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 社会运动的相关理论

本书吸收和借鉴了社会运动理论的成果，对环境群体抗争进行分析。20世纪80年代，社会运动研究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最为繁荣的学术领域之一，研究呈爆炸式增长。

1.3.2.1 社会运动古典理论

关于心理取向的研究强调集体行动者在很大程度上受不满、怨恨的情绪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具有非理性的倾向，将集体行为视为因“人群意识”传播而令理性控制崩溃的结果。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是这一研究的鼻祖，他认为，个人的思想容易受到群体的感染变得疯狂而非理性，随着参与人数逐渐增多并且相互影响和启发，最终致使群体的行为和思想趋于一致。布鲁默（H. Blumer）和特纳（Ralph H. Turner）认为，集体行动的形成需要的共同心理，包括集体意识、思想和集体兴奋。斯梅尔塞（Smelser,1962）提出了加值理论模型，认为六大因素（包括结构性诱因、怨恨及剥夺感、一般信念、有效动员、诱发因素和社会控制力下降）不断累加导致了集体行为的发生。格尔（Ted Robert Gurr,1970）发展了相对剥削理论，定义相对剥削为人们对“价值期望”与“价值能力”的差距的主观感觉。他认为，被剥夺感越强，人们形成运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1.3.2.2 资源动员理论

在理性取向的研究者看来，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并非是非理性的行动，个人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取决于他在该行动中获取的收益和付出的代价的权衡。学者奥尔森率先将理性选择的思想引入社会运动研究领域，提出存在“搭便车”现象。他认为，既然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公共物品的好处，坐享他人付出成为“理性人”的最佳选择，那么只有通过强制、选择性奖励等手段才能解决该问题。奥伯肖尔（Anthony Oberschall）肯定“选择性奖励”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并指出外部资源，如精英的支持对集体行动的重要程度。麦卡锡等人认为，资源动员和专业化是决定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康豪瑟（William Kornhauser）将集体行动视为理性化的组织化过程。麦克亚当（McAdam）指出了网络在集体行动中的沟通和团结功能。

1.3.2.3 社会建构取向——政治过程理论

政治过程理论承认理性人的前提假设，关注政治体制、结构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塔罗等人将此定义为影响社会运动参与度的政治环境，政治机会的多寡决定社会运动是否兴起。麦克亚当（D. McAdam）提出了“政治过程模型”，认为政治机会结构、基层组织资源、认知解放、运动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四种因素共同推动社会运动。蒂利（Charles Tilly,1975）等人提出了政体模型，认为政体有政体成员和非政体成员，非政体成员可以采用两种途径对政体产生影响，要么通过体制化过程进入政体，要么致力于打破政体，即发生社会运动乃至革命。此外，蒂利提出，参与者的利益驱动、组织与能力、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推动或阻碍因素、政治机会结构等，决定了集体行动成功与否。

1.3.2.4 文化取向——社会建构理论

社会建构理论强调的是符号、价值、身份等因素的作用，尤其强调意义建构对于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重要性。伦布克（Jerry Lembcke）认为，工人阶级的文化对工人阶级的力量产生重要影响。克兰德尔曼斯（Bert Klandermans）提出，社会构建的核心内容是集体信仰及其形成和转化的方式。他认为，社会建构可以从集体身份、说服性沟通、意识提升三个层次来讨论。戈夫曼将“框架”概念引入社会学，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角度。

本书在研究环境群体抗争时，主要吸收和借鉴上述三种理论成果。崩溃学说中强调“社会怨恨”，这与中国环境群体抗争中被环境污染损害利益的公众的心理活动相符合。资源动员理论可以解释环境抗争中动员的过程，资源的利用可分为内在资源的利用和外在资源的利用，如新媒体就可以被视为一种抗争资源。政治过程理论特别关注运动发生的制度背景，正是这些不同的社会制度为环境群体抗争创造政治机会结构，这是决定抗争行为能否发生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