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布哈林等苏联理论家对于理论建设做出的积极努力

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论家。他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特别是布哈林关于“工农联盟”、保持国民经济平衡发展、“过渡经济”等问题的研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思想,瓦尔加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沃兹涅辛斯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一)布哈林关于“落后的社会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

布哈林立足于俄国的国情,强调苏维埃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提出苏俄建设的社会主义只能是“落后的社会主义”。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初级和高级的不同发展阶段。就苏俄而言,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必然是“落后的社会主义”。由于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它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必然会呈现出一些同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将来的社会主义发展不一样的特点。如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劳动效率的高低、物质生活资料丰富的程度等,前者将远不如后者。但苏俄“落后的社会主义”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逐步地走向完全的社会主义或者比较先进的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社会在不同国家中起初也会有自己的特点,但不同的特点在发展的进程中特别是在各国成为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将趋于消失。同时,布哈林提请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注意,在将俄国的公式或经验运用到自己国家的时候须小心谨慎,不能忽视自己国家经济文化的特点和发展的特殊性,不能生搬硬套。布哈林还强调,苏俄在比较落后的经济文化条件下,在西方国家没有走向社会主义而得不到西方社会主义的援助的背景下,在国内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利用现成条件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布哈林还对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进行了设想,提出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及通过合作社的方式、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的设想。所谓“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是指对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采取非暴力剥夺的措施,而以经济的措施如税收调节的措施,管理和制约资本主义经济的力量,支持和增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力量,进而走向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他的这一理论发展了列宁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就实现农民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而言,布哈林认为,合作社是农民能够接受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应当通过流通领域的消费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等农民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发展城乡之间的贸易,利用农民关心自己经济利益的心理吸引他们加入集体化的组织,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就“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而言,布哈林主张利用市场关系发展农民个体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经济,实现城乡之间经济的结合,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巩固工农联盟,形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基础。他主张通过市场关系加速社会主义国营工业积累的速度,实现经济的高涨,形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物质基础。他说,待过渡时期结束,市场关系将会随之消失,“这些市场关系将由于其本身的发展而被消灭”[1]

布哈林就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过渡时期仍然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且阶级斗争有时甚至很尖锐,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激化。尽管如此,这一时期阶级矛盾的总体趋势是走向缓和、缩小乃至最后消亡。他说,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式和途径发生了变化,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式是“各种不同的经济形式的斗争”[2],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领域中的任务不是发动革命,而是要进行“和平的组织工作”,因此不需要搞什么“新的第三次革命”。他强调,这就是关于苏俄阶级斗争问题的总的提法,也是唯一正统的列宁主义的提法,在解决苏俄当前政策的各种具体问题和重要原则问题时都必须从这个提法出发。

布哈林就苏俄的“工农联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战胜旧制度、巩固新制度的社会基础。在工农联盟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工人阶级。执政的工人阶级要关心农民,在经济政策上注意满足农民的利益,及时处理不利于工农联盟巩固的因素,维护和巩固工农联盟。布哈林明确地认识到,对工农联盟问题的正确认识是处理国内一切政策问题的出发点。离开了对这一问题的正确认识,就谈不上形成任何对苏维埃俄国而言正确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政策。

布哈林阐述了国民经济动态平衡的思想。他认为,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使国民经济各种成分之间的比例保持动态平衡。具体而言,就是要保持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发展、保持工业内部的平衡发展、保持农业内部的平衡发展以及保持计划和市场的平衡发展。就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而言,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程中,由于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发展做得不好,出现了“商品荒”和粮食困难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发展关系,明确“抽调”的界限,实现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发展。布哈林还指出,实现工业内部的平衡发展,必须保持经常性生产和基本建设之间的合理比例,注意积累和投资的最大界限,在制定基本建设规划时不能过分追求增加投资和扩大规模。实现农业内部的平衡发展,必须通过调整价格和税收等方式鼓励谷物生产,保持谷物业、畜牧业和技术作物的平衡发展。就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布哈林主张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之间的比例关系,保持计划与市场的平衡发展。

布哈林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结合俄国实际,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政策、方针和一般规律进行了探索,阐述了一条与斯大林建设方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式。其主要内容是:主张发展社会主义大工业,反对“超工业化”;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利用劳动消耗规律发展市场和商品经济;采用经济手段而非行政命令手段管理经济;主张采取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方式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利用“新经济政策”使多种经济成分的互相繁荣成为可能。

(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思想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较早地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诸多探索,对苏联早期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做出了贡献。这种理论贡献集中体现为他在《新经济学》一书中对“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思想的阐述。

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本人在《新经济学》序言中所指出的,这本著作不是专门分析一般的商品社会主义制度的,而是研究“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起作用时期的苏联经济理论的[3]。透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须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概念谈起。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概念并非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首创。但必须肯定,他周到地论证了此概念,并且把它提升到“规律”的高度来认识。其实,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这一理论工作是对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概念及思想的运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要发展,就必须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且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在一些人手中事先积累了足以采取较高的技术和这种技术条件下实行较高程度的劳动分工的资本;(2)存在雇佣工人这一基本力量;(3)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积累的基础的一般商品经济制度有了充分发展。”[4]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相类似,社会主义建设亦需要通过原始积累进行奠基。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根本不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由于“社会主义”的特质,它是在自觉或半自觉中发生的,这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是一种强制性规律。或者说是落后的苏联国营经济赶超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技术的规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立足“物质资源的再分配”视角,对“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进行了具体表述:“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愈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愈严重,该国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时能得到充作自己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遗产愈小,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愈要被迫依赖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部分剩余产品的转让,靠在它自己的生产基础上来积累的比重就愈小,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发展愈不依赖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者的剩余产品。相反地,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和工业上愈发达,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国有化后,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农业这类的物质遗产愈大,该国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形式比重愈小,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减少自己的产品和殖民地产品交换的不等价程度愈有必要,其社会主义积累的重心就愈要转移到社会主义形式的生产基础上去,就是说,愈要依赖于工业和农业本身的剩余产品。”[5]简言之,这一“规律”就是:经济发展的程度与对原始积累的依赖度呈负相关,即经济发展越落后,越会依赖原始积累。根据他的思想,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来源,是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剩余产品的转让,或者说要从非公有制经济形式那里获取发展公有制经济的物质条件。苏联恰好是这种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所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反复强调原始积累在推进苏联工业化发展中的作用。

(三)瓦尔加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思想

瓦尔加是苏联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他一生著述甚丰,专著主要有:《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世界经济危机中的新现象》和《现代资本主义和经济危机》等。在这些论著中,瓦尔加深入阐述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

“资本主义总危机”一词,是瓦尔加立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历史特点,在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他看来,1921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以“生产过剩”为表征的经济危机,而是具备一些新特点的危机,即资本主义社会长期被危机支配,由此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如他所说的,危机变得越来越长和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多的国家被拖入普遍衰退之中;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把资本主义推进日益频繁的危机,直到最后经过长期的斗争社会革命终于取得胜利为止。虽然1921年的经济危机平息后资本主义经济进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称的“相对稳定期”,但在瓦尔加认为,这种稳定时期只是暂时的,因为这个时期仍然是危机时期或衰退时期,它不可能带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基于此,瓦尔加把如此类型的时期称为“资本主义总危机”,或者说是不会带来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长期的危机。

然而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瓦尔加本人对“资本主义总危机”这一范畴的理解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须从斯大林对“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解谈起。斯大林曾指出:“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是否仅仅是政治危机或仅仅是经济危机呢?二者都不是。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6]正是由于斯大林提出了所谓的“全面危机”理论以及理论界对它的随意解释,瓦尔加对“资本主义总危机”范畴的理解开始转变,呈夸大的趋势。如他在《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基本问题》一书中写道,资本主义总危机“包括了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一切方面——基础与上层建筑:经济、内政与外交、劳资之间的斗争、战争力量与和平力量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7]。实际上,瓦尔加此话语想表达的思想是资本主义危机所涉及社会领域的广泛性和普遍性。若仍用“资本主义总危机”这一语词去表达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新状况,也就显得不合时宜。

概括来说,瓦尔加对“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他早期对“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论述是符合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实际的,但是后来由于受斯大林“全面危机”理论的影响,他对早期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进行了语意不当的修正。这是我们在理解和把握瓦尔加“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时应该格外注意的问题。需要特别强调一点,无论后期瓦尔加对“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进行了怎样不妥当的解释,他早期对此理论的提出仍是难能可贵。

(四)沃兹涅辛斯基对确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

沃兹涅辛斯基是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曾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刊发了《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阐述了“创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他的思想观点对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确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提出了创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沃兹涅辛斯基指出,回顾经济思想史,可以发现,英国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以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就着手创立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而20世纪30年代,苏联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第一个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五年计划正全面展开,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正逐步建立。可以说,苏联已经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了更好地指导苏联经济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健康发展,需要从理论层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加以概括和总结,着手创立与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其次,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沃兹涅辛斯基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所能采用的唯一方法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他强调,在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要把握好以下几个维度:(1)由于经济政策决定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并反映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所以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政策应当成为研究的中心。(2)由于现实中存在着各个阶级和各种经济成分,所以我们不仅要注意无产阶级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还要考察中农、富农阶级以及与他们相适应的生产关系。(3)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展开研究[8]。从这一逻辑出发,沃兹涅辛斯基提出了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和顺序,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社会主义计划、苏维埃商品流转和货币流通、社会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劳动社会化和劳动生产率、生产费用和社会主义积累、发展速度和国民经济比例、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布局和联合制、消灭阶级和分工、为实现世界共产主义而斗争。这些理论主题及其顺序,反映了沃兹涅辛斯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做了初步思考。这对此后苏联理论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路层面的帮助。

概言之,沃兹涅辛斯基的确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历史的演进,他的一些经济主张已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发展,甚至还暴露出一些错误。但须看到,其著作中诸多科学的思想闪光点仍旧值得肯定,并可以为我们当前所借鉴。


注释

[1]布哈林.布哈林文选:上.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441.

[2]布哈林.布哈林文选:中.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20.

[3]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北京:三联书店,1984:序言16-17.

[4]同[3]37.

[5]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北京:三联书店,1984:78.

[6]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82.

[7]瓦尔加.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基本问题.北京:三联书店,1958:1.

[8]沃兹涅辛斯基.沃兹涅辛斯基经济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