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语录体与理学结社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郡斋读书志》虽然搜罗了很多以语录命名的书目，甚至专门设立了“语录类”的文体类别，但是上述提到的各种各样以“语录”命名的书目，并未被列入“语录类”之中。在“语录类”中，晁公武共集列二十余种著作，均是理学著作。依次是《河南程氏遗书》（二十五卷）、《横渠先生语录》（三卷）、《横渠先生经学理窟》（一卷）、《元城先生语录》（三卷）、《谭录》（一卷）、《道护录》（两卷）、《龟山先生语录》（四卷）、《上蔡先生语录》（三卷）、《延平先生问答》（一卷）、《晦庵先生语录》（四十三卷）、《晦庵先生语续录》（四十六卷）、《朱子语略》（二十卷）、《师诲》（三卷、附录一卷）、《近思录》（十四卷）、《续近思录》（十四卷）、《五峰先生知言》（一卷）、《无垢先生心传录》（十二卷）、《横浦日新》（二卷）、《南轩先生问答》（四卷）、《张子太极解义》（一卷）、《二十先生西铭解义》（一卷）、《无极太极辨》（一卷）、《复礼斋语录》（一卷，亦名《桂林语录》）、《总括夫子言仁图》（一卷）、《群经新说》（十二卷）、《论五经疑难新说》（三卷）、《传道精语》（三十卷，《后集》二十六卷）、《勉斋先生讲义》（一卷）。

理学家或有理学背景的学者的语录体著述独享了“语录类”这一新出现的书目类别，且其数目也远远超过了“释书类”中收录的语录体著述。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在论及道学团体形成的时候，有学者从着装揭示道学的“结社性质”。程伊川（1033～1107）衣着在《程氏外书》中有数处提到。在攻击伊川的论敌那里，他的“奇装异服”在追随者中的流行也往往是嘲讽的话题：

然在庭之臣，不能上体圣明，又复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是以趋时竞利，饰诈沽名之徒，翕然胥效，但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轲传颐，颐死无传焉。狂言怪语，淫说鄙喻，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则为贤士大夫，舍此皆非也。近世小人见靖康以来其学稍传，其徒杨时辈骤跻要近，名动一时，意欲慕之，遂变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则曰此伊川之学也。

至于朱子（1130～1200）本人，“其闲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庙，以及先圣，退坐书室”。朱子受到庆元“伪学之禁”后，门人中“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异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理学家的服装看来不同于世人，“通过服装来自别于他人，极能显示出道学的结社性质”。

其实，撰写语录、刊刻语录、玩味语录亦颇能反映出新兴的道学团队的结社性质。早在二程那里，门人即开始记载语录，据谢上蔡（1050～1103）回忆，“昔从明道、伊川学者，多有语录”。也就是说，二程在世的时候，语录便在门人之间流传开了。实际上伊川对门人记载语录、翻阅语录之举并不满意，其高足尹和靖（1071～1141）将同学记下的语录翻阅，被伊川撞见，训曰：“某在，何必看此书？若不得某心，只是记得他意，岂不有差？”无论如何，程门弟子已开始流行记录老师的话语，并把语录作为经常阅读的对象。

如上节所述，宋时士大夫以刻书为风尚，而地方官与理学家刻行语录也形成了一种风气，在很多理学批评者看来，“语录”是理学家的最引人注目的招牌。袁枚（1716～1797）曾引沈仲固《癸辛杂识》的话说：“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所读不过《四书》《近思录》几部，自道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而足矣。有经济者，目为粗身；能作文者，詈为玩物丧志。为太守监司，若不刻语录，立四贤祠，虽立身如温公，文章如东坡，皆为小人。”又引刘后村为吴恕斋之序曰：“近世贵理学，而贱诗赋。间有篇章，不过押韵之语录、讲章耳。”顾炎武（1613～1682）《日知录》十九曰：“孔门弟子不过四科，自宋以下之为学者则有五科，曰语录科。”谈心性、撰语录成了理学家之为理学家的身份认证：“道学所包广，躬行能几人？空谈心与性，孰辨假和真？道学两字，无所不包，自元人修宋史，别立道学传，后人遂以谈心性、撰语录者为道学，而道学乃隘且易矣。”此类文字虽是揶揄语，但颇能反映出理学家与语录体之间的紧密关系。在庆元党禁之中，理学家被罗织的一项重要罪名就是“专习语录诡诞之说”。庆元二年叶翥（生卒年不详）与刘德秀（？～1208）上书，“乞将语录之类尽行除毁”。这一切皆能说明语录体在理学结社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道学团队之结社，不是一般的社会活动，而是修道共同体之结社，“语录”说到底是修道、证道过程之中师生对话的记录。语录体之流行反映了理学家讲学活动之盛与相应的书院之发达。理学家青睐语录体自与其传道、证道、体道这一修道共同体的性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