转换与互动。译者完成这一艰辛过程的满意程度，首先自然决定于其准确把握起始语和目的语的能力。文学翻译，不言而喻，在把握上还要求更有层次的深度，以期传达出包括语文意义与风格方面不同层次的内涵与韵味。先父毕其生，始终致力倾其自身中外语文技能修养于每部译作，力求从原文再创作译文。

语言文字又是随时光潮流律动而演变的文化存在，十八世纪与十九、二十世纪初或当代的英文，在词义语法以至修辞手段等方面，都有不同。为区别作品中古今有别的语文，父亲翻译《弃儿汤姆·琼斯史》这部二百多年前的经典，基本用语是一种古典味儿白话，或谓略近明清时代白话。又由于菲尔丁是一位学识渊博精深、语言丰富多彩，行文潇洒磅礴的大师，父亲处理他的叙述、论辩语言及不同身份人物对话、独白等各种用语，也撷取力求对应的不同中文用语；对于英文原文中的拉丁、古希腊等欧洲古文，也采用古汉语应对。为解决途中难点，自然尚需借助参考书及工具书。他本来富有藏书，“文革”中已四去其三，我们就在国内外公干之余，或通过中外朋友辗转之间，帮他搜购、求索。如今回想，那也并非一段简捷蹊径。

阅读外国文学作品，通常会遭遇无数表面文字背后隐形的异域文化、历史、民俗成分和谐谑、隐喻、反讽、调侃等等独具作家特色的修辞技巧，读者不一定尽皆直捷深切理解和欣赏，因此，父亲从早年出版翻译处女作《德伯家的苔丝》《还乡》之始，就很注重译文注释，而且于此在学界颇受尊重。他是结合研究做注释，这是他身为译者以自身学识修养做研究的用武之地，也是将中国传统古籍研究中训诂、注疏方法，引用到研究翻译外国文学中的实践，远非简单地解释词语或“字典搬家”。此类注释，在我国古典名著中，读者已习以为常，而且确已从中获益匪浅。

如此，经过1983至1987年，略相当于他八十至八十五岁的五年间，约一千八百多个早晨后，他终于满面含笑。随着长出的一口气说道：“《汤姆·琼斯》的翻译已经完工，我从此不再翻译了！”

那时再过数月，他就整整八十五周岁。

大约两年后，一次在南方开会，我偶遇人文社新一届外文部主任秦顺新先生，他会间对我说，他们社在安排处理父亲这部《弃儿汤姆·琼斯史》译稿出版事宜时，又遇到某种未及预见的情况，经与《丛书》合作者，又是兄弟出版社的上海译文社商议，上海方面非常乐于接受出版这部书。现通过我再征求父亲意见。

大约也是秉承了一些父母遗传，我是先天思维简陋、行止粗率类人，加之我混迹外文编辑行多年，人文、译文诸位领导、编辑又大都是我的同行长者，对这两家出版社如此两全的策划，自然易于理解接受。会后回到北京家中，即告知父亲出版社的此一新设想。

父亲毕生从事翻译，首先是兴趣，在那一千八百余上午终日伏案，又对原作那样地详加脚注，着实辛苦；别人看来是那样地不合时宜，以致吃力不讨好，他却以此为乐。他享受了这一快乐过程，交割了任务，即算万事大吉，至于哪个出版社哪样处理，对他并不那样重要。他既已封笔，就在阅读、赏画、闻乐中自得其乐，只在静静等待面见他这最后一部大书。

那时出版周期就是慢！1994年春，病榻上的父亲终于收到由上海寄来的一部《弃儿汤姆·琼斯史》样书；仅仅一部，不是按当时常规由出版社送发给译者的二十本，而是此书经工厂印制，预先装订制作出极少本，供出版印刷等要隘最后检阅一番，签发退还工厂，再正式开印之用的样本。父亲从这年前的除夕，突患中风，已缠绵病榻数月，亲切关怀老译者的人文、译文两社领导、编辑早对他的病情时以关注，译文社所以如此急迫寄送此一特别样书，确实体现了上海人工作作风中的细腻体贴；同时也令人由衷赞叹先父的幸运！

我至今记得，那时父亲半倚在床，用尚能动作的右手和勉强配合的左手，吃力地捧着这部比《现代汉语词典》还大还厚的书，微笑着吐出几个字：“这辈子，我没白活！”

数月后，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父亲的人生故事结束了；他的译事故事并未结束。

张译《弃儿汤姆·琼斯史》1994年获外国文学类国家图书奖。我倾听学界权威同仁看法：“这是张先生译作中最好的一部，我们都译不出来！”我同意。先父生前也有过“自己最为满意一部”的表示。可憾，她太厚太重！浮躁时代，莘莘学子研究“张译”时，麇集于《德伯家的苔丝》等较薄本，甚至只在开头篇节大做文章，无暇顾及这位汤姆。所幸者，她问世后，经译文社连年再版三次。发行量共八万册；一周前，身为张谷若遗留版权继承人，我偕同舍妹张林，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此书签订了新合同。

这部先父的天鹅之歌，纵跨大江南北转了一周，又回到人文，完成了她的归来。等她成书那刻，我和舍妹都会手捧定然精美的新版，举向在天微笑着的父亲。

张玲

2014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