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美国认为国家经济安全[1]的威胁主要来自外资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资，属于“外因论”。笔者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指的是一国经济战略利益的无风险或低风险的状态，不仅表现为国家经济制度和经济主权没有受到严重损害，还表现为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处于可控状态，而损害国家经济制度和经济主权安全、导致经济危机的风险不仅来自于国外，也来自于国内，因此是“内外因结合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要转变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处理方式，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它对外有利于抵御国际金融危机风险，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对内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的优越性，维护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安全。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控制国际金融危机风险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1］这有利于我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趋利避害，防范国际金融危机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风险，实现国家经济安全。
第一，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有利于我国从需求结构上控制国际金融危机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风险。我国“入世”前后，经济增长开始向主要靠进出口特别是出口拉动转变。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在加紧“复关”谈判的1994年突破了40%，虽然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有所下降，但在加紧“入世”谈判的2000年恢复到了近44%。“入世”后，随着外资企业大量进入，加工贸易迅速发展，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2002年突破了50%，2005年达到了63%；2006年和2007年接近70%，其中出口依存度高达36%和37%。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高度集中的东部沿海地区就更高了，例如广东省2007年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分别达到了155%和92.2%，江苏省分别达到了104.07%和60.63%。［2］美国学者库兹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根据统计和计算数据认为，进出口比重与按国民收入衡量的国家大小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因此国内消费能力不足和自然资源有限的中小型国家不得不依靠外向型经济，而像美国、印度、巴西这样的大国则实行内需型经济。所以有文章指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具有小国外贸依存度特征的大国”。［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等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我国出口市场迅速萎缩，遭受了严重打击。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远远大于印度、巴西等国，迫使我国不得不启动超常的投资措施来应对。它在保增长、保就业的同时，导致了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从而加重了通货膨胀预期和宏观调控难度。这表明，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恢复我国需求结构的合理比例，可以增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风险的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第二，实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经济增长，有利于我国从供给结构上控制国际金融危机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风险。“入世”后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的加工厂和组装车间，第二产业的比重大大提高。2亿左右的农村青壮劳动力进入第二产业打工，从事农业的5亿农村人口大多是中老年和少年儿童，其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从而使本来就很薄弱的农业更加落后。第二产业的超前发展也破坏了它与第三产业的比例，“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一路攀升，由44.8%提高到55.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自2002年达到峰值以来一路走低，由41.5%减低到2007年的3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5.7%降至38.6%。”［4］而美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则高达70%以上。特别由于加工贸易占了我国出口的一半，外资又在加工贸易中占了3/4，致使第三产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更加落后。我国产业结构比例失调，一方面使第二产业发展失去了稳固的农业基础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另一方面又使我国更加依赖国际市场，从而深受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第三，实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有利于我国从要素投入结构上控制国际金融危机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风险。加工贸易的畸形发展使国际产业转移到我国来的大多是能源和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量大的产品，使我国成为世界能源资源高消耗大国。2006年，我国GDP按现行汇率计算占世界GDP的5.5%，却消耗了全球30%的钢、54%的水泥和占世界能源15%的煤炭。［5］根据国际能源组织的测算，我国目前的能源强度（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费水平，按名义汇率换算GDP）为美国的4倍、欧盟的6倍和日本的9倍。［6］这反过来又加大了能源资源进口依存度，2008年我国石油、铁矿石等资源进口量占国内需求量的50%以上。2007年和2008年国际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暴跌使我国一些大型企业几乎被投机基金设下的陷阱所吞没，2009年国际铁矿石继续暴涨又使我国遭受出口萎缩打击的钢铁工业雪上加霜。因此，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不仅有利于变粗放型经济为集约型经济，也是我国防范国际金融危机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选择。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
国家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主要内容有：一国能够保证本国人民自主选择经济制度而不受外国干涉；一国能够独立自主决定本国的经济发展方针和政策而不受外国操纵；一国能够有效掌握自己的重要资源和战略产业而不受外国控制；一国能够平等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定而不受外国排斥；一国能够自由利用国际市场和通道而不受外国封锁。[2]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中内需与外需关系的处理方式，有利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安全。
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美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超级大国，力图通过“和平演变”战略使我国放弃这个基本经济制度。例如在2010年5月举行的中美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国公然否认在中国“入世”协议中所承诺的到2016年取消对中国产品实施歧视性反倾销措施的规定，声称何时取消取决于中国的市场化速度。显然，我国内需不足，对美国出口依存度过高，是它敢于干涉中国内政的重要原因。
第二，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实行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方针和政策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保障。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却无理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操纵人民币汇率”，要求中国放弃对市场、汇率等的宏观管理，并以贸易制裁相威胁。2010年7月10日美国财政部发布报告，认定人民币汇率低估。而美国等发达国家之所以敢这么施加压力，与我国出口和引进外资而形成的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债[3]和金融产品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我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需要加快装备工业的发展，才能基本实现工业化；与此同时，国际市场以及资源、环境的严重制约又使我国的工业化必须是科技含量高、自主创新能力强的新型工业化，因此需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但是加工贸易带给中国企业的不是核心技术和品牌，而是组装技术和贴牌；不是“微笑曲线”的高附加值两端——研发和营销，而是低附加值的中端——加工组装，这不仅使中国新型工业化的自主创新精神萎缩，而且挤占了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工业的发展空间，使整个中国制造业低度化。结果国内市场中成长最快、回报率最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工业，反而成为大量进入的外资企业的囊中之物，而与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国防工业关系密切的稀土等战略资源则大量廉价地流入美国等发达国家。有文章统计，在我国39个工业行业的销售额中，外资企业在电子通信、设备等7个行业已占绝对优势，在机械及交通运输设备等14个行业超过30%，并从下游工业向上游延伸，向金融、流通、信息咨询、公用基础设施、农业、公共服务业渗透，侵蚀了国防工业基础，危及国家经济和信息安全。［7］这表明，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有效掌握自己的战略产业和重要资源而不受外国控制。
第四，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第二经济大国，但由于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出口依存度过高，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却没有平等参与国际经济秩序制定的权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制定了重要提案需要获得85%的投票数才能通过的游戏规则，并允许美国独掌15%以上的投票数，从而使美国在IMF重大决策上拥有“一票否决权”，得以把自己的特权凌驾于中国等发展中成员之上。尽管中国在IMF应对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10年以来的主权债务危机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中国在IMF依然是义务与权利严重不对称。中国早在2001年就成为WTO成员，并已全部兑现了“入世”承诺，但美国等发达国家依然不承认中国可以与其他成员一样平等地使用WTO的《反倾销措施协议》。中国是《京都议定书》的发展中成员，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美国等发达国家却不让中国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享有获得发达国家无偿转让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技术的权利，并要中国承担远远超出发展中国家水平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义务。因为它们认为，这样可以对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业予以致命一击。
第五，尽管我国是世界最大的进出口国，却不能自由地利用国际市场。美国在中国“入世”后，依然对中国实行严厉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不让中国进口企业自由地利用美国的出口市场。中国进口企业仍然像1979年中美两国优惠贸易协定签定时那样，拿不到美国的红色出口许可证（军用技术产品），很难拿到黄色出口许可证（军民两用技术产品），就连绿色出口许可证（民用技术产品）也常常受到限制，这是美中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美国以平衡国际收支逆差为借口，要求中国用外汇储备对其投资，却又不准进入其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等部门。2008年2月中国华为公司联手美国私募资本公司贝恩资本收购美国网络产品公司3COM，遭到美国国家安全审查而失败；2011年2月美国再次对华为公司收购美国三叶公司技术资产启动国家安全审查，迫使华为公司撤回收购申请。美国只准中国用外汇储备购买其国债等金融资产，然后又以美中贸易逆差为借口，压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从而使中国购买的巨额金融资产缩水。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企业屡屡发起歧视性反倾销调查和苛刻的反补贴调查，使中国企业不能自由地利用它们的进口市场。而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使中国不仅在石油化工、机械制造、信息产品制造等装备产品上严重依赖进口，而且在石油、铁矿石、铜矿砂、氧化铝、镍、铜铝材、高附加值钢材等原材料，棉花、大豆、天然橡胶等农产品上都需要大量进口，其中进口石油的76%集中于中东、非洲，马六甲海峡成为必经之地。一旦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或者封锁马六甲海峡等重要国际通道，中国经济将遭受灾难性的打击。
因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处理好内需与外需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我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控制经济危机的风险，也是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关键所在。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安全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要转变原有的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样才有利于实现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安全。
第一，转变原有的处理居民收入与国民收入关系的方式，维护和发挥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资本家积累财富，而不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形成尖锐对立，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社会主义生产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把居民消费视为生产的最终目的。因此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更能处理好居民收入与国民收入的关系。然而在“GDP政绩观”的驱动下，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65.5%下降到了2007年的57.5%，致使最终消费率从62.3%下降到2008年的48.6%，居民消费率由46.4%下降到35.3%，投资率则由35.3%上升至43.5%。［8］而据世界银行统计，发达国家消费率一般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也大多在60%以上。［9］结果是我国GDP年均增速高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近一倍，不仅大大超出了能源、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也超出了人民群众的承受力，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优越性受到了损害。这既是我国国民经济体质“虚弱”，易受国际金融危机“传染”的重要原因，也影响了社会稳定，给社会主义公有制造成了安全风险。
第二，转变原有的处理居民劳动报酬与国民收入关系的方式，维护和发挥我国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终实现形式之一，然而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下降到了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居民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10］结果是我国2008年的基尼系数由20世纪70年代末的0.12扩大到0.45，超过了发展中国家中贫富悬殊严重的印度的0.329，比发达国家中贫富最悬殊的美国的0.408还要高。2009年我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仅在1%上下，80%的中等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也只占50%。［11］这不能不严重地抑制了内需，因为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主要消费进口的外国奢侈品，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不能消费，而80%的中等收入家庭不敢消费。这不仅使我国扩大消费政策进展缓慢，而且使我国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受到损害。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使它名存实亡。
第三，转变原有的处理城市与农村二次分配关系的方式，维护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基础的安全。农民占我国人口多数，工农联盟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基础和保障，然而我国“三农”问题严重：农业个体经营规模小，增产不增收；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落后，城乡差别日趋扩大；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卫生、教育等福利因素加上去，收入差距大概在5倍到8倍之间。［12］而这是与各级财政为了保证第二产业超前发展，一再减少对农业的投入直接相关的。1978年全国财政的农业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为13.43%，而后逐年下降，到目前只占8.07%。［13］这就亟待我们运用二次分配特别是财政再分配的杠杆，支持农业合作社和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与城市均等化，建立覆盖整个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既是实现农业安全的必需，也是巩固工农联盟从而维护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安全的当然选择。
第四，转变原有的处理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二次分配关系的方式，维护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区域和民族基础的安全。实现各阶层、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然而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过程中，我国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不仅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产生了消极影响，甚至危及一些民族和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这就需要转变观念，树立不发达地区人民不富裕就没有中华民族富裕的思想，不仅要加大对不发达地区的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还要建立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体系；要大力扶持不发达地区的城镇化，进一步缩小它们与发达地区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上的差距；要积极支持不发达地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产业技术水平、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三次产业的协同发展；还要努力帮助不发达地区化解过去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加快地区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促进平稳较快发展，最终实现与发达地区的共同进步和富裕，从而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安全构建起坚实的区域和民族基础。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省部级干部落实科学发展观研讨班上的讲话.新华网，2010-02-03.
［2］董思雁，赵银德.江苏省向外贸强省迈进所面临的问题和对策.商场现代化，2008（3）.
［3］彭金荣，陈利.高外贸依存度下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与应对策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6）.
［4］马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又重大的战略任务.党建研究，2007（11）.
［5］马凯.加快增长方式转变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当代经济，2007（4）.
［6］李扬.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向和突破口.科学发展，2009（5）.
［7］高梁.全球化、解放思想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放导报，2009（2）.
［8］林兆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学习月刊，2010（3）上旬.
［9］宫希魁.做好“调结构”这篇大文章.红旗文稿，2009（6）.
［10］劳动报酬占GDP比例22年连降20%，已影响社会稳定.新京报，2010-05-12.
［11］孙云.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分析及对策.市场研究，2009（1）.
［12］王曙光，王丹莉.收入分配不公加剧中国经济非均衡发展.中国经济时报，2010-07-28.
［13］马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特区经济，2010（3）.
原载《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6期
注释
[1] 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请参见拙作：《国际经济旧秩序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10）。
[2] 关于国家经济主权的定义请参见拙作：《试析国家经济安全的三个重要特性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11）。
[3] 美国财政部2010年12月发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中国截至10月底共持有美国国债9068亿美元，为2009年11月以来最高，仍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