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 翻译研究文化学派

长期以来，翻译被视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翻译研究更多关注语言之间的差异，以及在译语中找到原语的“对等项”，从而使译文忠实地“再现”原文。197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突破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从关注微观的语言现象，转向关注宏观社会语境对翻译的影响，其中代表性人物有霍尔姆斯（（James Holmes）、佐哈（ItamarEven-Zohar）、图里（Gideon Toury）、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勒菲弗尔等。霍尔姆斯最早提出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念，被视作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开山大师”。佐哈（Even-Zohar，2000）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多元系统理论，并论述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以及发挥的作用，对翻译研究产生很大影响。之后，图里等在多元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对翻译现象进行更加深入的描述性研究和理论建构工作。图里认为翻译是一种受到社会文化规范制约的行为（Toury，2001:56），译者在从事翻译之初始阶段总受到初始规范（initial norm）的制约，要在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做出选择。倘若选择遵循原语文化规范则译作倾向于“充分性”（adequacy），若遵循译语文化规范则倾向于“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译者的这一选择将支配他在翻译过程中的其他抉择。除此之外，图里还提出预先规范（preliminary 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预先规范制约着特定时期翻译选材以及对待转译的态度，而操作规范则指翻译过程中的实际选择，即具体的翻译方法和技巧。虽然图里的研究主要面向译语系统，致力于探讨制约一部作品、一类文本或一个时期译本的翻译规范，以及这些规范背后的原因，但是对于我们探讨建国之后国家赞助的文学外译活动不无启示。建国之后的文学外译主要由原语文化系统发起，倾向于遵循原语文化规范，追求译作的“充分性”，具体表现在措辞和句法上对原作的亦步亦趋，译介过程中尽量保留中国文化。

图里等的研究主要从实证的角度去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旨在发现翻译的一般规律（laws），这种做法与他所强调的翻译研究的动态性相抵触，因而遭到批评。（Gentzler，2004:120-121）。此外，图里等人的研究中忽略了现实中的政治和社会权力关系以及具体机构对于翻译的影响（Hermans，1999:118）。

文化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勒菲弗尔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把福柯的权力话语引入到翻译领域，提出翻译必然会受到译者或当权者意识形态（ideology）和主流诗学（poetics）的支配。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文学史、文集编撰、批评以及编辑等都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rewriting），不可能真实反映原文，其中，翻译是最显著同时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改写方式。（Lefevere，2004:7-9）勒菲弗尔指出，在文学系统中翻译的功用主要取决于三种因素：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文学系统外的“赞助人”（patronage）以及处于主流地位的“诗学”（poetics）。在文学系统之内，主要是专业人士，包括批评家、评论者、教师和翻译家等，专业人士有时压制那些与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相悖的文学作品，他们通常会改写这些文学作品使其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相符。（Lefevere，2004:14）另一个来自文学系统之外，就是所谓的“赞助人”，即任何促进或妨碍文学作品阅读、生产以及改写的力量。赞助人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组织机构，诸如宗教团体、政党、阶级、宫廷、出版者、或大众媒体等。（Lefevere，2004:15）主流诗学则包括文学方法以及文学的作用的概念。通常赞助人更关心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问题，涉及到诗学的问题则下放给专业人士处理。一般情况下，代表“正统观念”的专业人士与赞助人的意识形态相近，事实上，赞助人依赖专业人士控制文学系统，使其与他们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Lefevere，2004:15-16）勒菲弗尔认为，赞助人会直接或间接对译者施加压力，确保译作与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保持一致，当然，译者可以选择接受或抵抗这种制约，但一般说来，译者倾向于选择接受这种制约。（Lefevere，2004:15）

同时，勒菲弗尔指出，在翻译过程倘若语言学方面的考虑与意识形态和诗学本质发生冲突，后者往往会占上风。（Levevere，2004:39）换言之，在勒菲弗尔看来，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考虑是意识形态，这里的意识形态主要是译者的意识形态，或者说赞助人强加给译者的意识形态，诗学因素则指目的语文化的主流诗学，这两方面决定了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勒菲弗尔较早把“意识形态”的概念引入翻译领域，揭示隐藏在翻译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开辟了翻译研究的政治视角。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建国后国家赞助的文学外译活动，以具有代表性的杨译鲁迅小说和《红楼梦》作个案，建国后为应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打压，我们迫切需要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并建构新国家的正面形象。作为原语系统发起的翻译活动，翻译过程中倾向于遵循原语系统的文化规范，追求译作的充分性，加上当时原语系统的主流翻译诗学强调“忠实”“对等”，因此，无论杨译鲁迅小说还是杨译《红楼梦》都尽量直译，体现在措辞和句法上忠实于原作，并尽量传递中国文化。但另一方面，建国后的文学外译被视作对外政治宣传的一种辅助手段，在翻译活动的各个环节，如翻译选材、翻译策略乃至译作的对外发行均受到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影响，译者的主体性大大削弱。

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我们探讨建国后的文学外译活动提供了理论视角，原语系统以自身为中心主动发起的译介活动意味着译介选材尽量选择原语系统中的经典作品，译介策略上，尽管主流翻译诗学追求译作的“忠实”，但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内容会遭到改写。此外，还通过添加“序跋”和“出版说明”等副文本从宏观层面上对译作进行操控，以期达到引导译入语读者阅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