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列宁务实的苏维埃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俄共（布）面临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是建立新的民主的政治制度。列宁在实践中阐述了重要的思想，即苏维埃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列宁的苏维埃民主政治建设思想具有“务实”的特点。所谓务实的特点，是指思想同实际相适应。更具体地说，是指思想同苏俄的经济文化基础以及人民的实践能力相适合。列宁当时形成了这样的思想，并根据这样的思想展开了实践。

列宁务实的苏维埃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主张由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苏维埃民主。在十月革命过程中以及革命胜利初期，列宁主张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如他在《四月提纲》中写道：“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1]这说明，他主张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和精神来建设俄国新的民主制度。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力图按照上述设想进行实践。如他大力提倡建立“计算和监督”的制度，即主张在企业建立工人团体或组织，以此对企业的生产和分配过程进行计算和监督，并且组织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即动员全体人民对社会所有的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进行计算和监督。可是列宁的思想存在着脱离俄国实际、夸大巴黎公社民主原则的作用倾向。譬如，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只是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形成的，只是在一个城市的实践中形成的，而且只是在西方国家的一个城市内形成的。如果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而是在很长的时间里，不是在一个城市内而是在全国的范围里，不是在西方的一个国家内而是在东方的一个地域很大的、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将如何运用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这不能不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换言之，在当时的苏俄，如果像巴黎公社那样废除国家机器，尤其是废除官吏（在无产阶级国家称各级领导干部）、常备军、警察和法官等行不行？实行由全体工农群众直接管理国家的制度行不行？实行所有的公职人员同普通工人的薪金数额相同的制度行不行？上述这些问题，人们的回答不可能是肯定的。不仅是革命胜利初期的苏俄不可能实行这样的制度，而且几十年以后的苏联，也不可能实行这样的制度。由此可以看出，列宁当时设想在革命胜利后马上实行巴黎公社那样的制度，有脱离俄国实际的倾向。

在国内战争过程中，列宁进一步认识到俄国的国情，意识到在苏俄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即由全体人民直接进行国家管理的不可行性。他在俄共（布）八大报告中说：资产阶级国家以种种法律阻挠劳动者参加管理，“我们已彻底扫除这些障碍，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要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有通过长期的教育才能解决。目前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是极端困难的，我已经屡次指出，这是因为担任管理的工人还非常少，少得令人难以置信”^[2]。他的意思是，苏俄由于文化落后，有能力参加管理的劳动者太少，所以不能实现由全体劳动者直接管理，只能由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即共产党代表劳动者进行管理。而且苏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艰难，短时间内难以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水平，所以由共产党代表人民进行管理的时间不会很短。正是由这样的思想认识出发，列宁提出了苏俄由共产党领导建设苏维埃民主的思想。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系统地阐述了这样的思想。在该著作中，他提出，必须由共产党领导建设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当时，俄共（布）有60余万共产党员。党的领导对于国内战争的顺利进展并逐步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德国的一些未经过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共产党人即“左派”在政党与阶级、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上讲了糊涂话，如“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针对此，列宁提出了著名的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的论断，即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德国“左派”的主要错误在于否定共产党的作用。列宁说：“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否定政党就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在德国）跳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而不是进到它的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刚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的最初阶段。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3]意思是说，只有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由于阶级和国家的消亡，政党才会消亡，俄国尚处于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最初阶段”，由于还存在着阶级，所以还需要有国家，还需要有政党和政党的领导作用。他特别强调，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以后，阶级都会存在很长的时间，即在很长的时间内都需要有政党和政党的领导作用。显然，他这里强调了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的领导作用。在此著作中，他还写道：“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同工会的关系，现时在我国具体表现如下。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实现的，而无产阶级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4]这里他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公式：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通过苏维埃的形式，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他还说，俄共（布）每年举行一次代表大会，由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党在莫斯科的最上层领导则是由中央全会选举产生的更小的集体，即“组织局”和“政治局”，它们各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十分重要，“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5]。

在上述著作中，列宁论述了党领导的工作方式。他指出，党的工作方式的主要内容是：（1）党依靠工会来进行自己的工作。当时俄国的工会会员有400万，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工会组织。列宁说：“工会形式上是一种非党的组织，而实际上大多数工会的领导机构，首先当然是全俄总工会的中央机构或常务机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都由共产党员组成，执行党的一切指示。”^[6]（2）党的工作通过苏维埃来进行。苏维埃里的工作者是共产党员，他们以及整个苏维埃机构接受党的领导。俄国已经建立了各级苏维埃组织，由基层苏维埃即县苏维埃将有觉悟的工人派往乡村担任各种领导职务，来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从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他认为，上述党的工作方式，体现了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总的结构”。

可以得出结论：列宁由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建立巴黎公社式民主的思想转向由共产党领导建设苏维埃民主的思想，是他关于民主政治建设思想的务实性转变；由共产党领导建设苏维埃民主的思想，是务实的民主政治建设思想。

列宁务实的苏维埃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主张直面并正视俄共（布）面临的政治危险。1921年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初期，俄共（布）面临着多种政治危险。

第一种危险，是战争、战时共产主义和经济破坏带来的政治危险。由于4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3年的国内战争，苏俄的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加之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时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国内战争结束时，农民、工人因为生活困难而对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产生了不满情绪。旧制度的残余分子趁机进行煽动，力图颠覆俄共（布）的执政地位和苏维埃政权，恢复旧的制度。1921年3月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事实说明，俄共（布）在前进的道路上面临着危险。列宁要求俄共（布）高度关注这种危险性，加强团结和统一，努力战胜它。他在党的十大报告中说：“这种政治上的危险性现在是存在的。许多革命都清清楚楚地走过这条道路，我们也经常指出这条道路的危险性。这条道路很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要求执政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者，决不能采取我们这一年来经常采取的那种态度。这种危险性无疑要求我们更加团结，更守纪律，更能和衷共济地工作。否则我们便不能战胜命运给我们带来的危险。”^[7]这个论断说明，列宁看到了国内战争结束和新经济政策开始前党面临的一种危险，即旧制度的残余势力利用国内经济困难和人民的不满情绪煽动颠覆活动带来的危险。他针对这种危险提出的措施是：加强党内团结，严格党内纪律，提高党的战斗力；同时党必须代表农民、工人的利益和愿望，改变经济政策，即尽快将国家的发展轨道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在党的十大上和十大以后，上述列宁的思想得到了贯彻执行。

第二种危险，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后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形成的政治危险。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资本主义因素增长起来。显然，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给苏维埃政权和俄共（布）带来了危险。列宁要求党高度重视和努力克服这种危险。1921年10月，他在有关文章中指出：“谁将取得胜利，谁能更快地利用目前形势，是我们从一个大门甚至几个大门……放进来的资本家呢，还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8]“全部问题就在于谁跑在谁的前面？资本家如果先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把共产党人赶走，那就什么也不用谈了。必须清醒地看待这些事情：谁战胜谁？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是不是能够依靠农民，对资本家老爷加以适当的控制，把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轨道，建立起一种受国家领导并为国家服务的资本主义呢？必须清醒地提出这个问题。”^[9]这里他所谓的“谁战胜谁”和“谁将取得胜利”，着眼点不在政治斗争上，而在经济发展上。从政治斗争上看，共产党有国家政权，完全可以凭借政权的力量轻而易举地击败资产阶级。但是从经济上看，问题则复杂得多。实行新经济政策，说明共产党需要利用资本主义的作用。但是如果共产党不善于领导经济，不能够驾驭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不能够使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服务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利益，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这种后果将首先表现为共产党人在经济工作中处处被动，他们不能利用资本主义，反而被资本主义所利用。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这不能不是一种危险。所以列宁说，“必须清楚地看待这些事情”，“必须清楚地提出这个问题”。

然而，经济领域的危险最终会演变为政治上的危险。也就是说，如果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占据优势地位，持续的时间稍长一些，它们必然会谋求政治权力，从政治领域向共产党发起攻击，使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面临危险。所以列宁说，“不论目前还是今后，斗争都比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作战更加激烈、更加残酷”^[10]，“完成军事任务毕竟要比完成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容易些。……人民看不见从前的地主和资本家那样明显的敌人。人民看不清楚，敌人就在我们中间，这个敌人就是原来的敌人，革命正面临一道深渊”^[11]。这里所谓“革命正面临一道深渊”，指从政治斗争的领域看，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党的执政地位面临着危险。就这个问题，列宁还明确地说：“我们并不轻视危险。我们正视这些危险。”“危险是很大的。敌人在经济上比我们强大得多，正像昨天他们在军事上比我们强大得多一样。”^[12]针对上述危险，列宁要求实施国家资本主义，将资本主义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要求加强法制，通过法制的力量使资本主义成为循规蹈矩的资本主义。

第三种危险，是由党内的官僚主义行为造成的政治危险。在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俄共（布）内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迫在眉睫的时候，党的一些机关工作人员不为经济工作服务，不做实事：或者没完没了地开会，下发许多对基层工作无意义的文件；或者想出新花样，成立新的委员会；或者关闭在机关内制订与人们的社会实践不相适应的计划。有些握有较大权力的党政领导者，利用职权贪污受贿，败坏了执政党的声誉和形象。列宁严厉地批判了党内的官僚主义者。1921年10月，他在有关文章中提出党内存在“三大敌人”时，认为其中一个敌人是“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另一个敌人是“贪污受贿”。实际上，这里所指的两个敌人都是党内的“官僚主义者”。1922年3月，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我们必须清除这种敌人，我们要借助所有觉悟的工人农民收拾这种敌人。”^[13]列宁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措施。如通过清理和整顿党的队伍的方式，将官僚主义者清除出党；利用无产阶级法制的力量，打击官僚主义者；通过加强监察和检查工作，抨击和反对官僚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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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列宁．列宁全集：第2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15．

[2]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55．

[3]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4．

[4][5]同[3]27．

[6]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7-28．

[7]列宁．列宁全集：第4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0．

[8]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85．

[9]同[8]186．

[10][11]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87．

[12]同[10]110．

[13]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