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行学派：理论自觉历程中成熟的中国社会学学派

·董翔薇 董驹翔·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编辑部，齐齐哈尔大学哲学法学院）

从世界学术发展看，学派意识、学派建设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学术进展的标志。中国学术界少有学派，学派意识也薄弱。郑杭生教授2003年12月19日受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教授之邀，在学院成立十周年庆典上不长的致词中，很强调“中国社会学要发展，必须有相互友好竞争的学派”。并希望清华大学能够产生自己的清华社会学学派。郑杭生教授在2004年出版他的三卷本《社会学学术历程》时，说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对形成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运行学派’或‘协调发展学派’有推动作用，有所促进”。现在在过去了六七年之后，我们稍微检视就完全有根据认为中国社会学的“社会运行学派”已经形成，它具备了作为学派的必备条件。社会学的“社会运行学派”的学术历程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以郑杭生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术群体的理论自觉。

一、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到“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

郑杭生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社会学探索中，最有特点并且也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建树就是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说。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对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维护建设型的社会学。说这个观点重要，首先是因为它使我们能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使我们能客观地评价西方社会学，也关系到我们如何借鉴西方社会学。两种形态说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能清醒地看待和解决所面对的不同性质的问题。郑杭生教授早在1987年出版的《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一书中，就明确提出他为之努力的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在当代社会主义低潮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易，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善于坚持，而善于坚持，首要的又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本”去坚持，发扬马克思主义“原本”中本来就有但又因种种原因未被彰显的原理。郑杭生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的阐释，在这方面富有启发性。这里还应注意到它的潜在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特殊意义。自郑杭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设计出社会运行论社会学的定义，发展到近年来倡导“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概念，他把社会运行学派社会学推进到了更臻于完善的程度。此处我主要指社会运行论社会学对当代中国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与面对的同样巨大的困难的解释和采取的态度，都达到了极致。解释得符合实际，合理入理。态度是面对困难和问题不悲观，对未来坚定乐观。郑杭生教授这样描述处于新的转折时期的当代中国：“这个伟大的、充满生机的、既取得前所未有的社会进步又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的过程，使我们能够从经验上更直接地体验到‘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和它具有的两种力量，体验到社会矛盾多发期、活跃期的必然，体验到构建和谐社会的艰巨性。面对这样一个快速转型的当代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学必须以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全面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正负两面，正确引导社会心态和社会思潮，积极地参与社会各个层次各个层面的制度创新，从而在改革发展和稳定中最大限度地推进社会进步，并把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此处提出来的“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具有双重的重要意义。第一，是郑杭生教授对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理论的新发展。对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革命批判的。那么到了现阶段，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新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极其巨大辉煌成就的中国，一方面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同时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而社会代价必然伴生着消极面、困境和新的社会矛盾，事实上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矛盾多发期，社会结构也最不稳定，这是不能忽视的。此外，实施市场经济与世界接轨也带来诸多问题。对此我们必须自觉地积极面对，中国社会学除了大力发展其正向的维护建设作用之外，还必须有“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这种“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应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性功能的自然衍生，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撑。在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30余年以后，把这种精神明确出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践中加以发扬，对中国社会学的自身建设具有特殊意义，甚至有紧迫性。第二，是对社会运行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解释学意义上的丰富和发展。“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隐含条件。如果说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走向改革开放时，尚不可能自觉形成“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那么30余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触及更深更广的社会层面，必然要引发出诸多尖锐的消极的或负面的事物，对此我们必须清醒地积极面对，因此也就要自觉地诉求于“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它提醒我们，社会学要有积极的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面对当代中国社会实际，肯定该肯定的成就，同时也大胆明确地否定该否定的东西。正确的、有根据的否定，其结果不是消极的，它必然会伴生着新的积极的肯定。这样做会使社会学更好地发挥对当今中国社会的维护建设作用。郑杭生教授说，“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哲学观点，它包含着丰富的、可讨论和解读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初期郑杭生开始全面深入思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时，从社会运行着眼，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学说，这成为社会运行论社会学的理论起点。这里已经表现出他的关于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因为他没有只用现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来框划自己的社会学设想，更没有简单移植西方社会学来铺陈自己的社会学之路。但是仅仅选好起点还远远不够，好的正确的起点不一定能保证未来之路能走得好。我们幸运地看到，郑杭生教授随之对社会学研究对象和整个社会学进行了更加全面的思考，而且时至今日在30多年中他及他的学术群体从未停止这种思考。他们不断地实践着“与其说是解决问题，还不如说是进一步提出问题”的学术主张，虽然在“解决问题”方面社会运行学派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这一学派仍在不断地“提出问题”。这已经成为社会运行学派推进学术进步的一种形式。

二、“社会互构论”表现出的理论自觉

社会运行学派创造性地使用“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使我联想到C·赖斯·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概念。他说：“社会学的想象力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从一个视角转换到另一个视角的能力。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对整个社会及组成部分的充分认识。”重要的还有紧接着的另一句话：“正是这种想象力使得社会科学家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技术专家。”他还强调“社会学家需要进行系统思考”。在这些方面社会运行学派都是可圈可点的。社会运行学派的学术想象力或者说理论自觉，正是走出西方各派经典社会学的话语体系，创造出“社会运行”这个完全新型的独特的社会学学术术语，并由此发挥出空前的学术“想象力”。恩格斯在1886年的《资本论》英文版的“序言”中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我们在社会运行论社会学中既看到了“新见解”，也看到了“术语的革命”。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新术语都是“术语的革命”，更不能认为每一个新术语都伴随着一种新见解。对社会运行学派的“社会良性运行”、“社会协调发展”等这类学派术语的检验，判断它们是不是与新见解伴生的“术语的革命”，可能有两种形式，其一是看它们有无学术衍生力，有无学术支撑力，即看它们对本学科持续发展的意义；其二是看它们是否被理解被接受，特别是在实践中产生实际影响，如“社会协调发展”从学术语言逐渐成为大众性语言，而到现在又正式成为政策性语言。在这一方面，郑杭生教授也有非常清晰的表达：“打破西方的‘学术话语’垄断权，创造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概念、自己的术语，这是理论自觉的实质性内容。”他认为，中国社会学正是需要多一些如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这样的创新的属于自己的学术概念。我们在社会运行论社会学中看到，作为社会学学科的理论自觉，它有探索，有学术批评，更有理论创新，这也决定了它作为学科的社会学的学派创新。成为社会运行学派，同时也必然伴生一系列与之相应的“术语的革命”。这样就有了如“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社会转型的“转型势”、“转型度”和“转型效应”，以及“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向度”这样一些概念在社会转型中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应用。在“术语的革命”上，在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转移研究视角的能力上，社会运行学派表现出明显的理论自觉。在这方面，“社会互构论”可以被认为是社会运行学派的重要学术进展，它应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标志性理念之一”。在2003年正式提出的“社会互构论”从两个方面表现出理论自觉：其一是对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和社会学中国化理论的进一步探索和深化；其二是对“新型现代化的感悟”。“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验收情况报告”中被认定为“对我国社会学理论建构具有开创性和里程碑的意义”。

费孝通先生晚年对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问题有重要思考，提出了“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理念。他指出，社会学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它的科学性使它有“工具性”，然而，“社会学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这种‘工具性’。今天的社会学，包括它的科学理性精神，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思想’；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就是社会人文精神养成的一部分”。费孝通先生满含深刻人文意蕴的话提示我们，社会学要有深层的学理追求和建设，也是对社会学创新的期待。他如下的话也说得明白而深刻：“‘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但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蕴涵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达到这样一个层次，不达到这个层次，不是一个成熟的‘学’（science）。”费孝通先生的这些论述，正与他晚年多次反复提及的“文化自觉”一脉相承。以这样的视角审视，社会运行学派也同样与之一脉相承，它把“文化自觉”更发展为理论自觉。是否可以这样说，社会运行论社会学中已经蕴涵着“人”和与人相关的因素。在自20世纪90年代往后的发展中，它则更加自觉和全面地研究这些因素，更增强了人文意识。社会运行学派中的这种意识也是它更加理性的表现，是超越工具主义的表现——工具主义一定会限制学科的人文意义和学术价值。

社会运行学派是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背景下诞生的。对中国社会转型的敏感，特别是对这个转型的理性思考，促进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其中社会学尤为突出。事实上，从世界范围看，社会学和其他一些现代社会科学，都是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产物。“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认识越深入、越全面，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也就越扎实、越迅速，而成长了的社会学又转过来推动转型的过程比较顺利比较健康地前进。”社会运行学派在这两个方面都表现出理论自觉，它不断探索，理论不停滞，总是不满足于已有的学术成就，在持续的社会进展中以独特的社会学视角为仍处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实际服务。“社会互构论”自建立以来，就引起学界理论上的关注，也被广泛应用于社会诸多问题的分析。“这说明它作为一种理论视野是有较强启发性的，作为一种分析视角、研究方法是有较强切入力的，作为一种有自己显著特色的社会理论是有较强理解力的。”

三、社会运行学派的自身完善与对中国社会的研究

C·赖斯·米尔斯在1959年说到社会学时，认为有三个总体的发展趋势，在他看来，“每一个方向都易遭扭曲，甚至走火入魔”。第一种是“倾向于一种历史理论”，这是一种很容易使人类历史的材料被强迫套入超越历史的紧身衣的理论。第二种是“倾向于关于‘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系统性理论”，他认为这是一种“过于静态和抽象”的理论。第三种是“倾向于对当代社会事实和问题的经验研究”，米尔斯认为这种理论很容易成为对互不相关也不太重要的事实的罗列。现在我们纵观米尔斯之后半个世纪社会学的发展，并比照中国社会学的社会运行学派的学术成就，可以看出，米尔斯对社会学的这种评论不无根据并有一定的远见。特别是他由此引申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学的独特性可以被理解为是对这几种传统趋势的偏离。但它的前景也许仍要通过这些趋势来理解。”事实上，米尔斯所指社会学的这三种发展倾向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他的一个合理思想是认为三者各自独立地看，各自独立地发展下去，都会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他进一步认为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应是对这三种倾向的超越，但又不是完全脱离它们去另起炉灶。可见，这三种情况也是社会学发展的有价值的思想来源和基础，但又远远不够。我们看到，社会运行学派理论对这些倾向超越了，走出了自己的路。费孝通先生曾多次指出：“中国社会科学，称得上真正用科学态度进行研究，还刚刚开创，要开创中国式的社会学。”社会运行学派应是费先生所期盼的“开创中国式的社会学”历程中的硕果。

社会运行论社会学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步开始，就自觉地从两个方面进行学术建设：一个是中国社会（包括对历史上的中国社会的反思）；一个是社会学本身（这使社会运行学派有了元社会学学术性）。这正吻合了费孝通先生的主张：“今天的人类学、社会学的主题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看清楚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大环境里边，看清楚全人类的文化是怎么变化，这样才能看到我们努力的方向。也就是说，先要定好位，才好往前走。”他还指出，就世界而言，最大的实际是人类社会世纪之交的文化变迁。就中国而言，最大的实际就是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社会快速转型。对此，社会运行学派把握得极其准确，它在其往后的学术探索中，运用“社会运行”这一主导观念，在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社会学本身的交互研究中，使这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1979年恢复社会学之后，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渐有社会学的学术视角，对此我们已经看到多么重要，但是也由于社会学在中国中断多年，中断前的社会学大体上是西方社会学体系，这又决定了不能不面对转型的中国社会，去努力建设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学。在这两个方面，社会运行学派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比较明确的理论自觉，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郑杭生教授的《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1987年）、《社会运行导论》（1993年）、《社会学概论新编》（1987年；以后的《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一版，1994年；第二版，1998年；第三版，2003年）、《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问题》（1996年）、《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1996年）、《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1997年）等著述，以及自1997年始至今由郑杭生任主编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3年中断一年），特别是还有超过500万字的四卷六册《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都是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从社会运行学派的学术历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两个方面的关联性：以“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中的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实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在建设“神州气派”和“本土风格”的中国社会学历程中，时时关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变化。这正表现出社会运行学派理论自觉的起步处：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建设中国社会学，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来研究和服务于中国社会。而这后一点，社会运行学派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立论。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前的曲折摸索，“文化大革命”中的恶性运行，以及“文化大革命”后30余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初步实现了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表现为“社会和谐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改善民生问题被确定为社会建设重点，公平正义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目标”。这完全是用社会运行论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今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同时也表达出社会运行学派为社会服务的着力点。为社会服务是社会运行学派一贯的学术主张，“社会学主要地正是通过提供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样一种与人有关的社会学角度，为社会实践服务”。而“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角度，好像一把钥匙，既打开了社会学为社会主义实践服务之门，又打开了人们正确看待社会生活的思想之窗”。本人曾经认为郑杭生教授早在《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中，既构想了宏观上使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社会学研究对象，也具体地探讨了微观上怎样保证和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这也就是说，《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一书不仅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做了极有启发性的承前启后的新探索，而且引导我们从研究对象着眼去思考社会学怎样为社会服务，去思考社会学为社会服务的角度。由此我们看到，以郑杭生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社会运行学派正自觉地实践着“对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的学术追求。

四、社会学本土化中的理论自觉

20世纪70年代刚刚结束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进入一个非常特别的新时期，如同其他一切领域一样，学术也是百废待兴。这种形势也给中国学术带来难得的机遇。机遇之一是中国的学术，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面对中国化的问题，即在新形势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怎样总结过去，面对现实，展望未来，走出自己的学术道路。社会学更是如此。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中国中断的社会学及其学术承担者都是传承西方社会学，从学术范式、学术术语都不能不是西方社会学的，这是难免的。但从中国走出去受西方导师训练的又回来的一些杰出社会学家也认识到，中国不是西方，源于西方的社会学要在中国存在下去就必须本土化。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批自觉把西方社会学中国化的杰出社会学家，孙本文、吴文藻、杨开道、晏阳初、费孝通等是重要的代表人物。其中孙本文先生最先使用“社会学中国化和中国化社会学”，1930年2月成立全国性社会学团体“中国社会学社”，孙本文任其社刊《社会学刊》主编，明确把“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作为目标。孙本文等这样一些社会学家为社会学的中国化做出了早期的贡献。但从总体上看，这个过程没有最终完成，取得的成果是很初步的，没有完成建设中国化的社会学的总目标，可尊敬的中国老一代社会学家没能建设成中国自己的规范化的、有成功学术范式的和自己学术话语的社会学。这一点决定中国在经过“文化大革命”进入新时期之后，社会学的恢复和建设所面对的问题又与其他学科有所区别，极有特殊性。正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也是特殊的时期，郑杭生教授进入到隐含着生机的社会学领域。他的学术优势是深厚的哲学功底，对西方社会思潮和社会学的比较透彻的审视和学术敏感，这使他非常清楚和准确地看出，在中国发展社会学最先遇到而不能回避的，就是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

社会学的中国化，在中国来说就是一次社会学的学术转型。对中国的学术转型，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和反省，有学者很恰当地指出：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中，“几乎所有学科都是照搬西方的学术范式，术语转换，体系转换，基本上是单向的，我们只是强己就人，在中国材料中找西方概念，用中国材料注解西方概念……”这是对当代中国学术总体态势的深刻批评，有重要意义。用这样的学术批评角度来审视社会运行学派，非常有助于我们看出这一学派的超越。社会运行学派的这种理论自觉上的超越，是在世界文明进入全球化和本土化快车道的大势下，一种理性的自觉选择和构建。关于世界文明的发展走向，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有过很好的阐释：“21世纪显然是现代人类文明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同时加速发生与强烈激荡的世纪。它代表了现代科学理性的逞强用势与权力的恣情驰骋，这是一种历史趋势，但也是一套构筑。始作俑者是科学与权力，但人文的觉醒与人性的自我保存却因之逐渐兴起，形成一种成长理性与自由的平衡，这就是本土化的时代感受的使命。”他指出在全球化与本土化间存在着深度关联性和理论的互发性。“全球化代表经济理性与科技理性的实践，同时也具有政治权力普遍化的作用；本土化代表历史理性与文化理性的自保，同时也具有价值信念差别化的坚持。两者不可偏废，必须同时并举，相互渗透，彼此推动，才能达到真正的世界和平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可持续成长。这也就是意味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是在整体中追求个别，在个别中追求整体；在同化中追求差别，在差别中追求共性；在多元中追求一体，在一体中追求多元；在平衡中追求卓越，在卓越中追求扩大；在合作协力中追求自我优化，在竞争冲突中力求沟通共赢；在历史经验中追求理性结构，在理性规律中实现个体价值；在主体中追求客体，在客体中实现主体。”他又特别指出“在这种思维方式中必须掌握一个开放的事物整体观”。全球化与本土化互为根源与互为基础，这“方能形成一个具有张力与协力的互动系统与整体”。这些话启发我们看出社会运行学派的辩证思维方式，反映出社会运行学派的哲学基础和有鲜明时代特点面向21世纪的理论自觉。成中英教授更这样说明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国际化和本土化就是要做到涵养本源，掌握时代，知己知彼，汇通中外。”从历史角度看，国际化与本土化正是中外汇通的产物。本土化并不是指话语方式，而是一种立场以及从这种立场出发建构的价值系统。“中国学术应该既具有中国人独有的特点，又具有国际的情怀和视野。”在成中英教授看来，在汇通中西时，落脚点总是“掌握自己的立场、建立自己的标准、厘清自己的目标、把握自己的价值”。这些理论对我们看待国际化和本土化是富于启发性的。

关于学术本土化，是否可以认为其要点是如何能使产生自外域而非本土的学术适应本土需要而有活力，对本土社会进步有推动力，对问题有解释力，并能付诸实践以及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费孝通先生说：“中国文化的活力我想在世代之内。”这话指出了文化的世代间继承关系的重要，说明文化的健康发展要有历史观念。另一方面，在当代世界格局迅速全球化形势下，我们是否还应该说，中国文化的活力除了在世代之间以外，还在中西之间。对社会运行学派而言，前者是它的学术历史感，后者是它对西方社会学的梳理，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对西方学成归国的老一代社会学家学术思想的梳理和继承。这是社会运行学派的一个学术上的优点和优势，也是其学术建设的发展势头。

关于社会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问题正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经典问题”，现在我们为什么还要不断说及它，而且现实中也似常为人们所不甚满意，这倒值得注意。“我们的社会学只有真正本土化了，才有可能真正国际化。”衣俊卿教授也有与之相关的很全面的阐述：“任何本土问题同时也是世界问题，任何世界问题也是本土问题，对于这些问题，重要的不是固守我们自己的话语方式和独特价值而防御性地与众不同，不是在国际上交流理论对话和思想之外独立阐发我们的见解，而是要基于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就，基于已经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在积极主动的国际交流和对话中，在全球普遍关注的话语、价值和重大问题上形成我们的理论影响力。”他还指出：“中国模式”是不断丰富、不断创新和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因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对其理论上的自觉就应是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郑杭生教授认为，面对当代中国快速转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面对建设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的时代重任，我们“需要有一种符合世界潮流的理论眼界，这种理论眼界使我们能够从全球的视野正视本土所面对的具体问题和困境，积极地探索适宜的和有效的社会政策和措施，而不囿于局部的经验现实，单纯地就事论事”。也就是说，看待和解决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困境，建设和谐社会，也要有世界眼光支撑，要有国际化的学术支撑。如何使中国社会学有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能力，更强的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是社会学本土化的要害。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从本质上说，就是要求中国社会学能正确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预测社会发展的前景，从而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另一方面，“本土化问题的正确解决，是以社会学发展方向的正确选择为前提的”。在中国社会学刚刚恢复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处于正在起步中的社会运行论社会学，面对着中国改革开放大势，面对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面对国人急切了解西方和学习西方的普遍心理，如何实现本土化自然成为它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回望30余年尚不算长的历史，社会运行学派对此课题至少有了一个及格之上的答卷。社会运行学派一起步就从理论、历史和实践几个方面考量和设计社会学研究对象，把中国化的社会学目标定位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运行上，探索以什么样的条件实践新时期的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费孝通先生晚年在回忆老师吴文藻先生的学术建树时说：“他认为发展中国的社会学应当走中国化的路子，所谓社会学中国化是以‘认识中国，改造中国’为宗旨的社会学必须从中国本土中长出来。”社会运行学派正是这样在“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宗旨下成长起来的。我们看到，社会运行学派在面对本土化和国际化时，立足于本土化，在其学术的总体设计和追求上，它的理论自觉表现为适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总趋势，就世界大局则立足于和平发展大主题，紧紧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业不断完善学术，实现学术目标。

社会运行学派的学术带头人郑杭生教授，在21世纪初对社会运行学派的学术方向和学术理念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这应该被看做社会运行学派成熟的标志。其中对社会学的本土化总结为“神州气派，本土风格，中国特质，华夏品位”；关于国际化总结为“国际眼光，全球视野，世界观点，五洲胸怀”。对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社会运行学派一直将其作为学术重点之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郑杭生教授成为社会学中国化过程中“将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透视与探索，并试图构建起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框架”的最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人物。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关注西方社会学的学术进展中和在探索实现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中，社会学的本土化，是社会运行学派的常新常青的学术追求。21世纪以来，社会运行学派对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又获得新的学术进展，使之更理念化，更具体化，也更深刻。

在2002年时，有学者把郑杭生教授的学术成就总结为是在“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社会学理论建筑方面”的显著进展，指出：“郑杭生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对建设植于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形成了一系列的观点，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学中国化理论和社会互构论四个社会学理论。这些理论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社会的良性运行及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把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界定为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中国社会转型和人与社会的互相建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用新型现代化取代旧式现代化的观点。”我们不妨把郑杭生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十幅题词看做近30年来他对社会运行学派的总结，它们分别表达出中国特色社会学或社会运行学派的科学人文观、顶天立地观、学派创新观、现代传统观、建设反思观、两种现代观、新型社会观、时代精神观、理论自觉观和社会运行学派的“五论”构成。

社会运行学派至今经历了近30年的学术求索和建设，在学理上不但形成了自己的主导观念而且又由其严密地衍生出丰富的学科理念，表明作为一个社会学学派，其学理建设臻于完善，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社会学学派。有论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成就可以作为考量一个国家社会发育和社会建设程度的标志”。这是对社会学学科很有见识的看法。我们看到，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多是社会学发达的国家，众多的社会学学派大体上处于欧美国家，社会学首先诞生在西欧并迅速发展起来，欧美的主要大学都有社会学系，社会理论思想活跃，社会理论和社会学著述繁多。这绝非偶然。这一点与弗朗西斯·福山指出的一点很一致，他说：“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对社会规范的影响非常之大，以致产生出了一种全新的学科，即社会学。该学科试图描述并弄清这些变化。”福山举出19世纪末的诸如滕尼斯、梅因、韦伯、涂尔干、齐美尔等杰出的社会思想家，认为他们都是致力于阐述这种社会转化的本质。于是随之在西方工业社会一百多年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了西方社会学的繁荣。这也启发我们来认识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年，即在中国进入快速转型社会之后，为什么能恢复中断了27年的社会学。社会运行学派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世界格局的激烈变化情况下，催生发展起来的。正是有这样的背景，社会运行学派的理论自觉表现为“神州气派、本土风格、中国特质、华夏品味”和“国际眼光、全球视野、世界观点、五洲胸怀”的学术追求。这种立意高远的学术追求对当代中国学术建设和发展有极其值得深思的意义。

费孝通先生有这样的话：“我们既要观察社会、认识社会，又要影响社会，也应该接受社会的影响。只有到了我们的认识成果能够影响社会的时候，社会学才算有了一点存在的价值。”我们站在理论自觉的立场上，用费孝通先生的这些话来考量社会运行学派会有什么结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