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当代阶级理论及阶级结构测量

社会变革与社会结构变迁给传统的阶级理论带来了挑战，也为新的理论发展提供了现实“土壤”，马克思和韦伯的追随者们纷纷致力于对既有理论的重构和发展，其中最具成效的理论努力分别来自赖特、戈德索普和格伦斯基等人，三人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新涂尔干主义是当代阶级分析中具有广泛影响的理论范式。另外，与古典时期不同，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学研究的实证化取向使当代阶级分析家们更加注重阶级结构的经验建构和解释效度。一方面分析家们要建构阶级理论基础，选取更易于操作和量化的经验性指标，另一方面他们建构的阶级图式要追寻尽可能高的经验效度（适用性和解释力）。这种实用性考量也使当代阶级分析家转向更接近社会资源分配真实发生的领域中思考问题、发掘资源。

1.奥林·赖特的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结构框架

由于现代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组织规模和技术的发展，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存在并且发展着数量越来越多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体系中阶级多样性日益凸显。因此，在最基本的阶级结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如果要加入上述这些阶级位置，那么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框架将变得异常复杂。仅用财产关系显然无法更好地解释资本主义的现实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必须引入新的概念工具。

赖特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生产体系中，存在三种控制经济资源的方式（也是三种社会关系）：（1）占有财产；（2）控制工作过程（工作自主性）；（3）控制、支配他人。“占有”是指对财产的占有，包括财产、投资、资金等，这是传统的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范畴。赖特的推进在于，在原有的“财产占有关系”之外，再增加所谓“控制关系”，既包括对实际工作过程的控制，也包括对劳动力的控制。由此，阶级被定义为一种建立在剥削关系基础上的包括“占有”和“统治”性质的社会关系。

如果将控制（统治）关系纳入阶级分析中，就会发现某些社会位置很难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标准去衡量，因为一些位置显著地同时具备两个以上基本阶级的特征。比如，管理和监督人员，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但又与工人不同，他们能够控制和支配其他人，且与雇主一道分享由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对于那些日常办事职员，他们与工人一样处于被雇佣的地位，但与工人不同的是，他们能够控制工作过程，具有一定的工作自住性；另外，那些拥有一定生产资料和雇佣少部分劳动力的小雇主，从规模上看他们无法与大雇主（资本家）相比，但他们的境况又优于自雇佣者（小资产阶级）。在赖特看来，这几类人员处于基本阶级关系之外而又分享基本阶级的特征，处于一种“矛盾的阶级位置”。

有关支配和控制的阶级思想偏离了传统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核心，因为在其中已经看不到“剥削”的身影了。由此，赖特做出了新的理论转向，以维护和凸显“剥削”这一思想在阶级分析中的核心地位。赖特认为，不能仅仅将生产资料占有作为剥削的唯一基础，需要对剥削的产生或源泉进行多元化分析。剥削是对超出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成本的剩余价值的占有，除了占有“资产资本”之外，那些占有其他生产性资产的人，通过劳动产品的市场性交易，可用较少的劳动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派生出其他的剥削制度。在其他生产性资产中，赖特选取了两个关键维度，一个是组织权力资产，一个是技能和资格证书资产。如果说基于生产资料所有权可以产生出三个基本阶级，即资本家阶级（雇佣者）、工人阶级（受雇佣者）、小资产阶级，那么，组织资产和专业技能资产则主要运用于对庞大雇员群体的阶级划分上。组织是一种资产，权威是对组织资产的控制。管理者有效控制着组织资产，也就由此控制了部分或全部的社会剩余，因而在剥削关系中占有特权位置；另外，由于技能和专业资格的稀缺性以及技能性劳动控制的困难，拥有一定技能或专业资格的人员所获得的收入超过了再生产这一技能的成本，剥削也就产生了。

由此，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基于组织权力的控制关系和基于技能的控制关系，构成了新的“多元资产剥削”理论的主要维度。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原来的“中间群体”不再只是一个“多余”的矛盾位置，而是一种与剥削和统治过程相联系的阶级位置。赖特提出“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结构框架”具体可以由表2-1加以描述。

表2-1 赖特的“多元资产剥削”阶级结构框架

2.约翰·戈德索普的EGP图式

在当代阶级研究中，由戈德索普及其同事提出的EGP图式构成了阶级结构框架的重要一极。尽管戈德索普本人并未明确指出其背后理论基础来源于韦伯思想，但学界普遍将EGP图式看作新韦伯主义阶级框架的代表。该图式在社会流动研究尤其是跨国流动比较研究中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

在操作化思路上，职业和雇佣地位一直是界定成员阶级位置的指标，二者交叉形成一个二维的交叉表，行和列分别是个体的职业（细类，ISCO编码）与雇佣地位（包括大雇主、小雇主、自雇佣者、管理者、监督者、普通雇员等类别），阶级位置由此得以确定。

在理论基础上，早期戈德索普指出，进行阶级合并的理论原则是依据职业占据者在较大程度上所享有的相似的市场状况和工作状况。市场状况主要指收入来源和收入水平，经济保障性水平和经济提升机会等，而工作状况则体现在成员所处的权威和控制系统的位置以及他们在执行工作任务时的自主性程度。在戈德索普看来，职业和雇佣地位分别构成了市场状况和工作状况的代理指标（proxy）。

后来，戈德索普转向从雇佣关系的角度来解释其阶级图式，意图在于更加强调阶级的关系取向和“位置”特征，而非“个人”特征。他指出“阶级图式的目的是去区分劳动力市场和生产单位中的各个位置，或者更为具体地，可以说是从它们所卷入的雇佣关系的角度来区分各个位置”（Erikson & Goldthorpe，1992：37）。

21世纪初以来，戈德索普又借鉴组织经济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理性行动理论来回答“雇佣关系的分化”这一初始问题，从而形成了“理性行动—雇佣关系分化—阶级位置确定”的理论体系。从理性行动的角度来讲，根据雇员所承担的不同类型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角色，雇佣合同需要采取不同的形式。雇主所面临的组织环境和潜在风险的来源主要有两个（Goldthorpe，2007：108）：一是监督雇员所从事工作的困难程度；二是雇员人力资产的专属性程度，即雇员的人力资本如果被转移到了其他的组织，那么它造成的生产价值损失的程度。

以对雇员监管的难易程度和雇员资产专属性的高低分别作为平面坐标的横轴和纵轴，可以形成四个象限，戈德索普将其归纳为三种雇佣关系类型：监督难、资产专属性高时所形成的服务关系；监督易、资产专属性低时形成的劳动合同关系；监督难、资产专属性低和监督易、资产专属性高两种情形下的中间形式。处于服务关系下的雇员的阶级位置为Ⅰ和Ⅱ；处于劳动合同关系下的雇员的阶级位置为Ⅵ和Ⅶ；而处于两种中间形式的雇员的阶级位置分别为Ⅲ和Ⅴ（见表2-2）。很明显，雇佣关系的不同意味着劳动报酬的差异，这种差异既体现在经济收入这一基本的形式上（如工资与薪金的差异），也体现在晋升机会、工作稳定性、工作保障性等方面。

表2-2 EGP图式各阶级类别对应的雇佣关系类型

表2-2 EGP图式各阶级类别对应的雇佣关系类型-续表

3.格伦斯基等人的职业阶级（“新涂尔干主义”）

应该说，涂尔干本人的著述中并未出现过明确的分层和阶级思想，后世的格伦斯基、薇登等人将自身的阶级分析追溯到涂尔干那里，认为涂尔干有关功能主义和职业共同体在社会整合中发挥作用的论述给他们带来了思想灵感，因而将自身的阶级分析称为“新涂尔干主义”。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指出，劳动分工并不是纯粹经济现象，其最大意义也并不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仅仅是分工的一个附带功能。分工的最大意义在于社会整合，即对于社会整体发挥作用，将整个社会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成为可能。另外，对于日益混乱的失范状态，涂尔干提出的主要应对策略就是发展职业群体。他指出，“相互依存的职业群体将变成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协调者，创造出有机团结”，“各种不同的职业可以同时存在……每个职业从业者都可以在不妨碍他人实现目标的同时达到自己的目的”（涂尔干，2000：224-225）。

格伦斯基等人进一步阐发了涂尔干的职业共同体思想。他们认为，尽管职业是由一系列技术性活动确定的群体边界，但职业分工本身是一种社会性建构，是职业间冲突和竞争的结果。因而，职业不仅是技术分工的结果，它还是有社会学意义的群体集合和共同体。并且他们指出，与以往学者建构的聚集体阶级概念（即“大阶级”）相比，细分的、建基于职业之上的阶级更为真实具体。

在理论基础的阐述上，格伦斯基等人指出，深嵌于现代工业社会制度中的职业，通过三大机制共同作用，促使以技术分类为基础的群体转向基于职业的社会封闭性群体。这三种机制分别为：社会配置机制、社会调节机制和条件的制度化机制。

“社会配置机制”是指影响存在于生产领域特定位置之中的各种类型个人的那些选择过程，它在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发挥作用；“社会调节机制”内含培训、互动、利益形成、学习的普遍化等维度，发挥着客观工作条件和某一阶级位置特有的社会实践所造成的转化效应；“条件的制度化机制”则体现着工作被典型地加以组织并被给予报酬的过程。

至此，格伦斯基等人完成了具有“新涂尔干主义”色彩的阶级理论建构。在阶级构图的操作化上较为简便，他们在经验分析中经常使用的是一个直接由职业细类形成的、包含126个职业的高度非聚集的分类图式。

格伦斯基等人构建非聚集的职业阶级的理论抱负相当“远大”，他们不仅要还击后现代主义者有关“阶级死亡”的论调，还要证明这种阶级模型无论是在“弱阶级”形式还是在“强阶级”形式上都可以有所作为。并且，这两种形式都有能力证明“一个非聚集的阶级分类比聚集的阶级分类要好”（Grusky & Sørensen，J.B.，1998）。“弱”的形式依赖于名义的主张，即详细的职业是更为根本的属性（如工作条件，生活机会）的一个方便的指标；而“强”的形式依赖于实在的主张，即职业通常是“共同体性质的”集合体，同时也是剥削和不平等的结构性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