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1.2.1 国内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综述

1.2.1.1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我国学者对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自1993年第一篇文章（郭家铨，1993）以来呈逐步发展的态势。据统计，1993—2012年间，我国学者共发表该领域的文章135篇。从发文年度分布来看（见表1-1），1993—2003年这12年间，我国学界发表的相关论文总共仅8篇，有5个年度发文空白，年均不足1篇。而2005年一年就发文5篇，至今8年里一直呈增长态势，共发文127篇，年均约16篇，且从未间断（郝成淼，2013）。从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发文数量阶段分布上看（见表1-2），可将1993—2014年这20年间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发展划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起步阶段（1993—2004），这一阶段的研究基本都是仅与外语教育政策有关，而非直接以外语教育政策为课题，且罕见代表性成果（仅有一篇教育类核心期刊论文）；第二阶段为发展阶段（2005—2007），这一阶段学界认识到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价值，开始直接将其作为课题，多篇论文的篇名即包含“外语教育政策”字样，且出现了较多代表性成果（总共22篇论文中有11篇外语类和教育类核心期刊论文）；第三阶段为加速发展阶段（2008—2013），这一阶段每年发文都达两位数，代表性成果开始涌现（总共105篇论文中有53篇外语类、教育类和社科综合类核心期刊论文），但研究成果良莠不齐的局面也开始凸显（仅本阶段出现其他类非核心期刊论文）（郝成淼，2013）。

1.2.1.2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内容分析

国内关于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按其研究内容可以分为：外语教育政策的基本理论研究、外语教育政策历史及其批判性研究、外语教育政策的必要性研究、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对策研究、微观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宏观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外语教育政策的国际和地区间比较研究七大主题。

第一，外语教育政策的基本理论研究。专门从事外语教育政策的理论研究并不多见，有个别学者利用教育政策学的研究框架构建了外语教育政策的三维研究框架，即过程维度、内容维度、价值维度（沈骑，2011），有的学者把语言学和语言经济学作为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理论视角（徐启龙，2010；程晓堂，2012），分析外语的内在规律和外部因素。有的学者对我国外语教学理论进行了回顾研究（束定芳，2009）。

第二，外语教育政策历史及其批判性研究。陈章太（2005）等学者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语言政策和规划方面的研究分别做了相关的总结和探索。戴炜栋（2008，2009）、胡文仲（2001，2009）、王守仁（2008）、张正东（2005，2006，2007）等学者回顾和反思了自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和改革开放30年以来外语教育政策及其制定和规划的得失。学者们在肯定成就的同时，反思了历史上我国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的失误。研究的主题主要有：外语教育语种单一化与需求的多样化的矛盾、英语和母语（汉语）相互关系和地位（金志茹，2008）、外语考试政策的偏失（鲁子问，2008）、外语教育的区域及城乡差异矛盾（金志茹、李宝红，2008）、地区多样并存与无目的语环境等外语教育的国情研究（张正东，2005）、外语人才培养模式更新（金志茹、丁朋蓉，2008）、外语教学的“费时低效”（胡壮麟，2002）等。

第三，外语教育政策的必要性研究。张正东指出我国缺乏成套的外语教育政策，而缺乏有关外语政策的研究是制约我国外语教育全局的大问题（张正东，2005），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如鲁子问（2006）、张沉香（2011）等。一些学者从社会现实需求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的必要性（鲁子问，2006）。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存在着过于重视应试教育、政策目标迷失等现象，与社会实际需求严重脱节（朱中都，2007），我国当前的各项外语教育政策与我国社会发展对国家外语能力的需求出现比较严重的偏差（沈骑，2009）。一些学者从文化与语言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由于长期以来忽视语言与文化的共存依赖关系，导致外语教育规划中缺少跨文化教育（吴鼎民，2005）。也有学者从国家战略视角剖析语言教育的战略重要性（李宇明，2008）。有的学者从宏观教育政策视角进行研究，发现我国外语教育政策规划在整个教育规划中处于严重缺位状态。他们提出外语教育政策需要对外语地位和外语本体进行系统研究和规划，外语教育政策应当对外语教育目标、教师队伍和外语测试等环节进行重点研究（鲁子问，2005）。

第四，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对策研究。不少学者对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规划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改革策略。1983年许道思就指出首先要明确外语教育的重点，如哪些人最需要掌握外语、国家需要培养哪种类型的外语人才、培养的学制和途径等（许道思，1983）。群懿（1987）在回顾我国20世纪50年代外语教育政策的变化时，探讨了外语教育的数量与质量、普及与提高、重点与一般、主要语种和各种外语教育的形式和层次的地位和比例关系。他指出要处理好外语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关系，外语和国家对外政策的关系。近年来，有学者从教育规划角度提出建立科学的外语教育规划，制定出科学、合理、有效的外语教育政策，提出合理的外语教育目标，改革外语考试，强化外语师资培养，改革外语课程与教学等建议（鲁子问，2006，2007，2008）。有学者从培养目标的角度，提出制定人才培养目标首先要对社会需求、教育资金和学习者基础等因素进行透彻的分析，如蔡基刚（2003）、韩宝成和刘润清（2008）、陈国华（2008）。有些学者从需求分析的视角，指出首先需要调查评估我国对不同水平外语人才需求的数量和层次（张正东，2006）。有学者从政策系统视角提出外语教育政策一方面应采用先进的政策制定分析技术，同时扩大范围，让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确立和提高专家学者和政策分析人员在外语教育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提高其科学性；另一方面，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运用多种渠道让公众共同探讨政策的可行性，体现政策民主化的要求（张沉香，2007）。也有学者从宏观生态视角进行研究，认为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受政治、经济、国际环境影响较大，通常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由中央政府直接参与制定，民众参与较少，因此构建民主、科学的政策决策机制是提升我国外语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张沉香，2007；张蔚磊，2010）。此外还有从理论和实践视角研究改革策略的，如戴炜栋、王雪梅（2006），金志茹（2010），于晨凌（2010）等针对我国外语教育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以本土性、多元性、发展性为原则，从外语教育研究、师资教育、外语人才培养三个维度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体系。还有学者从外语教育的社会功能视角进行研究，如地域性外语语种的选择、成立外语教育咨询机构、设立统一的权威考试机构（杨德祥，2005）。

以上这些对策性研究都有一定意义，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些对策和建议大都比较宏观，缺乏具体的操作策略和可行方案。

第五，微观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微观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主要包括地方与民族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不同教育阶段的政策研究以及外语教育内部各个细节的研究等。

鉴于我国长期忽视根据地方所处区域实际情况以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对外语人才的特殊需求来制定地方性外语教育政策（李丽生，2011），学界近些年也开始关注地方与少数民族外语教育政策，例如“在外语教育的规划中，既要突出对世界性语言的特殊关注，也要充分考虑地区性语言的关键所在”（刘利民，2009）。张正东于2002年率先提出为西部大开发制订外语教育政策。他呼吁国家要采取积极措施支持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外语教学，为少数民族地区制定专门的外语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和外语教材，加强西部地区外语师资的培养，提高西部外语师资的质量（张正东，2002）。此后，地域外语教育研究开始兴起，如极具地域特色的广西外语教育政策研究（陈光伟，2007；陈兵，2012）。关于少数民族外语教育的研究也开始起步，例如杨玉（2012）详细阐释了少数民族外语教育的文化使命问题。

也有不少研究是针对我国不同教育阶段的外语教育政策，如关于高校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沈骑，2010），关于基础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韩宝成，2008）。

其他微观层面的研究包括我国外语考试制度（鲁子问，2004），外语教育投资的成本与产出（鲁子问，2006），学习者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等外语能力（柯飞、傅荣，2008），外语教师教育观念和知识能力（刘学惠，2005）与教师专业发展理论（王斌华，2005）等。

外语教育的发展既取决于国家教育资源的配给，也与学生原有水平的高低、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外语学习规律等诸多因素相关。在有关的文献中，这些涉及外语教育发展的本体研究占了相当的比例。

第六，宏观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之“国家安全与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关于这一主题很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外语教育政策事关国家文化利益、教育价值取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受多维制约因素影响（曹迪，2012；刘炜，2012；王克非，2011；鲁子问，2008；张贞爱，2011）。外语教育政策与社会政治安全（赵蓉晖，2010）、外语教育与新型国际关系（贾爱武，2007；刘海涛，2006；李宇明，2010）等更成为近几年来学术界的新热点。

这些研究指出，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实力的增强，我国正在由本土型国家转向国际性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为维护国家统一、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必须用新思维研究外语教育规划，将国家安全纳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总目标。这种大安全观和新思维给我国外语规划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外语应成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有力手段。

外语语言战略不仅需要考虑到国家资源、市场需要等因素，更要符合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整体的语言战略，也要符合该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定位。

第七，外语教育政策的国际和地区间比较研究。随着语言政策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者采用了新的研究视角，即外语教育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譬如，周庆生（1999）主编的《国外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进程》一书，通过编译国外语言政策理论和经验，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语言政策。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该主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民族研究的研究报告《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2004）论及22个国家的语言政策，覆盖了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还有周玉忠、王辉（2004）的专著《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理论与国别研究》。

该主题以对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研究居多，这些地区的共同特征是语言多元、文化多元，所以研究这些国家的语言政策极具借鉴意义。关于美国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是蔡永良的《美国的语言教育和语言政策》（2007），它采用了历时研究方法，分析了美国的语言教育和语言政策，揭示了美国历史上的“唯英语化”教育运动及其对印第安部落的语言同化政策。通过对美国各时期的外语教育政策的梳理和分析（贾爱武，2007；张蔚磊，2014），研究美国外语教育现状和政策的演变（刘文宇，2010），学者们发现其外语教育政策始终是以国家安全为取向的（贾爱武，2007；鲁子问，2006），他们的目标是致力于建立国家语言资源和人才储备库（龚献静，2012）。美国所采取的改革课程标准、更新教学手段、建设师资队伍等方法来提高政策执行效果（李蕊，2007）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像美国那样把外语提升到国家安全高度，可能导致偏离外语教育根本目标、偏离公民教育本质等负面效应（宋娜娜，2001）。此外，关于美国外语教育政策的负面影响，我国应引以为戒，譬如有学者指出美国没有明确而连贯的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美国在制定政策时没有考虑民主的需求等（张蔚磊，2014），这些都值得我国吸取教训。

对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外语教育政策背后的经济价值。澳大利亚强调外语的经济效用，他们认为加大外语教育的经济投资与长远规划有助于引进资金、技术和借鉴管理经验（罗爱梅，2010）。澳大利亚实行的优先化语言政策、强化亚洲语言的教育（王辉，2010）、注重外语教育语种多样化和学生发展个性化（张沉香，2009）等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对欧洲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欧盟语言政策文件的分析。例如何艳铭（2005）对“欧盟语言教学与评估共同纲领”进行了专项解读和分析。傅荣（2003，2008）分析了欧洲的外语教育政策，总结了欧洲“语言多元化”的特点。此外，也有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语言多元化”教育战略进行的研究，如沈骑（2009b）。

此外，也出现了少量关于德国（张建伟、王克非，2009）、法国（戴冬梅，2010）、荷兰（施健、余青兰，2008）、英国（程晓棠，2006）、泰国（王进军，2011）等国家以及东亚（沈骑，2011）等地区外语教育与政策的论文。这些文章都从不同视角分析了国外外语教育政策对我国的启发。还有个别的“中外外语教育政策比较”的文章，如张沉香（2012）。但对国外外语教育政策的执行和评价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的文章尚不多见。

关于港澳台外语教育与政策的论文较少，例如顾永琦（2005）对香港双语教学的研究，罗丹（2004）对香港基础教育阶段的外语课程发展的研究，熊南京（2006）对台湾语言政策（1945—2006）进行的专题研究。

总之这部分研究普遍以单个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研究侧重于描述而轻于比较。在以上研究中笔者发现对外语教育政策实施与评价的研究不多。政策过程包含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实施）、政策评价与政策调整（改革）四个环节。政策实施和评价对外语教育政策研究至关重要。因此，笔者拟从政策实施角度进行实证研究。

1.2.1.3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方法分析

大部分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为定性研究，也出现了少量的定量实证研究，如郝成淼（2013），也有简单介绍相关研究方法的文章，如邹为诚（2011）。

据郝成淼2013年的统计发现，近20年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方法逐渐多元，其中定性研究占较大比重，描述性研究约占1/4，定量研究在近5年也开始出现（尽管成果甚少）。随着研究阶段的递进，研究视角也越来越广。总体来看，学者们选取的主要视角是政策学（政治学）和教育学，分别占近60%和近25%；其他学科视角累计不足20%，包括经济学、文化学、语言学、哲学、神经科学和发生学。（见表1-3）

1.2.1.4 相关研究中心、学术会议和立项情况分析

2009年12月5日，以“国际视野与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中国外语教育”为主题的首届中国外语战略与外语教学改革高层论坛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外语教育规划正在从民间学术交流走向政府的政策决策过程。此后每年都有外语教育政策类会议，如2013年12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办了“语言与未来首届高峰论坛”，论坛对外语教育进行了全面的反思。

综上所述，对外语教育政策的关注近几年来逐渐升温，这说明越来越多的外语教育工作者和政府决策机构都逐渐意识到没有科学的、合理的外语教育政策的规划，就不可能对现有的外语教育进行深刻的改革。目前，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主题、方法与视角均已呈现多元局面，但都还有待更大的突破。截至目前，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已涉及基本理论研究、史学研究和批判研究、对策研究、国际比较研究、国家安全层面宏观研究和地域外语教育的微观研究等研究主题，但不同主题内容之间在成果数量与质量方面差别很大，在诸如港澳台外语教育政策、外语教育政策实施和评价研究等一些重要主题的研究方面非常不够，仍需加大力度。研究方法方面，定性研究占绝大部分，多侧重于对外语教育发展历史的评述、多项外语教育制度的解读等。定量研究与描述性研究相对不足，调查研究更是不多见。

因此本书拟从外语教育政策实施情况的视角入手，采用问卷调查和实地考察等方式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