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列宁以“自己来找出路”的精神推进理论发展的思想

十月革命后,列宁在1918年春转变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过程中和1921年春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反复提出必须在苏俄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可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没有人提出和研究过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就此留下设想和指示。所以列宁在论及这个问题时说,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推动理论发展。其实,以“自己来找出路”的精神推进理论发展,是十月革命后列宁面对建设问题一贯坚持的思想。

(一)在1918年初苏俄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过程中,列宁反对和批评“革命空谈”,主张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正确决策,主张推进理论发展并且实现了理论发展

当时党内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和约,主张对德国进行革命战争。列宁将它们的错误主张称为“革命空谈”,对其进行了批评。他指出:说话的内容脱离现实生活,或者说不反映现实生活,一厢情愿,感情用事,怒气冲冲,愤愤不平,高喊空洞的“革命口号”,就是所谓“革命空谈”;“左派共产主义者”陷入“革命空谈”,是因为他们不对事物进行客观分析,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他们进行“革命空谈”,有可能使苏维埃共和国“屈服于”德帝国主义,遭受德帝国主义的奴役。列宁要求党和人民看清现实状况,即苏维埃政权尚未建立自己的军队,不可能对德国进行战争;德国何时发生革命不可预料,以战争支持德国革命的目的难以达成。列宁从这个现实出发,领导党和国家政权做出了必须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决策。在实践中列宁形成和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实施“妥协”策略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内容包括实施“妥协”策略的评判标准,实施“妥协”策略的意义,如何区别不同情况下的“妥协”等。他提出,实施“妥协”为的是实现无产阶级更高的利益要求——保存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块基地,为的是“腾出手来”发展经济,这种“妥协”是以巩固苏维埃国家政权为目的、保障工农群众的利益不受侵犯而不得不实行的“妥协”,是一种正确的、应当给予肯定和支持的“妥协”。

(二)在1918年春苏维埃政权决定实施国家资本主义措施时,列宁反对党内一些人用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现象,要求以新的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

当时党内有一些人思想“左”倾,主张在苏俄马上搞社会主义,反对实施国家资本主义。他们说,实施国家资本主义是“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倾向”,是一种极大的危险,必须与之进行斗争。列宁针对他们的言论说:“这些人怎么啦,怎么能够抓住书本上的片言只语而忘掉现实呢?现实告诉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进步。”[1]他还说:“只要稍微想一想,在俄国,在苏维埃俄国,确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将意味着什么,那么任何一个没有丧失理智、没有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人都一定会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救星。”[2]他的意思是,这些思想“左”倾的人,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只看到了“书本上的片言只语”,或者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忘记了俄国的现实。俄国当时的现实是,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小生产都占很大的比重。这种生产形式效率低,不利于苏维埃国家获得所需要的产品。小生产者阶级人数众多,自由散漫习气、无政府主义习气、利己主义习气严重,造成了苏维埃国家社会管理中的困难。相对于小生产,国家资本主义是大生产,生产效率高,便于国家管理。思想“左”倾的人无视这些现实,背诵书本上的只言片语,思想脱离了实际,产生了错误的主张和观点。列宁正是从苏俄的现实出发,形成和提出了新的理论,即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

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再次提出关于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如他在1922年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以前的社会主义者没有遇到过的新事物,过去的书本中没有哪一本书写到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3]在他看来,所谓“自己来找出路”,就是指跳出书本的束缚,直面现实生活,通过自己的实践开创前进的道路。这一时期,列宁就国家资本主义的几种方式如租让制、合作制等各自的特点,以及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意义,提出了新的观点,丰富和发展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

(三)在苏维埃政权组建红军时,列宁说这“完全是一个新问题”,在理论上“从来没有提出过”,必须创新理论和解决新问题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时,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废除常备军,以全体人民的武装取代它,即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不需要也不能够建立常备军或正规军。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面对国外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不能不建立无产阶级的常备军或正规军。当苏维埃政权决定组建红军时,列宁感到这是一个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如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组建红军问题完全是一个新问题,甚至在理论上是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巴黎公社战士的功绩在于他们实现的决定不是从什么有偏见的学说中抄袭来的,而是从实际的必要性中产生的。”[4]意思是说,巴黎公社战士不抄袭学说或理论,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苏俄无产阶级要以他们为榜样,从现实需要出发解决组建红军的问题。

在组建红军的过程中,列宁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些观点包括:(1)党必须创建自己的红军部队。他1918年初指出:当前的形势要求“建立起强大的革命军”,需要这支军队来保卫革命的成果,保卫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保卫真正民主的新制度,击败一切企图破坏革命事业的敌人。内战胜利,国家进入和平时期后,列宁认为“和平”是相对的,帝国主义者随时可能再次发动对苏维埃俄国的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会利用一切可能的形式来进行颠覆活动,所以苏维埃政权仍然需要红军。他说:“注意目前形势的特点,使我们的策略适应这种特点,同时一分钟也不忘记武装斗争仍然可能突然发生。组织红军和加强红军的力量仍然是我们的任务。”[5]他的这一思想成为此后苏俄国防建设和红军建设的指导方针。(2)党必须加强对红军的领导。由列宁起草并经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规定:“在每一个部队中成立共产党支部,以建立内部思想的联系和自觉的纪律。”[6]在红军中建立党组织的前提,是各部队拥有一定数量的党员。为了构建这个前提,列宁和党组织动员一大批共产党员参加了红军。在红军中建立党组织,可以有力地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1919年7月,列宁在起草的《俄共(布)中央给各级党组织的信》中指出:党内和军队内对军事问题的认识,难免有一些摩擦和冲突。这些摩擦和冲突无论现在或将来都要通过党组织的途径来解决,即在党的领导下解决;党的各级组织都这样做,从而使实际工作不受任何损失;党领导军事工作的原则必须始终坚持,不能动摇[7]。(3)必须在红军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根据列宁的指示,红军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即由优秀的共产党员担任各级政治委员,负责领导红军各级党组织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八大通过的有关决议提出:“政治委员不仅直接代表苏维埃政权,而且首先体现我们党的精神、党的纪律,体现党为实现既定目标而斗争的坚决性与勇敢精神。”[8]列宁对政委制度的建设极为重视,要求多向红军输送担任政委的人选,并提高这部分人的工作水平。1919年7月,当邓尼金叛军向苏维埃政权发起疯狂进攻的时候,列宁提出,各级政府机关和党的机关要大大精减人员,“把共产党员调出”,“我们就能够在最短期间派出成百上千的人到军队政治部去工作,去担任政治委员等等职务。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有了切实的把握像战胜更强大的高尔察克那样战胜邓尼金”[9]。政委制度的建立,使红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有了组织保证。这一时期,列宁对红军中的政委以及全体政治工作干部提出了以下要求:利用报告会、报刊、文艺演出等形式对士兵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英雄主义等方面的教育。他说,在红军中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直接的目的是使士兵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和树立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使他们懂得为谁打仗,应该怎样去战斗。(4)在红军中实行严格的纪律。红军是有纪律的军队。列宁在斗争实践中反复强调这一点。在列宁的领导下,1918年底1919年初,苏联红军先后颁布了内务、纪律、队列等条令,并称为《共同条令》,明文规定了红军中各个方面的纪律。但是在党的八大上,“军事反对派”反对在红军中实行严格的纪律,指责首长和部下之间必要的礼仪是“专制农奴制度的残余”。对此,列宁批评指出:无产阶级虽然是红军的主体力量,但由于红军的队伍大、兵员多,一部分非无产者也参加了红军,将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了红军队伍,所以红军“需要铁的纪律”,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则什么事也做不成[10]

(四)在建设共产国际的过程中,列宁强调世界革命的领导中心不能使各国的革命策略“彼此雷同”,各国共产党需要将革命的理论和原则在细节上“加以改变”,以适应本国情况,意在强调根据本国实际发展理论

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列宁为它的建立和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主张各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原则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制定适合本国实际的策略方针,是列宁为加强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建设而一再强调的思想。它包括下述内容:(1)各国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照搬俄国经验,而必须具体地、灵活地、有针对性地加以改变。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经验和革命的经验之一,是同机会主义做斗争,包括同右倾机会主义和同“左倾”学理主义做斗争。欧美一些国家建立共产党以后,共产党以及党领导的工人运动都必然地要经历上述两场思想斗争,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左倾”错误的斗争。可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斗争的方式也应该有所不同。所以列宁说:“毫无疑义,这种斗争不仅在国际这个组织范围内存在,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11]对于俄国和西欧各国来说,经历这些斗争是一种“本质上相同的锻炼”,“但这一发展过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的”[12]。他还明确地提出:“现在全部问题就是要使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既考虑到同机会主义以及‘左倾’学理主义进行斗争这个主要的基本任务,又考虑到这种斗争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构成情况(例如爱尔兰等)、所属殖民地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特征而具有的并且必然具有的具体特点。”[13]这就指明,必须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左倾”学理主义的斗争,但是必须考虑到各自国家的不同情况,从本国的实际出发,采取符合本国情况的方式,而不能照搬俄国的经验。(2)共产国际作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必须注意到各个国家国情的不同,根据不同的国情提出不同的策略方针。譬如,西方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群众占人口的大多数。东方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实行封建专制制度,其中有些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前者和后者国家革命的任务和途径不可能是相同的。共产国际作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在提出革命的方针时,必须考虑到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就此列宁说:“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领导中心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在斗争策略准则的千篇一律、死板划一、彼此雷同之上。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14]他还强调,每个国家在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实现统一的革命任务——战胜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必须首先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和把握住本民族的特点和特征。也就是说,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找到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和策略方针。

列宁要求各国共产党从本国实际出发制定策略方针,不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要求共产国际在提出各个国家的斗争策略时不能“千篇一律”“彼此雷同”,意在提倡斗争策略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提倡把马克思主义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各国的实践中有所发展。

(五)列宁晚年批评孟什维克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郑重指明俄国革命的特殊性,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俄国孟什维克一直认为俄国的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地步,无产阶级不可以进行革命和夺取政权。1922年至1923年间,孟什维克分子苏汉诺夫出版名为《革命札记》的著作,再次强调了上述观点。列宁在重病状态下口授《论我国革命》的文章,批判了上述孟什维克的观点,提出新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列宁指出,孟什维克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一样,习惯于“对过去的盲目模仿”,丝毫不敢离开已经不合时宜的路径。例如,19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斗争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树立了以合法途径进行革命斗争的榜样。可是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了崇拜和迷恋议会途径、不敢展开革命的错误倾向。在1917年十月革命过程中以及革命胜利后一段时间内,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反对和否定十月革命,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迷恋德国式的议会途径。由此列宁说:“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过去的盲目模仿,至于他们非常怯懦,甚至其中的优秀人物一听说要稍微离开一下德国这个榜样,也要持保留态度,至于所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整个革命中充分表现出来的这种特性,就更不用说了。”[15]这是对孟什维克盲目模仿议会途径、不敢革命的精神状态的批评。孟什维克一味模仿过去,说明他们不懂得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即要从眼前的形势出发,确定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可是,孟什维克不懂得和不理解这一点。列宁指出,“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解”[16]。(2)列宁提出,俄国革命由于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联系,势必表现出一些新特征。俄国革命的环境和条件不同于西方以前发生的革命。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爆发的。大战严重地破坏了俄国的国民经济,激化了俄国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1917年,城市工人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斗争,农民则掀起了反对地主阶级剥削的起义。俄国形成了农民战争与工人革命相结合的局面。十月革命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发生的,即它的环境和条件不同于以往西方的革命。列宁说:“这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势必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或者说正是由于战争而有所改变的一些特征,因为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样的战争。”[17]他的意思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俄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造成了工人革命与农民战争相结合的态势,所以不能不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3)列宁提出,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在于,无产阶级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时候先夺取政权,再利用手中的政权发展生产力,创造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从而向社会主义过渡。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西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充分发展,生产力水平比较高,这时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并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的西方途径相比较,当时俄国的生产力水平确实不很高,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经济前提确实不够好,但是由于出现了农民战争与工人革命相结合的局面,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该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权发展生产力,努力创造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胜利。列宁说,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革命的力量,使俄国能够用与西方不同的途径来发展文明和走向社会主义,那又该怎么办呢?应该毫不犹豫地走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途径!他还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社会文明水平,而俄国的社会文明水平远不如西方国家,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获得一个发展文明水平的“前提”——工农政权,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文明,赶上西方国家呢?他还说,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不矛盾、不排斥的。上述列宁的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注释

[1]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35.

[2]同[1]236.

[3]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83.

[4]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24-125.

[5]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9.

[6]同[4]410.

[7]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2.

[8]波诺马辽夫.苏联共产党历史.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60:327-328.

[9]同[7]48-49.

[10]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73.

[11][12]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0.

[13]同[11]71.

[14]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1.

[15][16]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69.

[17]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