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稽查政策机制设计:一个实验经济学视角
- 代志新
- 4032字
- 2020-08-29 19:33:33
1.7 本书研究案例的主要内容介绍
1.7.1 案例一: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的稽查机制优化设计
第一个研究案例探讨了一个成本较低的间断性(intermittent)稽查方案是否能够维持与系统性稽查方案相同的威慑效果。准确来说,它主要研究了当稽查(非)规律与频率存在不确定性时,对在公共品博弈背景下的合作的影响。已有研究文献表明,惩罚机制有助于减少公共品博弈中的“搭便车”行为(Fehr and Gächter,2000;Masclet et al.,2003;Bochet et al.,2006;Carpenter,2007),特别是由惩罚机制与奖励机制所带来的偏离集体成员捐献均值的正负向偏差均能增进效率(Falkinger et al.,2000)。然而,这项机制假定稽查是完美、连续、无成本的、无偏差的,尽管它有助于消除稽查的不确定性,但仍可能导致稽查成本过高。
那么,探究在不确定情境下是否能以更低频稽查来维持合作就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稽查成本,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和可行性。更准确地说,这项研究是在稽查可能性不明确的公共品博弈中,施以低于其他小组平均水平的集中惩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在不同实验组中操纵稽查的强度和规律性。经过多个阶段后,所有实验组均会经历一个稽查策略转换:稽查力度降为零,但被试对这种转变毫不知情。这种研究设计的目的在于了解个人在稽查概率发生剧烈变化时如何更新有关被稽查概率的感知信念。
本案例的研究结果显示,当人们在实验机制转换之前经历过高强度系统性稽查时,被试会向下修正关于被稽查概率的感知信念,并在稽查消失后立即降低对公共品的捐献额。相比之下,当稽查最初并不太频繁和不规律时,被试将保持坚定合作的信心,并在稽查撤回后继续保持合作。
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稽查的不规则性和不确定性会导致对稽查概率的判断更加困难,因此在无法准确判断稽查概率的情况下,被试更愿意相信稽查的存在,采取合作的行为来规避风险。通过提升进一步稽查的频率和惩罚的严厉性,本研究还发现频繁和严格的惩罚机制对促进进一步的合作存在着教育效果。
本研究的政策建议在于,在资源稀缺和预算赤字时期,研究发现可能对公共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如果一个公共政策必须依赖系统性稽查和严厉惩罚才能达到高水平的遵从度,那么也必将因高昂的稽查成本而付出代价。因此,如果在实际政策执行中考虑稽查成本,一个更加可行的政策建议就是:实施不确定性的、强度更低的稽查测量,同时提高惩罚力度,例如增加罚款额度。
1.7.2 案例二:不同严打稽查政策的效率研究
第二个研究案例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各种不同稽查严打政策的相对效率问题。在假设稽查资源是有限的情况下,是应该将稽查资源集中在一段有限时间内进行稽查严打,还是随着时间平均分配?哪种策略更加有效?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就是资源的使用效率问题,但是在稽查严打方面对于效率的研究,经济学家们却未给予足够的关注。
为了探究严打在遵守规则方面的相对效率,我们在法国的一个大城市进行了一项涉及公共交通乘客的实验室现场实验(labin-the-field)。该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我们第一次能够甄别出真实世界的不诚实行为,并且将这种不诚实行为和实验室中的决策选择联系起来。具体而言,我们通过验证被试在实验结束时能否出示有效的车票,并让被试自我报告无票旅行的次数,以甄别出真正的逃票者。
此项甄别有助于观察真正的逃票者是否在实验中表现出异于非逃票者的行为,从而为实验的外部有效性提供证据。此次公共交通实验有助于研究欺诈行为如何对引入的各种稽查机制做出反应。在虚拟乘坐公共交通实验开始之前,被试需要选择是否为此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购票。
本案例研究了不合规行为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演变的,这取决于在集中时间内是否被重复稽查与在分散时期中不规则稽查之间的博弈。更加具体地说,该研究分析了稽查在实施时和撤回后,个人对连续稽查的反应。我们还在实验中测试了早期或稍后阶段引入严打是否更为有效,以及是否应当在事先宣布严打行动。
此研究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与集中严打相比,分散性随机稽查能更有效地减少逃票行为,这种策略对现实世界的欺诈者影响更大;(2)长期稽查严打虽然减少了严打期间的逃票行为,但一旦严打结束,就会导致逃票行为集中爆发;(3)若事先告知稽查严打行动,将导致在非严打时期发生更多逃票事件。与分散式随机稽查相比,严打仅在短期内对买票行为产生积极影响。长远来看,严打可能会带来潜在的不利影响,因为在严打结束后逃票行为更加猖獗,甚至高于实施严打行动之前的水平。
本研究案例结果表明,在模糊性情境中,短时间内的稽查严打与随机稽查一样有效,但是长期来看,无论是在促进遵守规则还是执法机构成本收益方面来说都可能非常低效。
1.7.3 案例三:在内生性严打稽查框架下信息披露对纳税遵从度的影响
第三个研究案例重点研究了内生性稽查严打机制。在现实世界中,稽查严打往往因高犯罪率和严重事故而被触发,具有内生性的特点。如前所述,在巴黎发生两起恐怖袭击不久后,法国政府实施了两次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在中国,高腐败率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行动(既拍“苍蝇”又打“老虎”);针对新疆所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有关部门开展了一系列反恐行动。在美国,因一起严重交通事故,纽约市实施了对骑自行车者的严打行动;因暴力杀人案火速升至43年以来的高位,巴尔的摩市启动了一场名为“放下你的枪”的严打行动。该类事件数不胜数,在后面还会做进一步阐释。
尽管严打行动具有比较大的影响,但是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迄今为止它并未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为了弥补这一空白,本案例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博弈论模型来刻画这一问题。通过构建博弈论模型来捕捉无处不在的内生性严打现象。
该理论模型是基于逃税为背景展开的,其中包括个人为逃避法定纳税义务而采取的非法和蓄意行为(Alm,1999)。选择逃税为背景有两个原因:一是逃税可能在所有经济犯罪中最为常见(Alm et al.,1993);二是在税务欺诈领域使用稽查严打并不少见。例如,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对税收欺诈行为进行了严打,成果显著,税收收入增加了72亿英镑。中国政府也对偷漏税行为进行了多次严打。美国也不例外,美国严打离岸避税行为的步伐始终未曾放缓。其他的包括欧盟委员会已开始加强严打企业逃税行为。在模型中,稽查概率有两种,即低和高(高稽查概率代表严打)。概率的高低取决于先前的稽查结果。当平均合规水平低于某一阈值时,会触发稽查概率提高(严打发生),直到其达到阈值为止。该模型的基本预测如下:(1)被试在非严打时期将避税,在严打期间则履行纳税义务;(2)公布严打行动对纳税遵从水平并无影响;(3)策略性的互动是预测严打行动发生的关键。[1]
随后我们利用实验室实验在不同信息设定情境下的结果来验证对该模型的预测。实验结果显示,在未宣告严打行动的处理组中,83.14%的被试在严打期间全额申报了他们的收入,因而严打持续时间很短,这表明了此类内生性严打的有效性。甚至在非严打阶段,被试所申报的收入也远高于理论预测水平。这与对现实世界观察的结果相一致:人们普遍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保持着较高的遵从度水平,尽管实际稽查概率和所处罚金并不高。
本研究案例的一个关注点是信息如何影响纳税遵从行为。虽然信息在理论层面上不会对纳税遵从度产生影响,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我们观察到严打行动有些是事先公开的,有些是事后公开的,有些是不公开的。到底哪种信息设定最有效还没有相关的文献研究。因此,我们在实验中特意模拟了这些信息设定。实验结果表明:无论事前或事后公开严打,均有助于大幅提升纳税遵从度。一个有意思的研究发现是:只有当群体具有相互依赖特征时,内生性严打行动才能发挥显著效果。后文将会对这些结果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本研究案例的结论可能对如何设计更有效的严打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因为计划不周、思虑不全、管理不善的严打政策,可能造成的问题远比它们所解决的多。实验研究结果显示,被试能够根据严打行动的发生而迅速做出反应,这或许意味着长期性严打也许并不必要。事实上,Sherman(2014)发现在警察巡逻15分钟后,巡逻效果就开始下降,因此认为警察巡逻时间更短暂、次数更频繁,收效会更好。另一个直接的政策意义在于探讨了是否应该公开严打行动。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严打是内生性的,那么最好公开严打行动而非保密。
1.7.4 本书案例研究的主要发现概括
综上所述,这三个研究案例的结论为决策者设计更高效的稽查政策提供了新的实验性证据。具体来说有如下几点重要结论。
首先,第一个研究案例的实验室实验结果表明,在不确定环境中,与定期、持续性稽查相比,使用间歇性和不定期稽查策略收效更好,因为个人会更难以预知违规的后果。此外,间歇性稽查比定期和系统性稽查政策成本更低。
其次,第二个研究案例的现场实验结果表明,从政策角度来看,当外部施以严打时,在更长时间和更广范围内的分散性稽查比长期在相同时间与范围内进行集中稽查更有效。此外,实验结果进一步显示,那些在现场的逃票者更有可能在实验室实验中选择逃票,这对实验室实验的外部有效性给予了实证支持。因为在实验室中不仅有利于探究欺诈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在操纵重要政策变量时,更便于观察个人将如何反应。
再次,第三个研究案例的结果表明,如果内生性地出现严打行动,即使是在非严打时期,被试也会表现出一定的遵从度;无论是提前抑或事后公布严打行动,均有利于大幅提高纳税遵从水平。另外,遵从行为将随着严打出现而迅速做出反应,被试会迅速调整自身行为,来尽量避免触发严打。
最后,研究发现,当社会成员的行为彼此有策略性依赖时,严打行动才能产生显著影响。
总而言之,尽管将这些研究结果直接应用于实践中仍需谨慎考虑,我们仍相信这些研究发现对那些正考虑采用哪种干预政策来应对非法行为的决策者而言,具有重要价值。
这三个研究案例共同围绕如何为决策者设计出更有效的稽查政策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反思,并提供了直接证据。我们相信本书可以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具体的研究范例,能够激发后来者的研究灵感,同时也希望政策制定者能够积极地吸收一些研究成果并且将其转化到实践中。
注释
[1]稽查概率不仅取决于被试自身的选择,而且受群体选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