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美国智库行业研究

一、智库行业研究

詹姆斯·麦甘领导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市民社会项目”（TTCSP）课题组从2006年开始对美国智库总体发展状况进行持续性跟踪研究，在其每年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中对美国智库数量和特点进行分析，并给予评价和排名。沈进建（2016）从供需角度指出美国智库市场是一个二元结构为特征的市场，需求侧由政府、媒体、公众和利益集团四个主要部分组成，供给侧由政府智库、民间智库和大学智库构成，并将智库市场分为三级结构，即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和三级市场。智库市场的形成有利于政府发现问题，有益于问题辩论，为政府提供多学科决策咨询。当前，美国已初步形成以政府决策需求为导向、多专业、跨学科研究的智库市场，为美国政治决策提供了思想基础⁽⁹⁹⁾。

二、智库研究领域

一是美国智库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多位学者和专家分析了美国智库对全球性问题的政策影响，包括气候变化政策、全球治理、对外政策和战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方面。二是美国智库对区域问题的研究。美国智库对全球各区域进行了细致研究，重点集中在欧洲、亚洲、非洲、中东等区域，如美国智库对非洲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对非政策与战略、非洲安全和政治议题、非洲卫生战略、非洲培训计划、人道主义危机、极端主义等方面⁽¹⁰⁰⁾。三是美国智库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2003）出版的《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一书全面介绍了智库与美国对华政策之间的关系⁽¹⁰¹⁾。张春（2007）出版的《美国思想库与一个中国政策》分析了学术型、游说型和合同型三类智库对“一个中国”问题的政策立场及其对美国政府的影响，指出美国智库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制定发挥了重要影响⁽¹⁰²⁾。卢跃威和韦磊（2010）认为近年来美国智库兴起当代中国研究的直接动力在于中国的迅速发展，而其根本动力和原始动力在于维护和扩大美国国家利益，美国智库对中国的重点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崛起、中美关系、双边贸易等问题⁽¹⁰³⁾。刘军和马晴（2017）分析了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进步中心等美国著名智库关于“一带一路”研究的主要观点⁽¹⁰⁴⁾。另外，多位国内外学者和专家分析了美国智库近年来出版的一系列与中国相关的论著，涉及军事、外交、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范围非常广泛。四是美国智库对美国内部问题的研究大都涉及智库对美国内政外交政策及战略产生的重大影响。

三、专项智库研究

美国政府型智库研究。蔡晨风（2005）分析了美国国会议员助理如何服务于议员，同时对国会下属的美国国会研究部发展背景、组织结构、服务内容进行了研究⁽¹⁰⁵⁾。黄如花和李白杨（2015）对美国国家智库——中央情报局信息资源管理、情报分析、人力资源管理、出版物管理等方面的实践进行了分析⁽¹⁰⁶⁾。李宏和马梧桐（2016）分析了作为顶级政府智库之一的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的工作机制、人员构成、职责、组织管理及与总统科技政策办公室之间的关系⁽¹⁰⁷⁾。李健和马增军（2016）对美国防务智库的现状和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以防务和国家安全领域研究为主业、以军方为第一用户、专注于国防和军事某一研究方向的智库可归类为防务智库，并指出防务智库具有高度独立性、遵循非营利机构下的商业化运作规则、退役军官为其主力军、与军方关系密切等特征⁽¹⁰⁸⁾。美国军队目前已建成分别隶属于最高统帅机关、军种和作战司令部以及院校的三大智库群，这三大智库群分工明确、功能互补，构成了美军建军备战的“思想宝库”，最高统帅机关的智库为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辖的委员会或分析中心，同时美军也利用一些民间智库为其出谋划策，军内智库和民间防务智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近年来，美国防务智库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民间新兴防务智库层出不穷⁽¹⁰⁹⁾。

美国高校智库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高校智库兴起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高校智库特点及影响力、决策影响方式或途径、发展趋势等方面的研究。赵中建（2000）以美国教育政策联盟为例，对美国教育智库的管理体系、宣传方式、成果转化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¹¹⁰⁾。鲁鹏（2013）认为美国大学智库存在具有大量研究人员和教学资源、研究成果学术性和战略性强、观点中立等优势，并且通过研究人员到政府机构任职、建立社团关系网或大众舆论来影响政府决策⁽¹¹¹⁾。孟彦（2015）认为美国高校智库具有几个特点：一是人才在不同学科和机构之间的流动，尤其是通过“旋转门”机制实现与政府之间的流动；二是国际化程度高，重视国际问题研究及与国际机构之间的沟通交流合作；三是与政府沟通通畅；四是对媒体、公众的影响力较大，社会信任度较高⁽¹¹²⁾。苏江丽（2015）对美国大学智库的功能进行分析，认为美国大学智库具有作为政府政策思想“掮客”、构建跨国智库网络和为政府提供人才的功能⁽¹¹³⁾。方婷婷（2015）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为例分析了美国大学智库影响政策途径，并分别对大学智库影响决策核心、权力中心、边缘大众三个层次的影响途径进行具体分析^(114)(115)。董石桃和刘勇（2016）对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后发现美国高校智库国际化发展具有机构国际化、研究领域和研究队伍国际化、课程设置国际化、学术合作和交流国际化、研究成果传播国际化等特点⁽¹¹⁶⁾。田山俊（2016）分析了美国大学智库从20世纪初期至现在的发展历程，指出大学智库已成为美国智库的重要类型，具有完善的管理体制，在政府决策中具有重要影响力⁽¹¹⁷⁾。芮雯奕（2016）总结了世界科技智库领域排名前列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的运行模式及特点⁽¹¹⁸⁾。丁端（2016）以霍普金斯大学斯塔尔“大中亚计划”为例分析了高校智库对美国中亚外交政策的影响⁽¹¹⁹⁾。赵勇和高思嘉（2016）指出美国高校智库具有以下特点：强势研究领域与优势学科互相倚重；筹资多元化，研究具有独立性；聚集校内研究力量，吸纳校外智力资源；以基础资政信息数据为保障，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式；立足美国国家发展，关注全球性、战略性议题；成果传播途径多样化，打造高端智库品牌。同时，他们指出美国高校智库通过创新观点提升学术地位，利用媒体引导社会思潮，通过学者政要之间的角色转变，促进研究成果转化应用，提升其话语权⁽¹²⁰⁾。马艳艳和薛理泰（2016）指出美国高校智库已经成为知识和权力之间转换的桥梁，充当了联系学术界和政府之间的媒介，使学术界与政府之间保持着紧密的互动关系⁽¹²¹⁾。毕长泉和曹健等（2016）对美英两国世界一流的高校智库研究成果的类型、内容体系和可获得性三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后，认为美国高校智库重视运用高校机构知识库收藏和传播智库成果，并通过互联网、新媒体、社交网络和云技术等方式推广其研究成果⁽¹²²⁾。

军工复合体研究。刘恩东（2003）认为美国军工复合体包括行政部分内的军事机构、工业和商业、国会、学术和科学团体，其中学术和科学团体包含智库机构，复合体通过多种方式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¹²³⁾。章节根和沈丁立（2004）指出军工复合体利用智库游说政府，从而影响美国军控政策⁽¹²⁴⁾。田旭东和朱晓梅（2006）指出美国军工复合体利用其经济实力影响和扶植一批智库，从理论和政策上为其拓展利益空间，并构建起“官—商—学”人才“旋转门”循环体系⁽¹²⁵⁾。朱文江（2008）对美国军工—智库复合体进行分析，指出在小布什任职总统期间，复合体由军事工业企业、宣传机构（媒体）、智库通过无形利益链条紧密串在一起而构成，在内部进行人员和资金的流动，复合体对美国外交及军事政策产生重大影响⁽¹²⁶⁾。刘恩东（2008）分析了有美国军工复合体背景的智库人员和政府之间的“旋转门”机制，复合体通过担任总统顾问、助理或政府高级官员直接为总统出谋划策，利用智库刊物、报告等途径影响外交决策，并通过专家咨询、学术会议、议会听证等左右大众舆论与政策取向⁽¹²⁷⁾。王志军（2009）分析了美国军工复合体通过智库、媒体和院外游说集团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运行方式⁽¹²⁸⁾。王志军和陆丕昭（2009）指出美国军工复合体已经发展成为军事部门、大军工企业、新保守主义的亲战政府部门、受强大军事院外游说集团影响的国会、亲战智库和媒体宣传机构形成的组织，通过智库和媒体影响整个美国社会⁽¹²⁹⁾。石斌（2014）分析了作为美国“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内部成员的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伊拉克战争中起到的重要作用⁽¹³⁰⁾。

教育类、农业类、旅游类智库研究。余妍文和朴钟鹤（2015）指出美国教育智库呈现从宏观理论研究转为问题导向研究、从应急性研究转向前瞻性研究、从封闭性研究转向开放协作性研究的趋势⁽¹³¹⁾。赵章靖和邢欢（2016）将高等学校的教育政策研究机构或政策联合体归类为美国教育智库，分析了其主要特征⁽¹³²⁾。梁丽和张学福（2016）对美国不同类型的农业智库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其具有资金来源丰富多元、项目管理机制完善、注重宣传推广及合作交流、人才使用机制灵活、研究客观严谨、具有独特优势、数量持续增长且发展多元化等特点⁽¹³³⁾。于良（2016）对包括美国旅游产业协会在内的旅游智库进行分类，并分析了其特点⁽¹³⁴⁾。陈斌和俞贺楠（2017）认为美国存在研究所、公司、研究中心三种形式的就业与社会保障类智库，它们具有独立性、人员多样性、资金多元化、成果转化和传播渠道化等特点⁽¹³⁵⁾。