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内容

一、研究现状综述

纵观《英话注解》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限于国外研究者对洋泾浜文本材料中汉字、汉语特点和方言的认识，相关研究极少。限于国内研究者对地方方言的了解，也鲜有研究涉及《英话注解》。除去笔者相关的几篇研究论文外，以“英话注解”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搜索，搜到论文0篇。以“英话注解”为篇名进行搜索，仅搜到1篇：吴驰所撰写的《从 <英话注解>到 <帝国英文读本>——清末自编英语教科书之兴起》。其从教科书的角度对《英话注解》作了浅显涉及。用“英话注解”进行全文搜索，则搜到论文33篇。可见学界目前无针对《英话注解》的专门研究。而从搜索到的相关论文来看，《英话注解》主要在洋泾浜英语、语言接触和晚清英语教科书等研究方面偶有提及。

1.《英话注解》与中国洋泾浜英语和宁波商帮

由于洋泾浜英语的产生与商帮关系密切，所以这部分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论述。中国洋泾浜英语主要鼎盛于一二百年前，留下来的文献不多，且目前并不常见，所以不但外国研究者知之不详，本国学者也经常将其忽略，相关研究也并不多。而《英话注解》作为洋泾浜英语及洋泾浜英语文本的一部分，相关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作为一种重要的语言文化现象，洋泾浜英语及其相关衍生研究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反映了近代中国的语言发展和翻译水平的实际状况，同时揭示了语言发展和语言学习过程的一些普遍规律。因此，相关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在查询《英话注解》相关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英话注解》在研究上海和宁波地理文化的著作中有部分提及。研究主要是从洋泾浜英语和宁波商帮的视角来进行阐述。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是提及《英话注解》相关版本及其重要意义的第一人。周振鹤教授在《鬼话·华英通语及其他》一文中用了两页左右的篇幅对《英话注解》做了首次介绍，指出：“用广东话注音的英语词汇会话集不能适应于其他四个港口使用。不但如此就是同属闽语的厦门方言与福州方言之间也不能互相通话，上海话与宁波话也有差异，因此各地自然要产生用当地方言来注音的英语读本。今天能看到的这类书，最早的一种是用宁波话标音的《英话注解》，是数名宁波人合作编写，并集资刊刻的。该书我在国内未发现，但在日本友人处有一册，据说也仅见此一册（而且不是初刻本），因此特为复印了送给我。”此处，周振鹤教授指出，在各地用方言仿效用广东话标注英语发音的文本中，用宁波话标注英语发音的《英话注解》是最早的一本。同时，周教授在《鬼话·华英通语及其他》一文中引用了《英话注解》的序言和箴言，便于读者了解该文本的缘起和概况。这是已知的《英话注解》第一次出现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在《中国洋泾浜英语的形成》一文中，周振鹤教授在提及广东英语和上海地区的通事时，指出“（19世纪）50年代出版的英文教科书《英话注解》序言中说：其时的上海‘通事者仍系粤人居多’”，以强调当时在各口岸充斥着一些懂得洋泾浜英语的通事；而《英话注解》的出版“说不定正是宁波人最先打破了粤人通事的一统天下”局面的一个开端。同时他在《随无涯之旅》中的一篇文章《别琴竹枝词百首笺释》中对竹枝词进行了解释。这些竹枝词多处提到了宁波，也正说明了宁波与洋泾浜英语的密切关系。

中山大学吴义雄教授在《“广州英语”与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一文中指出：“早在1860年，就有几名在上海的宁波人士，合资刻印了一种以宁波话注音的《英话注解》，编著者是冯泽夫。他在自序中指出编纂该书的原因是，‘向有《英话》一书，所注均系广音，好学者仍无把握’。该书是用宁波话注解，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已预告了著名的洋泾浜英语的诞生。”吴教授在此文中对《英话注解》的历史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了《英话注解》对于洋泾浜英语形成的关键作用，即《英话注解》预示着洋泾浜英语的诞生。

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也对《英话注解》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在《浙籍买办与 <英话注解>》一文的摘要中写道：“通过解剖浙籍商人编纂的《英话注解》，指出在近代上海口岸贸易的发展中，英语学习读本有一个宁波话系统替代广东方言系统的转变。并进而提出买办群体的英语学习，在中国近代外语教育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具有某种引领的作用。”同时，他认为《英话注解》一书的出版，是“宁波式英语媒起和盛行的反映”。

浙籍作家王耀成在《石库门的主人：一个商帮的文化背影》一文中介绍了当时已发现的《英话注解》的四个版本和《英话注解》的作者，并对宁波帮与洋泾浜英语的关系进行了简要阐述。王耀成的相关介绍所依据的《英话注解》版本为温岭图书馆所藏，1901年由上海北市棋盘街文渊山房书庄发兑，沪城周月记书局代影照印的版本。另外，王耀成也对《英话注解》的序言和箴言进行了引用和简短述评。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史学专家薛理勇也介绍了《英话注解》。他曾于2000年秋在朵云轩秋季拍卖会上，代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以3000元拍得一册清咸丰庚申年（1860年）的初刻本《英话注解》。并认为，这本《英话注解》是海内孤本。他对《英话注解》的评价是“旅沪宁波商人冯泽夫等人根据自身在与外国商行做生意时学到的英语知识编的英汉对话手册”。薛理勇认为，“这本《英话注解》不仅是宁波人用宁波话标音、上海出版的第一种洋泾浜语手册，对研究洋泾浜语有重要作用，还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英语会话手册”。他还说，宁波话虽然与上海方言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宁波官话与上海官话的发音逐渐靠近，尤其单个字的读音靠得很近，所以，当宁波人用宁波话注音的《英话注解》刊行后，也成了上海人或旅沪的其他地方人学习英语的主要教科书，而且，早期在上海从事商业的人中，宁波人又占了相当的比例，宁波人对上海‘洋泾浜英语’的发展所起的影响和作用就可想而知了”。薛理勇当时认为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拍下的这本《英话注解》是海内孤本。其实，南京图书馆也藏有这部《英话注解》。只是，在南京图书馆的资源检索上，这部书被错误地写成《英语注解》。

以上与《英话注解》相关的研究与陈述仅限于对《英话注解》的概述和对其序言及箴言的介绍与分析。相关研究在以上学者的著述中也仅出现只言片语，或是用几页的篇幅介绍其作者、序言或箴言等。截至目前，尚无专门针对《英话注解》的研究。

另外，《英话注解》属于中国洋泾浜英语文本，关于中国洋泾浜英语文本的研究，通过查阅文献，周振鹤先生的《别琴竹枝词百首笺释》和《鬼话·华英通语及其他》对国内部分洋泾浜英语文本进行了注释和简介，也有日本和国内的学者对其他洋泾浜英语文本的研究，如日本学者矢放昭文的《<华英通语>反映的一百五十年前粤语面貌》等。目前洋泾浜英语文本的研究也为数不多。

2.《英话注解》与宁波话

从宁波话的角度来看，《英话注解》是用宁波话标注英语发音的英语学习文本，对宁波话的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作用，然却不曾见关于《英话注解》与宁波话的研究。现有关于宁波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宁波话语音系统、词汇特点和语法特点等的研究，如陈宁萍的《宁波方言的变调现象》（1985）、钱乃荣的《宁波方言新派音系分析》（1990）、徐通锵的《宁波方言的“鸭”[ε]类词和“儿化”的残迹》（1985）、朱东丰的《宁波话中的异读字》（1988）等等；对宁波区县（市）如镇海、北仑、鄞州等地的方言研究，如陈忠敏的《鄞县方言同音字汇》（1990）、戴红霞的《镇海方言塞擦音—擦音音位系列的调查研究：现状及演变》（2006）、周志锋与胡方合著的《北仑方言》（2007）等；对宁波话词语的整理与解释也有诸多成果，其中有周志锋的《周志锋解说宁波话》（2012）、朱彰年等的《阿拉宁波话》（1991）和《宁波方言词典》（1996）、周时奋的《活色生香宁波话》（2005）、崔山佳的《宁波方言词缀初探》（2007）等。纵观以上研究，无宁波话外来词或是宁波话与《英话注解》相互关系的研究。本书会在第三章中，以《英话注解》为切入点对宁波话中的外来词进行研究。《英话注解》是已知最早的江浙沪地区用地方方言标注英语发音的读本，是江浙沪地区，特别是宁波地区外来词的始源。相关研究会对宁波话和宁波本地文化的研究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3.《英话注解》与中英语言接触

语言文化接触是指相互接触的异质文化群体在长期的交往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彼此间都发生变迁甚至完全异化的现象。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汉语与不同语言发生间接接触或文化接触，其词汇、句法、语义、语用乃至语体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目前尚无语言接触视角下的《英话注解》研究和洋泾浜英语研究。但是周振鹤教授在《中国洋泾浜英语的形成》一文中指出洋泾浜英语的形成是语言接触的结果。《英话注解》作为洋泾浜英语的一部分，也是语言接触的结果。相关内容会在本书的第三章进行阐述。

4.《英话注解》与文化研究

近几年，关于宁波海洋文化、商帮文化的研究成为宁波地方文化研究的热点。随着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建设的提出，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兴起，海洋文化和商帮文化研究已成为热点问题。在洋泾浜语言的研究中，也有部分文化内容的涉及。一般认为中西文化交流在19世纪并未跟上贸易发展的进度，相关研究也不多见。《英话注解》文本的文化研究则至今未见。本书第四章会对《英话注解》中体现的文化因素进行细致探析。

5.《英话注解》与晚清英语教材

近年，随着学者们重新审视中国英语教科书，晚清英语教科书的研究也渐渐被重视起来。《英话注解》在晚清英语教材的研究中相对被提及较多。

周振鹤教授在《鬼话·华英通语及其他》一文中指出，“序中所说‘两江’，乃指江苏、安徽与江西三省。……而且至今尚未发现两江籍人著有比《英话注解》更早的英语教材。说不定正是宁波人最先打破了粤人通事的一统天下。又所谓‘勾章’即宁波的古称”。此处，周教授提到了在“两江”范围内，尚未发现比《英话注解》更早的英语教材。由此，也可以推断出《英话注解》应该是目前发现的，除用广东话标注英语发音的《华英通语》以外，第二本洋泾浜英语教材。周教授此文陈述了《英话注解》作为英语教材的意义和地位。

吴驰所写的《从 <英话注解>到 <帝国英文读本>——清末自编英语教科书之兴起》，是除了笔者所写《英话注解》相关论文外，唯一一篇在篇名中提到《英话注解》的论文。该文指出《英话注解》是清末自编英语教材的雏形，非常简要地介绍了《英话注解》的出书背景。介绍中还提到《英话注解》一书共162页，但并未说明是哪个版本或出版于哪一年。据笔者推断，此处该文作者所写页数有误，应该是1901年版《英话注解》有62页；但其也同样提到了《英话注解》对以后上海洋泾浜英语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有两篇提及《英话注解》的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孙广平的《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考述》对各个阶段的英文读本进行了介绍，包括《英话注解》作者、序言、箴言、正文的词汇数量以及《英话注解》的洋泾浜英语特征等。根据作者描述，其研究使用的应该是1865年版的《英话注解》，在相关介绍中作者提到正文页数为92页，总条目共2275条。但根据笔者所见，总条目应为2291条，数量上有一定差别。湖南大学莫再树的博士学位论文《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源流考镜》则在提及《英话注解》读本时，根据《英话注解》39个门类中的贸易分类，以及其侧重商贸英语内容的特点，将其看作是早期商贸英语教学的读本。

以上关于《英话注解》与晚清英语教材的研究，都是从宏观和简介的角度对《英话注解》进行了阐述，《英话注解》也仅是作为其研究内容中的一小部分被提及。本书则会在进行宏观研究的同时，结合微观层面，在第五章对《英话注解》的晚清英语教材地位和内容特色进行完整、全方位的呈现。

6．中国洋泾浜英语研究概况

中国的洋泾浜英语在中国沿海地区存在了两百年之久，而且实际上是大航海时代以来由于语言接触所产生的林林总总的洋泾浜语言（pidgin language）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就连pidgin一词也是产生于中国的。但中国学术界对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中国洋泾浜英语相关研究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不但在于语言学方面，还在于历史学方面。因为这一语言现象同时又是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英话注解》是中国洋泾浜英语的一部分。如研究综述第一部分所言，《英话注解》在中国洋泾浜英语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中国洋泾浜英语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不是很受重视，系统语料收集和研究始于20世纪末，代表学者为周振鹤。在中国知网，以“洋泾浜英语”为篇名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搜索到56篇论文。研究集中于洋泾浜英语的产生历史、来源、传播、语言特点、作用、影响及跨文化解读等，相关代表作主要有周振鹤的《中国洋泾浜英语最早的语词集》（2003）、《中国洋泾浜英语的形成》（2013），张振江的《中国洋泾浜英语研究述评与探索》（2006），季压西、陈伟民的《近代中国的洋泾浜英语》（2002），周毅的《洋泾浜英语在近代中国产生的历史渊源之探讨》（2005）等；其他方面如洋泾浜语与克里奥语的历史、现状与关系等，相关代表作有石定栩的《洋泾浜语及克里奥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1995）和高彦梅的《洋泾浜语和克里尔语概说》（1999）等。

国外则较早较多地对中国洋泾浜英语进行了语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已知最早的资料性文献源自安森（Anson）的《环球航行1740—1748》（A Voyage Round the World:in the Years M DCCXL,Ⅰ,Ⅱ,Ⅲ,Ⅳ）（1748）和诺布尔（Noble）的《东印度群岛航海记1747—1748》（A Voyage to the East Indies in 1747 and 1748）（1762）。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所著《华英词典》（1822）和其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所著《中国商业指南》（1834）对中国洋泾浜英语进行了系统语料汇总并给予了部分学术上的关注。关于中国洋泾浜英语形成的原因、语言特点和语言功能等问题的研究，相关文献主要有：丹尼斯（Dennys）的《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1870、1878），威廉姆斯（Williams）的《广州行话》（Jargon Spoken at Canton,1836）和《澳门番语集》（Gaomun Fan Yu Tsa Tsze Tseeuen taou,or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micellaneous words used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of Macao,1837），亨特（Hunter）的《旧中国杂记》（Bits of Old China,1852）和《广州番鬼录》（The“Fan Kwae”at Canton before the Treaty Days,1882），汤普森（Thomp-son）的《谈谈香港话》（Let's Take Hong Kong's Words,1958）。关于中国洋泾浜英语源起、发展、传播和消亡等的相关研究主要有：莱纳克（Reinecke）的《边缘语言》（Marginal Languages,1937），托马森（Sarah G.Thomason）的《语言接触导论》（Language Contact:An Introduc-tion,2001），霍尔姆（Holm）的《洋泾浜语与克里奥尔语》（Pidgins and Creoles,1988），阿伦茨（Arends）的《洋泾浜语与克里奥尔语导论》（Pidgins and Creoles:An Introduction,1995），亨特（Hunter）的《旧中国杂记》（Bits of Old China,1852）和《广州番鬼录》（The“Fan Kwae”at Canton before the Treaty Days,1882），以及德坎普（De-Camp）的《洋泾浜语与克里奥尔语》（Pidgins and Creoles,1974）等。霍尔（Hall）的专著《洋泾浜语与克里奥尔语》（Pidgins and Creole Languages,1966）和论文《中国洋泾浜英语》（Chinese Pidgin English,1944）创建了洋泾浜语言学科，在中国洋泾浜英语的语料收集和语言特征分析两方面都卓有贡献；同时霍尔把中国洋泾浜英语放在世界洋泾浜语、克里奥尔语和混合语（Lingua Franca）的大背景下，讨论中国洋泾浜英语语言特质及人文、社会含义。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可以发现，国内外关中国洋泾浜英语的研究在时间上有很大的差距，国内始于20世纪末，而国外则始于18世纪中期。近些年来，国内对中国洋泾浜英语的研究较以前有所增加，不过大部分局限于宏观方面的探索，微观方面的研究甚少。而国外的中国洋泾浜英语研究尽管较多，但限于国外研究者对洋泾浜文本材料中汉字、汉语特点和方言的认识，相关内容主要集中于语音收录整理研究，而非文本的研究。

以上主要从五个方面对《英话注解》的相关记叙和研究进行了阐述，而本书也将围绕以上几方面对《英话注解》展开全新而深入的研究：主要以《英话注解》文本中的词汇、句子和方言注音等为语料，研究文本在中西语言接触过程中体现的洋泾浜英语语言特色、文化特色以及晚清英语教科书视角下《英话注解》的内容、编写和文本特点等；并从模因论的角度对语言接触过程中产生的语言文化特色和成因等进行归纳总结。

二、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1．研究思路

本书从模因论的角度出发，对《英话注解》进行了全面解析。基本思路如下：第一，根据《英话注解》文本语料（1865年版和1901年版），梳理其语音、词汇、句法等语言特色和标音模因特色以及其作为宁波话外来语的始祖，对宁波话外来语的发展和影响；第二，梳理《英话注解》语料所体现的文化特色，包括海洋文化特色、商帮文化特色、跨文化交际特色等；第三，梳理其作为中国最早一批英语教材在编纂方法和内容方面的特点，对现今英语学习和英语教材编纂的影响以及和中式英语与中国英语之间前后相承的关系；第四，通过1865年版《英话注解》和1901年版《英话注解》的对比研究，梳理两者之间的区别，以及其不断发展、不断修订、不断向正规英语靠拢的一个过程；第五，从模因论的视角，对《英话注解》的语言文化现象和教科书特征进行剖析和溯源，分析其语言模因和文化模因等的形成、复制、变异和传播过程，并用模因地图加以表达。（研究思路见图1-8）

2．研究方法

《英话注解》文本共分天文门、地理门、税捐门、进口货门、船车门等39个门类，有词汇、短语、长句等2000余条。通过文本语料收集分析，结合文化史学、社会学、英语语言学、教育学、传播学等理论对《英话注解》文本进行阐述，在具体研究中采用文献分析、归纳与演绎、综合与分析、描述与解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期发现《英话注解》的语言特色，尤其是中英语言文化接触、洋泾浜英语等方面的特色，文化特色以及晚清英语教材特色等，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上，更加科学地看待《英话注解》和洋泾浜英语，更好地开展当前全球化形势下的英语教材和教学研究，更好地保护地方语言文化。具体方法如下：

（1）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综合分析和归纳总结法：以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为主线，按照洋泾浜英语的发展、演变过程和《英话注解》的产生、传播过程，分阶段描述与背景评析并举，个案研究与综合阐述相结合，由现象而分析、总结成因。

（2）运用教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文献分析和归纳总结法：从晚清英语教科书的角度进行研究，在分析英语教科书文本的同时，由表及里地分析隐藏在《英话注解》文本中的教育方法和理念。同时，归纳总结早期中国英语教材的编写特色和早期中国英语学习的特点。

（3）运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语料分析法：研究《英话注解》语言文化方面的特色，研究编者采取何种手段来描述英语这个与汉语迥然不同的语言，是怎样表现英语的语音、词汇和句子的，这种编写方式可以用怎样的语言学理论进行解释，具体语言在传播中又有着什么特色，等等。

（4）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语料分析和总结分析法：考察《英话注解》的编写如何体现并迎合社会、文化需求。一种语言现象的兴衰与当时人们的社会观念、文化需求密切相关，因此笔者在研究中应用社会学、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关注《英话注解》的社会文化特征。相关研究是从文本到社会的解读，而不是从文本到文本的描述。

3．创新之处

本研究涉及历史学、语言学、教育学以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采用文献分析、归纳与演绎、综合与分析等方法，是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性研究。研究借鉴相关学科的知识、理论和研究方法，尝试对《英话注解》做出细致而全面的剖析。在研究上有以下创新之处。

第一，用模因论对《英话注解》的语言文化特点和语言接触现象进行研究，探析语言文化形成的原因和规律，实现语料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双向结合。研究认为《英话注解》的语言文化特色和语言文化接触现象，主要由以下因素在模因作用场中互相作用形成：语言文化模因宿主选择（行业、文化、态度）、语言文化模因接触强度和接触时间以及外部因素（政治、经济、教育）等。

第二，对《英话注解》进行了全方位的立体研究：语言方面，探析《英话注解》洋泾浜文本的语言特色（如句法特色主要为汉语词序、语法省略和语法共生等特点），探索上海洋泾浜英语产生的渊源；文化方面，首次通过洋泾浜英语文本所收录的门类、词汇、短语和句子来感受19世纪中期浙江宁波乃至中国的海洋文化、商帮文化和跨文化交际状况并探求《英话注解》与宁波商帮形成的密切关系；教科书方面，从《英话注解》作为晚清英语教科书的角度分析近代英语教学、教科书编写、中式英语和中国语言学习等情况；通过模因论总结语言文化模因复制传播的规律和状况；对《英话注解》的两个版本（1865年版和1901年版）进行对比分析。

第三，研究方法上，综合了语料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静态和动态分析研究、归纳演绎等方法，从不同视角对《英话注解》进行了考察。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1．研究目标

第一，以模因论为基础，进一步明确洋泾浜英语文本《英话注解》在语言接触和传播过程中的语言文化特点，厘清洋泾浜英语的源起、发展和规律，充实中国洋泾浜英语研究和中式英语研究；进一步明确文本中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变异和宁波话外来词汇的起源、发展、留存、消亡和特点。

第二，通过《英话注解》文本语料，研究19世纪中期的商贸文化、海洋文化、中西语言文化交流的具体特点以及《英话注解》与宁波商帮形成的密切关系，通过模因论明确各类文化模因复合体的传承和变化，进一步充实浙东语言文化研究。

第三，通过文本研究晚清英语教科书和英语学习状况，厘清早期自编英语教材的特点和规律，了解中国英语学习和教材发展的轨迹。

第四，用模因论阐析《英话注解》洋泾浜文本的规律和特征，用语言接触观来分析洋泾浜英语的形成，对《英话注解》和洋泾浜英语的形成进行因果、特点、发展和规律上的全面立体研究，充实洋泾浜文本研究和洋泾浜英语的研究。

2．研究内容

本书包括第一章引论、主体部分（共五章）及第七章结论。

第一章引论包括《英话注解》简介、《英话注解》的产生背景、文献综述、研究内容及基本框架、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第一，介绍了《英话注解》已发现的八个版本，并对文本的序言、箴言、凡例、正文进行了简介。第二，对《英话注解》的产生背景进行了阐析，主要介绍了其产生的历史背景、语言文化背景及晚清英语学习背景，对《英话注解》的产生进行立体全面的描绘。第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关于《英话注解》的研究目前极少，这部分主要从洋泾浜英语、宁波商帮与文化、晚清英语学习教材、中英语言接触和宁波话等方面进行了文献综述，概述了史学、教育学、跨文化交际以及晚清外语教学研究中对《英话注解》的部分零星记述或研究，同时对中国洋泾浜英语的研究进行了简述，并从研究切入点和视角、研究广度和深度以及系统性等方面分析了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第四，从近代史和跨文化交际史、洋泾浜英语研究、宁波商帮文化和海洋文化等角度对本著作的研究意义和选题依据进行了简述，并列出了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第五，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等进行了描述。

第二章为模因和模因论简介。模因作为文化信息单位，特点是复制传播。这一特点能很好地解释语言文化的发展规律，为语言研究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崭新视角。本部分的内容包括：模因与模因论简介；模因论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模因论视角下《英话注解》的研究内容，并对研究框架进行图示。

第三章以模因论为理论基础，结合语料分析和文献法等，对《英话注解》进行语言特色研究。第一，研究《英话注解》的语言模因。《英话注解》最基本的洋泾浜英语语言模因为汉语结构模因和省简模因，而汉语结构模因和省简模因在《英话注解》洋泾浜英语的词汇、句子和语音中则细化为合成词模因、汉语句式模因、词义扩展模因、语法省略模因、语法共生模因、极简发音模因和方言注音模因等。第二，研究《英话注解》的标音模因。《英话注解》继承了广东英语的标音模因，又对上海话标音的《英字入门》（1874）、吴语语音标音的《英字指南》（1879）乃至上海洋泾浜英语的产生有着关键的作用。此种标音模因是洋泾浜英语的精华所在。第三，以《英话注解》为切入点，从模因论的视角对宁波话外来语的萌芽、变异和发展进行分析，同时梳理宁波话外来语模因的种类、特点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第四，从语言因素的角度和社会因素的角度入手，解读《英话注解》文本中体现的语言接触现象；将语言接触置于语言文化模因作用场中进行综合分析，得出《英话注解》的语言文化模因接触现象是在语言模因宿主选择、外部因素（社会、经济、教育等）以及语言模因接触的时间和强度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所产生。

第四章用模因论结合文献法和社会学等研究方法对《英话注解》的文化特色进行阐析。所用语料主要为《英话注解》各门类词汇以及一字语门至长句语门的相关短句。第一，研究其标音文化特色。《英话注解》继承了广东英语的标音文化，又对上海话标音的《英字入门》（1874）、吴语语音标音的《英字指南》（1879）乃至上海洋泾浜英语的产生有着关键的作用。此种标音文化特色和传承是洋泾浜英语的精华所在。第二，探究其体现的宁波商帮文化。本部分将从《英话注解》的序言、作者、正文分类以及文本中的词汇和句子等着手，探索19世纪中期的宁波商帮文化，以及《英话注解》对宁波帮及商帮文化形成的促进作用。第三，研究其体现的宁波海洋文化特色。《英话注解》中的很多词汇和句子都和海上贸易活动有关，本部分以文本中的相关门类词汇和句子为例，探讨19世纪中后期《英话注解》中所体现的宁波海洋文化特色。第四，探究其跨文化交际特色。《英话注解》是应跨文化交际的需求而产生的。本部分将主要以文本中的三字语门至长句语门的语句为语料，来阐明文本中体现的跨文化交际特色，洞悉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和形式。第五，通过《英话注解》，回看近代史上中国洋泾浜英语的产生与功用，对中外贸易中的洋泾浜语进行分析，体味其在促进近代化发展和海洋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以期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借鉴。第六，研究文化模因复合体的复制与传播。本部分用模因论分析商帮文化、海洋文化等文化模因复合体的传播与传承，以及这些文化模因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变化。

第五章用模因论结合文献法、教育学和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对《英话注解》与中国英语学习进行纵向的分析与理解。第一，晚清英语学习概况。本部分将晚清英语学习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英话注解》出现在晚清英语学习的第二阶段。同时会介绍晚清时期的三种英语学习方式：官办学校的英语学习、教会学校的英语学习、民间《英话注解》式的洋泾浜英语学习。第二，《英话注解》与中国早期英语教材。本部分对《英话注解》的内容特点、编写依据、编纂法和文本特点等进行分析，展现早期自编英语教材的特色和早期英语教材演变的过程，探讨晚清英语教学的独特社会文化意义和对英语教材编写的启示。第三，《英话注解》与英语学习的中国化。主要介绍洋泾浜英语及其变体如中国英语、中式英语和后洋泾浜英语等，以期对中国早期英语学习状况，特别是《英话注解》式的中式英语进行追根溯源，还原中国英语学习的初始状态，了解中式英语的源起、中国英语学习标准化的过程以及洋泾浜英语语言模因的传播与变异。第四，《英话注解》文本教材模因研究。根据模因复制传播的四阶段和成功模因的三个特点，对《英话注解》从晚清英语教材的角度进行剖析，探究其中的语言和教材编写特色模因。

第六章用文献法、比较法和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以《英话注解》1865年版和1901年版为语料，分析《英话注解》在再版过程中，其词汇、句法等的变化。第一，两个版本的差异比较。本部分将对比1865年版和1901年版《英话注解》的词汇、句法和语音的差别和差别特点，探究《英话注解》的发展轨迹。第二，两个版本的差异小结。通过第一部分的现象分析，总结《英话注解》两个版本差别中体现出来的社会环境、语言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变化，并为洋泾浜英语在晚清阶段的发展、高潮、弱化和消亡做出时间上的推理和因果分析。

第七章结论部分将对整本著作的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同时将研究的视野向后延伸，以更清晰地把握未来的研究方向。

3．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英话注解》作为一百五十余年前盛行的洋泾浜英语文本，留存至今的文本很少，且不常见，不但外国研究者知之不详，本国学者也经常将其忽略，相关研究少之又少。作为一种重要的语言文化现象，洋泾浜英语及其衍生研究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英话注解》文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近代中国语言发展的实际状况，揭示语言学习过程中的一些普遍规律，可以进一步了解洋泾浜英语文本的语言文化概况和特点，可以丰富地方语言文化的研究。

第一，对《英话注解》进行研究可以从宏观上对晚清中国，尤其是浙江宁波的近代贸易史和跨文化交际史进行全景式的勾勒，为浙江尤其是宁波的近代史、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以及跨文化交际史等提供非常生动的例子和崭新的切入点。《英话注解》作为当时接受西方语言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必然反映了当时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和交流的领域。相关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19世纪中期即晚清，这个社会的历史大变动时期，中西文化初次碰撞和交流的洪峰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历史文化特色，为我们了解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动态提供新视角。研究古文本材料，不仅追溯着过去，还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体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复杂关系。对《英话注解》进行研究，可以让我们对现代生活的意义和其历史渊源进行考量和追问，也可以为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一定的贡献；同时，相关成果也将丰富相关研究领域，如历史文化、语言发展、外语教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第二，对《英话注解》进行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国内外洋泾浜英语的研究成果。至今，国内外关于洋泾浜英语的研究成果不多，洋泾浜英语作为一种杂交混合语言，长久以来，并不为学者专家所重视；对于某本洋泾浜英语的文本研究更是从未有过。而作为一种重要的语言文化现象，洋泾浜英语和相关文本的研究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对《英话注解》文本进行研究，能厘清上海洋泾浜英语的起源、成熟和消亡的发展脉络。通过对《英话注解》的语言文化进行微观研究，可以让我们更为近距离地感受洋泾浜英语，感受那个年代的混合语言特色和文化，从而更为全面、准确、丰富地理解洋泾浜英语和其目前的发展变异情况。

第三，从1860年《英话注解》初版到1921年版的几个版本可以大概勾勒出晚清英语教材和英语教育的发展轨迹；从《英话注解》的不同版本的区别可见，《英话注解》的编写是一个不断发现、不断修正和不断积累的过程。目前，针对《英话注解》的专门研究为零，相关研究也只是偶有提及，比较零散和粗浅。《英话注解》作为晚清中国最早一批英语教材，是一本用宁波话来标注英文发音的英语学习读本。笔者将以《英话注解》的编写和出版发行为切入点，从微观的角度进行细致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对《英话注解》做全面深入的梳理，以期发现中国早期英语教材的编写发展规律，为近代教科书研究提供全新视角，丰富中国英语教育的研究成果，以古鉴今，为当代英语教材的编写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正如B.H．里德尔·哈特（B.H.Liddell Hart）所言，“（历史）是一种普遍的经验，它确实比一切个人经验更长久，更广阔，也更多样”。

第四，《英话注解》用宁波话标注英语发音，对于丰富宁波话和宁波话外来语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对《英话注解》宁波话注音进行研究，通过第一手材料，我们可以深入了解19世纪中期宁波话的发音、词汇概况，窥见宁波话的发展演变情况，洞悉宁波话中的外来语发展、变异、留存和消亡情况，为本地语言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做出贡献。

第五，《英话注解》的编写和出版反映了浓厚的跨文化交际特色，海洋文化、商帮文化特色和当时的历史文化特色。通过这些文化特色，可以感受《英话注解》所传递的社会文化意义，揭示出其与历史、文化、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英话注解》是宁波商帮为促进中外贸易交流、与外商做生意而自发编写；《英话注解》的编写出版促进了商贸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宁波商帮的形成。其中商贸相关内容主要与宁波的港口城市特征有关，体现了港口文化和海洋文化。相关研究可使我们了解19世纪中外贸易之初的一些文化状况，同时为中国当前的文化建设做出一定的贡献。关于《英话注解》的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方面，研究发现可以丰富我国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因此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