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以工匠精神认知乡土
接到邀约为柳田国男先生的专著作序,甚为惶恐。我30多年来一直在民间文化研究机构工作,对相关学科并不陌生,对柳田国先生的学术地位也有所了解,但照理说,只有该领域的学术大师才有资格担当此事,既是对作者的尊重,又是对学术负责。因此“不合适”是第一反应,但出于对柳田国男先生著作先睹为快的兴趣,所以答应出版社先读书稿,如有心得和拙见可以成文,再由出版社酌定是否为序。啰嗦几句,算是为不自量力所做的开脱。
可以说,将存在于乡土的大众日常生活赋予创造和承载历史的意义,并将这种发现意义的方法体系——民俗学作为一门学问不断完善,同时坚信这门学问的实践和应用,可以使社会变得更好,是柳田国男先生价值关怀和问题意识的起点。他眼中的“常民”或者说平民的生活文化,既是完整民族国家历史的必需品,又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必需品。以价值关怀作为学术追求的原动力,综合文学、法律学、政治学的学术背景和从事农政工作的社会经历,与他的民本思想融会贯通,形成了柳田国男先生学术实践的轴心,这是我的总体印象。
对相关问题的不断追问和认真务实的工匠精神,放眼世界的学术视野和系统研究梳理的研究功夫,是我读完这部著作的直接感受。例如先生对文化研究有这样的评述:“文化的复合(cultural complex)并不存在固定的形式,并不是一方若不退出,另一方就无法进入,而是建立在不同文化的相互让步之上。一种举动或是想法,如果显得和普通风潮格格不入,这一定是因为它要么是太新潮了,要么是太落后了。对于这样的问题,只有在外部冷眼旁观才会发现真正的矛盾,而对于置身其中的人来说,根本意识不到存在的问题。繁华的都市中也有乡村,现代中亦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过去。我们得庆幸自己生活在这门学问的宝岛。在这么有利的条件下,如果我们还去硬搬外国的例子,将研究对象局限于一些让人勉强发笑或是吃惊的事情,肆意收集或是妄加揣测,那只能说明我们的学问还仅限于机械的模仿阶段。”要注意的是,这是发生在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之后,一位日本学术泰斗的学术感言,这对于当下的中国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就这个话题,联想一句耳熟能详的学术熟语。常说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相互交融,和而不同。但在很多的实际的研究实践中,往往是专注于差异性的学术范式成为主导,简单机械的学术模仿和直接套用也不在少数。对共性的、关联性的问题缺乏细致的、系统的、全面的学术追问和梳理。例如:相互交融遵循的是什么规律?有哪些交融的类型?哪些文化现象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呈现出这种规律?在中华文明这条奔流不息的文化之河之中,变与不变的是什么?……要做好这方面的功课,在治学做事中应该倡导一种工匠精神,我想,所谓工匠精神,至少应有这样的气质,安静且持久,坐得住冷板凳,下得了真功夫。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天天放“原子弹”,不可能10年就出大师,不可能一开会就是高峰论坛。
举本书一例说点感想,在“乡土日本民俗资料的分类”一章中,梳理了30个文化要素展开记录和研究,这里不讨论类型的划分是否尽善尽美,仅就其中一个劳动范畴中的学术关照,作者是这样总体表述的:“劳动问题范围很广,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进行考虑:(1)劳动组织;(2)劳动种类;(3)劳动者的身份或名义;(4)报酬给付方式与分配;(5)休息(指农休及其他常规休假)。另外,村落、合同与婚姻等不划入劳动问题的范畴,在后文中还会单独立项介绍,但由于这些都与劳动组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我想在这里不拘泥于具体的分类,而是把它们适当地掺和在一起去进行阐述。”全章节细读下来,仅就劳动组织一方面,就从首领、英雄、地主、亲属、婚姻、家庭、伙计、家仆、佃农、制度、分工、最小单元、劳动事项及称谓和语言等要素上加以梳理。这就要求从尽可能在广泛的时空范围中给予关注,要求对历史变迁和横向对比,进行系统性研究——这真的是极高、极细的学术要求,使人感到文化的记录和描述真是没有尽头的。再加上从民谣、方言、古语中对劳动关系、组织的规模、分家(在方言中如何表述)习俗等材料获取的技术和对比研究的视角上的关注,深感“编织”文化之网的过程是多么艰辛和精细。再如说到报酬一项,关于支付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和内容,从食物、实物到货币的历史演变,先生是这样思考的:“我们需要收集目前全国尚存的诸多种类的报酬支付方式,并按其类型横向排列出若干个层次,借此了解支付方式的变迁历史。”这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学术基础研究,能有多少学人参加,真是值得思考,难怪柳田国男先生感慨学界“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学问的宝岛’视而不见”了。
柳田国男先生用“临渴掘井”形容日本为时已晚的乡土社会研究,提醒人们关注乡土社会,不能期待一蹴而就的奇效,要有久久为功的思想准备,就算做不到未雨绸缪,即便是临渴掘井也比什么都不做强。对应我国的“三农”问题,应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程度可说是与日俱增。时至今日,我国广大农村及其所承载的人群(农民),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因为长期的资源输出和急剧的文化转型,构成了乡土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状态,在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逐渐成为发展的短板,成为社会“帮扶”和“反哺”的对象——解决三农问题,也有临渴掘井之感,此时“掘”什么样的“井”,用什么方法“掘”大约是首要的问题。面向未来,在我们现代化的蓝图中,是否还包括具有熟人社会性质、村落意义的、远离中心城市(直至边疆区域的,有的地方似乎不那么宜居)、与农、林、牧、副、渔等传统生计方式密切相关的社区?如果有,它们与城市生活的异同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异同又是什么?是像城市那样的同质化状态吗?如果是多样性的存在,它们各美其美的文化资本是什么?解决后现代社会的问题,前工业时代的农耕文明会有所贡献吗?这似乎是对当下农村价值关怀的起点,也是价值关怀的基础。很难想象缺少生机勃勃、充满文化自信的农村,我们的现代化是完整和全面的。
从文化的视角看,问题并不复杂,具有全局意义的乡土社会传统智慧不是城里人的纪念品,而是要全面伴随城乡现代化进程的精神财富。农村不仅仅是城市的后花园和修剪花草的园丁。价值的低估和利益诉求的功利化,使得对乡土文化认知的表面化、碎片化和利用的商业化成为常态。这种常态,似乎使社会更加坚定了乡村是落后的,城市是进步和发展的象征这种片面的文化认知。令人担忧的是,在这种文化认知的条件下,要去振兴乡村,要去帮助农村,要去搞旅游开发,要去搞民宿……很难在社会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上有所建树。
因此,必须重新评估农村在未来国家发展总体框架中的基本价值,系统全面地展开相关研究,精准认知农村社会发展历史的、内在的运行规律,切实从社会建设和人的发展等基础性工作入手,多一点田野作业,少一点闭门造车,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推动乡村的整体性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与柳田国男先生的研究工作密切相关的日本乡村建设,应该成为我们进行中国乡土社会研究和建设的有益参考。
史料的采集和田野作业的理念与方法;对比研究的视野;资料的分类梳理;对语言和口头传统的重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不断提出疑问的态度,等等,在方法论意义上,柳田国男先生的这本专著,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借鉴。关照到我国当下的乡土文化研究,大概除了记录、档案等完整历史文化的意义之外,还要关注当下和未来的发展,要关注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进程的和谐,这或许是我国当代学人不可推卸的文化责任。
我任职的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作为国家民族民间文化的专门研究机构,自2007年起,长期对一个水族村寨,展开记录为主,但同时关注发展变迁的实证研究。一开始,在应用研究的基本诉求上并不复杂,一是从多民族贫困地区乡村旅游与文化保护利用之间的关系着眼,二是从社区日常生活的视角关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政策。历经10多年的长期田野工作,大家从文化记录的角度,将这个只有300多人的小村落的文化事项从历史、自然、空间、民居、营造、生计、生活、风俗、传说、地舆、组织、姻亲、祭祖、家园、神灵、水书、民歌、技艺、礼仪、节日、立法、超自然世界、礼物、现代用品等20多个类型、200多项具体事项进行似乎全面的梳理记录,但总有不完整、不全面的感觉。实际问题的复杂是由于当传统与发展并行时,变迁过程的动态性和关联性之复杂,对老百姓来说显而易见的文化事项,常常使外来者觉得不可思议。例如,山地稻作文明系统中,牛是重要的生产力和财富的象征,依据传统,村里的“牛班”制度(按户以一天为单位轮流为全村放牛),很好地解决了牛的日常管理。平均每户一年只占用约五天时间(两个多月轮一次),每次用一个白天的时间放牛——老百姓通过协同切实落实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问题,并且管理成本几乎为零。除此之外,有牛与村落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视角,还有牛与重大礼仪活动、祭祀传统中牛的使用等问题。但是,当出于卫生考虑要解决人畜分离问题时(在广大西南地区,干栏式建筑的传统使用方式都面临的转型问题),集中养牛既是大家的意愿,又使人们陷入纠结——集中养牛使社区传统伦理面临挑战的事项复杂得出乎意料,牛圈地址、牛舍的数量、夜间的管理内容、管理人员的性别、责任的规定、事故的可能和纠纷的解决,直至牛粪的分配,等等,就连垫圈的土从哪里取大约都会引发讨论。如果用简单、主观、经验主义的思维定式,加上粗放的同质化解决方案,事实上非常容易使这件“小事”落入市场经济思维模式,从而在本质上中断了这个文化事项的核心价值。这或许是很多惠民工程做不成民心工程的深层原因。中国有句老话,叫“牵一发而动全身”,从文化意义上讲,百姓身边无小事,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想说明的是,从学术意义上看,在借助于西方社会科学来建构“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将“现代的、西方的城市”与“中国的、传统的乡村”二元对立,将某一方面的文化存在不恰当地扩大为中国文化。这种学术上的裁剪和放大,难免有“王婆卖瓜”之嫌,也容易不自觉地陷入一种学术组织建构的陷阱,不利于跨学科融合,以及在同一学科中不同的研究方向之间建立融洽的学术合作关系。因此强调对乡土社会研究的关注,并没有把它看成是某一个学科的专属,也无意褒贬热心学科建设的专家,只是从一个外行的角度,觉得这是需要跨学科合作的学术共同体一起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柳田国男先生关于风雅和凡俗的辩证思维,对平民生活和上流社会的关联性关照,以及乡村与城市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等,似乎他的关注点并不是学科建设和宏大理论体系的建构,而是为解决问题所做的全面思考和实践,正应和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干什么常常比叫什么重要。
以上是读书心得,也有借题发挥。不妥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
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